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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生命力之旺盛与永恒。然而，兴奋过后仔细思量，“道学”——空虚的理论说教可以征服世界吗？文素臣及其仆从的“床上工夫”真的有那么大的神通吗？小说中的文治武功，都显示出中华文明有着包括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的强大的综合国力作为支撑，但是，这个支撑点却落在虚幻的“神授藏银”上。或许，这也可以视之为精神与物质的能量转换吧。中国人往往就爱生活在一种虚幻的梦境与真实的现实之间。值得欣慰的是，中国传统文士连做梦都是做的“强国梦”。也只有在梦中，中国传统文士才敢于将自己正统的与非正统的、道德的与非道德的心路历程袒露无遗。这就是《野叟曝言》被称之为“奇书”之所在。
四
在中国这片富有深厚宗法传统的社会土壤上，文士是一个很大的社会群体。文士的文化知识、政治才能和道德修养远远超越于同时代社会中的任何一个群体或者阶层的人，其社会责任感也远较社会其他成员为强，有着非常巨大的社会政治能量，因而成为统治者羁縻笼络的对象。但是，这个群体缺乏必备、独立而又稳定的社会经济资源作为支撑，因而具有极大的依附性，他们必须依附于能够为其提供这一资源的人来满足基本生存和进而以求修齐治平之发展。在封建社会中，以帝王为首的封建统治集团垄断了所有的社会资源，便成为传统文士不得不依附的对象，其具体的依附形式就是卖身投靠之出仕，置换成文雅一点的传统表述就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这是一个君主独裁垄断、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买方市场，这是一条荆棘遍布的单行道，一座下临深渊的独木桥。在千军万马奔官场的求仕行动中，“仕”与“未仕”往往成为传统文士价值取向与行为的分水岭。文士群体中的人员分流与人格裂变，在政治独木桥的两端构成了极大的反差。他们如果不能通过卖身出仕依附于统治者而进入体制，攀缘到社会上层，则可能如孔子“待贾”不得而“惶惶如丧家之犬”。传统文士与君主统治集团之间的买卖雇佣关系决定了卖方必然以丧失独立意志和自由精神作为换取生存资源的代价。这就是说，既然传统文士的建功立业必须依附于统治者方能获得，他们当然从来就没有、也不可能独立地利用本群体的力量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社会理想。当买卖不成“想做奴隶而不得”而被排斥于体制之外时，强烈的逆反心理油然而生，文士便俨然以社会大众的代言人自居，往往对包括政权与制度在内的这张社会的“皮”持强烈的批判态度，精神与灵性之光不时闪烁；然而，一旦“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而“暂时做稳了奴隶”，则如同脱胎换骨般地变了一个人，不但原有的精神与灵性之光不再闪烁，许多人还自觉不自觉地堕落为主子的帮凶和帮闲，甚至无所不用其极。鲁迅先生认为“奴才比主子更可恶”，用在“暂时做稳了奴隶”的传统文士身上，最为恰当不过。当然，也有极少数已仕而尚未完全被扭曲、被异化的文士，作为一种异类，他们必定见异于君主和同僚，置身于被强迫奴化和异化但又不甘于完全被奴化和异化的精神炼狱之中，饱受宦海浮沉之苦。
本文所述，仅仅是中国传统文士通过《野叟曝言》的一种自白，是“中国文士思想和心理”的一种自我分析和袒露，并非笔者厚诬传统文士。洋洋洒洒一百四十余万言的小说，文思泉涌，神采飞扬，令人拍案惊奇之处亦复不少，读之所获当远不止此。
注释：
〔1〕《知堂回想录》。
〔2〕〔4〕均见《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五篇《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鲁迅全集》第九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3页。
〔3〕本文所据《野叟曝言》为初刻于清光绪七年（1881）之毗陵汇珍楼刊活字本，不题撰人，作二十卷，一百五十二回；又参考了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一百五十四回点校洁本。
〔5〕《春秋左传·定公十年》。
〔6〕《孟子·滕文公上》。
明代知识分子与士风
？ 葛春蕃
