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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处长，校军医处长金诵盘任军医处长，还有教官陆福廷任交通处长，徐桴任军法处长，褚民谊任审计处长。除军务、航空、军需和征募4个处外，由黄埔军校教官任处长者共10人，占78％。黄埔师生人数比重之大，地位之重要，实非其他革命武装组织可比。
1926年7月9日，北伐誓师大会在广州东校场举行，李济深亲任誓师大会总指挥，张治中任司礼官，钱大钧率领第1军第20师任大会警卫司令。在大会上，举行了总司令及各军将领授印、授旗和阅兵式。国民政府高级官员、广东工农商学各界人士都参加大会，盛况空前。留校教授部主任李铎和训练部主任吴思豫，分率军校长官和军校武装学生到会祝贺，潮州分校学生来电请缨出征。第4军叶挺独立团中的黄埔生、共产党人数最多，他们先于誓师大会前担任“北伐先锋”，挥军挺进湖南，为北伐军首传捷报。
国民革命军第1至第8军，是最早出战的主力，除第5军留守外，其余分东、西、中3路水陆兼程，昼夜进发，开赴进攻出发地点，待命出击。黄埔军校教官和学生，除在总司令部任职外，共计各期教官和第1至第4期毕业生，第5期学生，第6期入队生，学生军、军士教导队，高级班学生，各分校学生达3．3万多人，不管在前线或后方，实际都直接或间接投入到北伐战争中去。
黄埔军校师生担任军、师、团长、参谋长、各级党代表、政治部主任的人数很多，使北伐军的军事和政治素质都得到了有力加强。其中较多集中在总司令部的直属团、队和第1军所属各师，有的分散在北伐军中担任各基层连队的军事和政治骨干。在北伐军任军级领导的，有军长何应钦、军党代表缪斌、军参谋长叶剑英、副军长王伯龄等；主要由黄埔师生任师长、师参谋长、党代表、团长和政治骨干的，有王伯龄第1师、刘峙第2师、谭曙卿第3师、冯轶裴第14师、钱大钧第20师、严重第21师、陈继承第22师及张贞独立师等。第4军叶挺“独立团”中，有黄埔教官杨宁（朝鲜人）、袁也烈，第1期毕业生周士第、曹渊、许继慎、董仲明、胡焕文，第2期学生吴道南、练国梁、卢德铭、张堂坤、蔡晴川等，分任参谋长、参谋、营长、连长、队长和政治骨干，他们都是共产党员，战斗中尤为英勇。参战的黄埔军校师生和武器数量，相当于两个军的实力。黄埔师生是北伐军的重要力量，他们冲锋陷阵，破敌攻城，立下战功。
第八章 校军东征北伐（12）
黄埔军校师生在开赴北伐前线的途中
在著名的汀泗桥之战、贺胜桥之战中，黄埔师生与兄弟北伐军共同战斗，最先突破敌军阵地，为克天险、破要塞立下首功。他们带动全军歼灭吴佩孚主力，打破敌阵大门，为北伐军扫荡湘赣敌军，长驱直进铺平了道路。武汉之战，由邓演达担任攻城司令，第4军叶挺“独立团”主攻武昌城，刘峙第2师投入战斗，随军第6期入伍生也参加挖地道攻城，最后胜利破城。
在湘鄂战场的第3、第4、第8军进军河南，打败奉军，进占郑州。军中黄埔生英勇赴敌，慷慨牺牲。南昌之战，王伯龄第1师、刘峙第2师、第6军各师部队与孙传芳强敌展开恶战，两次攻入南昌又两次撤出，牺牲惨重。师长王伯龄陷入重围，在前线失踪20余天。第三次是兄弟军驰赴增援，金佛庄也率部投入作战，首先进城，终于全歼孙传芳江南主力，确保总司令部进驻南昌。
东路军何应钦为总指挥，率谭曙卿第3师、钱大钧第20师、冯轶裴第14师、张贞独立师和潮州分校炮兵团向闽浙战场进军。严重第21师、陈继承第22师转战浙赣各地，胜利攻取杭州城。闽省敌军闻吴佩孚、孙传芳接连败北，都畏惧北伐军的声威而无法抵抗，福州守敌举旗投降。孙军总司令周荫人被擒，浙闽两省很快被光复，北伐各军再向江苏前进。以黄埔师生为主力的部队先后云集江苏战场，迅速占领孙传芳的最后巢穴南京、上海，继而渡江北上进占徐州。这时，北伐军从最初的8个军，不到1年就扩充增编为30多个军。长江流域中下游各个省，大半个中国均为北伐军所有，创我国武装反帝反封建的鼎盛时期，黄埔师生在其中建立了功勋。
