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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克维奇在别洛韦日密林聚会”。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希望保留苏联的“公投”结果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在一个国家成为一个国家之后，是选择统一还是分裂，无论在古代或是在今天，通行的准则都不是由投票来决定，主权问题是不能“民主化”和随意讨论的。然而戈尔巴乔夫又是如何思考和如何做的呢？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戈尔巴乔夫的另一种观念也曾为世人高调称道。他说：“要承认全世界范围的全人类价值高于个别一些国家的利益。”在1991年的新年祝酒词中，他还说：“在考虑明天的时候，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命运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分离开来。”戈尔巴乔夫所主张的“全人类利益”使他获得了199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他在任上果断停止阿富汗战争，无可置疑是一善举，但问题是，当“自己的命运”都已经无从谈起的时候，所谓“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于自身又有什么意义呢？在“命运”的时刻，作为政治家，难道首先不是要对自己治下的国家和民众负责，为他们的福祉而奋斗吗？一种无视“自己的命运”的国际主义或者世界主义，尽管听起了高尚纯洁，但如果这样的超迈理想，是以某一个国家的牺牲作为前提，谁又该为这个国家的牺牲作出补偿呢？一个相互关联的世界当然不能缺少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但这些“主义”只能在每一个国家的合法利益都得到充分保障的基础上才有意义，否则，它就不过是一团幻影，华而不实，百损无益。
戈尔巴乔夫的失误，也许又并不在于是因为有太多“理想”盘旋于他的头脑，而关键的问题可能是：在理想主义的冲动折磨着一个人的精神时，他是否能够又以现实主义的意志予以清醒地调节。例如，同样作为理想主义者的威尔逊，在他首先提出建立国际联盟的设想后，其国家却出人意料地并没有参与一战之后国际联盟的建设工作。一种单纯的理想主义注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因此，尼克松深有感触地提醒政治家们，宣称，值得实践的不是百分之百的“理想”，也不是百分之百的“现实”，而是“理想的现实主义”或“现实的理想主义”。
四、“集权”的可能性
作为一个执掌着权柄的人，戈尔巴乔夫并没有真正领悟“权力”这两个字的含义。政治家不能理解权力在这个世界的存在意义，它的结果是致命的。正如那位倡导在必要时刻要懂得“节制”之道的俾斯麦、在老年的时候一度忧心于新继位的腓特烈皇帝的自由主义热情一样，苏联国内的那些意识到苏联国家安全的人，也曾经深深忧虑于戈尔巴乔夫政策对苏联的可怕影响。
似乎可以试着去说，戈尔巴乔夫是一个悲剧英雄，至少他正视了晚期苏联社会存在的那些问题。他的悲剧在于，他所选择的改革路径并不恰当，致使改革不能在苏联继续下去，最后葬送国家本身。或许又应该说，他致力于改革的决心、勇气与所选择的方向，都是没有疑问的，关键乃是在于，在改革的具体操作上，他没有以现实主义者的态度，想方设法控制住改革中的诸多变数。当然，似乎还可以说，对于痛入膏肓的晚期苏联而言，其实根本已无路可走，什么样的改革路径因此都已不重要，最后的结局都是死路一条。
在这里，我们且不去说，一个不谙权力真义的政治家是如何导致了他的内外政策的失败；而要说的是，在专注于国内政治的时候，政治家究竟应该如何理解权力呢？