雷池月先生的大作《中国知识分子历史命运随想》（《书屋》2003年第1期），对自秦汉到二十世纪末的中国知识分子精神脸谱进行了一番审视，读后使人感慨、使人警醒。但由于全文时间跨度达两千多年，这种粗线条的勾勒难免有点武断，甚至偏颇，其中尤以对明代知识分子的论述显得粗糙和片面。
其实，画出中国两千多年“知识分子”的灵魂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因为“知识分子”一词不是中国所固有的，而是英语“intellectual”的翻译（余英时先生非常欣赏日译的“知识人”，因为它突出了“人”的尊严），它源于俄语“intelligentsia”（出现于1860年），英文中“intellectual”大概是法国总理克雷门梭（G．Clemenceau）在1898年首次使用。也就是说，在西方，“知识分子”和“知识阶层”是一个出现得比较晚的概念，指的是近代“为了争取社会上各种不同集团的支持，他们现在只有在学术思想领域内从事于公平而自由的竞争”的人〔1〕，这一概念强调知识分子的学术性和独立性。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有多少人，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这个标准，恐怕是一个问题。大家把战国时代的“士”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源头，当然有一定的道理，其实也是无可奈何的办法。至于后世“士”中的优秀人物，大都“学而优则仕”了，“士风”和“仕风”便纠缠在一起。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史，从某种角度来说，就是一部皇权越来越强而相权越来越弱的历史。依附于相权的知识分子，人格不可避免地越来越萎缩。秦汉时代，相权很大，皇帝对丞相相当尊敬。萧和病了，汉惠帝亲自去探望的待遇，这在明清是一个遥远的梦。刘备三顾茅庐，其实在当时算不了什么，只不过后来的知识分子没有这么好的运气，所以会非常羡慕。一直到唐代，丞相还可以和皇帝“坐而论道”。而进入宋朝，知识分子在皇帝面前便没有了“坐”的权利，只能站着。明清时期，丞相没有了，皇帝高高在上，知识分子连仰望皇帝的权利都没有，成了真正的奴才。当然，在这期间，也不乏脊梁挺得很直的知识分子。
雷先生在他的大作中感叹欧阳修和司马光对冯保的不宽容。其实，雷先生自己对明代的知识分子又何曾宽容，姑且不论他的“明代的十五个皇帝中除了建文帝外都是人格不健全的人”有多少科学性，单说明代的知识分子都“无自尊、无廉耻、无气节”就有以偏概全之嫌。
二百八十年的明王朝，到底有没有“有自尊、有廉耻、有气节”的知识分子呢？答案是肯定的，大家都熟悉的方孝孺就是其中的典型。我们且看看《明史·方孝孺传》中他和明成祖的一段对话：
是日，孝孺被执下狱。……至是欲使草诏。召至，悲恸声彻殿陛。成祖降榻劳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国赖长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顾左右授笔札，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成祖怒，命磔诸于市。
本传中虽然省去诛灭十族的对话以及株连八百七十三人的记载，但方孝孺那种义无返顾的悲壮精神和不屈于强权的无畏精神，还是表现出来了。我们可以讥笑他“迂阔”，但不能不为他的不屈和悲壮所感动。
明代嘉靖朝的“大礼议”之争，也能说明当时的知识分子并非都“无自尊、无廉耻、无气节”。明武宗是明孝宗的儿子，他二十九岁病逝时，没有子嗣，堂弟朱厚熄（即嘉靖帝）是孝宗的弟弟兴献王的惟一儿子。嘉靖帝即位后，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安排生父。以顾命大臣杨廷和为代表的文官集团强烈坚持嘉靖帝以孝宗为“皇考”而以兴献王为“皇伯考”，嘉靖帝不愿自己的父亲绝嗣，坚决不予同意，甚至向文官集团求情：“卿等所言俱有见，第朕罔极之恩，无由报耳。今尊父为兴献皇帝，母兴献皇后，祖母为康寿皇太后。”（《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平心而论，嘉靖帝两全其美的方案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办法，但杨廷等坚决反对，他们开始是抗旨，封还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