共产党人是北伐前线和后方政治战线的主力军。恽代英、聂荣臻等先后开赴前线。留校的熊雄、安体诚、张秋人、萧楚女、杨其纲、王懋廷等仍是军校主要骨干和核心。黄埔军校出版的《黄埔日刊》、《黄埔潮》、《革命军》，武汉分校出版的《革命生活》，各个时期出版特刊、专号，以及供学生用的政治读物、讲义、课本，都大力进行革命教育，鼓动投身北伐斗争。《黄埔日刊》被称为“东方人民的号角”，中外发行，日销5万份，影响之大，为国内普通报刊所难以匹敌。《黄埔潮》周刊奉命发往北伐各军每营1本，第1军所属各师以黄埔师生最多，则每连1本，用以传递信息，鼓舞士气，指导战斗。军校书报刊中的宣言、通电、社论、短评、传单大多出自共产党人之手。恽代英、熊雄、萧楚女等人尤以文才出众著名。由于师生们分散在各军、各地、无论前线和后方都配合作战，于是形成一支既分散又统一的政治劲旅，与军事进攻并驾齐驱。为鼓舞士气，瓦解敌军，争取民心取得了显著的业绩。
在北伐战争中，还有一批活跃在敌人后方的黄埔军校师生。他们在北伐军出师前后，深入敌人营垒，隐姓埋名，刺探军情，在无形战线上同敌人开展斗智斗勇的斗争。他们或请缨或受派，都能勇敢地到敌人后方去。在河南、湖北、湖南、江苏、福建、浙江、安徽等省均派有负责人执行这种任务。军校教官茅延桢早在1925年底东征结束后，便到河南进行地下工作。徐向前与几位第1期同学向校部请缨，回到北方从事政治工作。1926年底，周恩来秘密进驻上海，在1927年3月领导两次工人武装起义，参加总罢工人数从36万人增至80万人。直接与张宗昌守城敌军作战的工
北伐出征前的黄埔军校学生
人武装达1万多人，歼敌3个团，缴枪4000余支。直到“四·一二”事变发生，周恩来才“穿了长袍，带了眼镜，扮成商人乘船转赴武汉。”
1925年，第2期学生王一飞，被选为革命军人代表，参加“广东外交代表团”辗转北上，从上海、南京、九江、武汉、郑州、开封到达北京，他沿途开展革命宣传。在著名的北京“三·一八”惨案中，王一飞先在天安门前由陈毅等拥到华表之下，登高向群众大会发表演说，然后担任游行队伍的总指挥，率队开赴段祺瑞政府门前示威，血溅铁狮子胡同，轰动中外。第3期学生黄铁民受军校派遣赴安徽开展地下工作，策反军阀部队起义。他动员马济所部陈雷一团归顺北伐军，与跟踪追击的敌军开展恶斗，边战边走，顺利抵达汉口。校政治部宣传科长王懋廷（德之）奉命举办云南籍学生政治训练班，结业后一起回原籍开展秘密工作，配合北伐进军。
第八章 校军东征北伐（13）
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前中）和苏联军事顾问铁罗尼在进军途中交谈。右一为副主任郭沫若。黄埔师生中的这批精锐的骨干，在无形战线上投入战斗，在城市、农村开展艰险斗争，英勇无畏，置生死于度外，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在敌人的心脏里开展活动，虎穴立功。这对瓦解敌人，争取民心发挥了很大作用，使军阀、官僚、奸商、地主、土豪闻之丧胆。
北伐军在进军途中，以刚取得的东征胜利的威望，普遍受到各地工农群众燃放鞭炮、箪食壶浆的热烈欢迎。各地工农组织如上海工会、河南红枪队、湖南农会、福建民兵、武汉纠察队势如排山倒海，震动神州。对支援北伐战争、壮大革命威势，发挥了重大作用。当年省港罢工委员会组织了3000多人的运输队、宣传队、卫生队随军远征，韶关地区农民多达万人随军北上，湖南各地农会纷纷成立宣传队、慰劳队、破坏队、长矛大刀队、敢死队等，为北伐军担任侦察、带路、送信、救护和拿起武器直接参加战斗，确保北伐军取得胜利。北伐军第一次攻入南昌城，就是当地工农群众与北伐军里应外合的结果。80万上海工人起义也为北伐军进城铺平了道路。
黄埔英烈
在革命英雄主义思想引导下，广大黄埔师生在东征北伐战争中实践了自己的誓言，他们有的冲锋陷阵，破敌攻城，葬骨青山；有的深入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