在作为超级大国的苏联已不复存在后，戈尔巴乔夫还在喃喃自语：“我们在创记录的短时间内进行了自由选举，建立了议会，实行了多党制，使组织反对派成为可能——一句话，使社会有了政治自由。”戈尔巴乔夫把这些视为自己的政绩。的确，在他主宰苏联的那些岁月里，苏联社会实现了权力下放和权力转移，在苏联共产党和中央的权力逐步弱化的同时，苏联议会、各政党和作为地方的各加盟共和国、自治州的权力得到了提升。一个极权的社会有无必要放松权力的神经？答案应该不言自明。从这点来说，戈尔巴乔夫并没有弄错，一个通管一切的政府对一个国家来说是不正常的。然而，一个软弱无力、没有权威、一切都管理不了的中央政府，是否又正常呢？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理想无疑是“小政府”，可惜，在弱化一个“大而强的政府”的过程中，他万万没有想到，他心目中的理想政府，其实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
尽管建立温和谦恭的“小政府”，不仅是戈尔巴乔夫，也是芸芸大众们的经常性愿望，尽管人们一再相信，“小政府”才反映了人类的政治正义，可是历史给予人们的是另一种解答。现实世界就是现实世界，一种绝对“好”的文化是人类所无法生产的，一种相对合理的政治文化，在晚近以来的人类历程中则是这样铺展的：诸多无政府状态的、无中央宏观控制能力的地方性乃至帝国性的政权逐渐被整合或被瓦解，诸多权力集中于中央政府，行动有力的政权逐渐走上前台并主宰起人类政治生活的版图。“现代社会始终并且必然是集权的，这是因为维持秩序只是一个机构或者一群机构的任务，而不是分散在全社会里的。”〔7〕一位叫厄内斯特·盖尔纳的英国学者如是说。而德国哲人马克斯·韦伯，也早就说过类似的话：现代民族国家乃“权力集装器”。
一个集权的社会似乎不符合人们的愿望，然而事实毕竟就是事实。在回忆录中，戈尔巴乔夫曾言有所衷地说：“我喜欢美国人和他们那种自然、大方、民主、坚强的性格，当然还有他们对自由的崇尚。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我们差别太大，别人想要适应它谈何容易。”就是这个美国，这个“小政府”理想的产生之地，戈尔巴乔夫心目中的政治圣域，在政府权力的变迁上，所走过的又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戈尔巴乔夫恐怕会大跌眼镜。
在美国独立战争刚刚结束的二百余年前，当时还是作为独立“国家”的北美十三块殖民地，包括杰弗逊在内的美国革命的政治精英们，就曾经坚持要在北美大陆应当建立起“小政府”。事实上这样的“小政府”也一度在北美大陆建立起来过，那就是在独立战争之后，北美十三块殖民地根据大陆议会通过的《邦联条例》，组成了松散的邦联制国家。这个理想化的“小政府”其命运又如何呢？后来的历史人所共知，美国革命的政治精英们经过长时间的争论与斗争，还是在北美建立起了统一有序的联邦制中央集权国家。关于这一点，法国哲人托克维尔慧眼独具，他所说的这句话直到现在仍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美国不仅是一个共和国，而且是一个联邦。但是在美国，国家权威在某些方面甚至比当时欧洲一些君主专制大国还要集权。”〔8〕作为例证，他还特意指出，在欧洲的西班牙，某些省份有权制定本省的税法，而这些权力按其本质来说是属于国家的；而在美国，只有国会有权调整各州之间的商业关系。
美国后来建立的政府机制，绝对不是什么“小而弱的政府”。考察美国政治制度的演变历程可知，与人们的想象显著不同，世界上最“自由、民主”的一个国家，它的历史不是一个逐渐弱化政府权力的历史，而是一个不断加强政府权力的历史。
美国为什么最终还是成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这个问题值得今天的人们深思。我们的思考可能有两种方向，一种是伦理主义的，一种是历史主义的。按照伦理主义的道德化构想，无论如何，美国建立强大政府都是一种丑恶。然而，一个弱小的政府真的就是一种“善”吗？历史总是与人们的良好意愿唱反调。在美国作为一个邦联制国家且政府弱小的那些年份，横亘于美国社会的，不是旧大陆军的起义，就是农民骚乱，独立后的北美新国家，没有一天得安宁，民众无日不在动乱中。一个缺乏基本秩序、民众权利也因此无法得到保障的社会，当然也不符合人们的理想，于是，在普遍的无序中，联邦主义开始在美国兴起，麦迪逊、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开始致力于把美国建设成为统一有序的联邦制国家。这不能不被视为一种必然，反映了历史本身的意志。结果，他们的努力终于获得了成功，后来的美国历届政府，即便是在如杰弗逊这样的民主共和党人执政时期，也都将联邦党人所信奉的国家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