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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离罪恶，有时只有一步之遥。如果我们的目光能够穿过鲁迅、孔另境的话，从语层表面向下，把握它的“潜逻辑”，那么，问题会更严峻。“直道而行”，“站在正义的观点”，包括我们所说的“骂的对”，无非是说，只要我是对的（正义的、直道的），我就可以骂。这个逻辑，乃是一种“目的论”逻辑（亦可称“动机论”逻辑），它的表现正如鲁迅自己所说：“我以为只要目的是正的——这所谓正不正，又只专凭自己判断——即可用无论什么手段。”〔40〕鲁迅的这句话，既是因为它是鲁迅的一贯的思想，也是鲁迅思想中最危险的部分，同时它也最具迷惑力，至少，鲁迅自己就被它迷住而不自知：
只要能达目的，无论什么手段都敢用 ……〔41〕
革命者为达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话，我是以为不错的。〔42〕
谋生之道，则不择手段。……不过他们不肯说出口。〔43〕
既然为了目的——何况是正义的目的，可用无论什么手段；那么，骂，仅是手段之一，不还可以动用包括骂在内的其他手段吗？
1966年8月18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北京101中学红卫兵从天安门游行归来，激情满怀地要干一番惊天动地的革命大事业！怎么干呢？斗坏人！于是一群红卫兵……把老师陈宝坤揪了出来，从腰上解开牛皮武装带，劈头盖脸地抽了上去，打得半死之后，又将他扔进学校莲花喷泉池里。……一边叫嚷着“造反有理”、“痛打落水狗”，一边扔石块……就在陈老师拼命地躲避开水花，咬着牙抓住荷花池栏杆的刹那间，“通——”一块石头砸在他身上……他刚刚触到栏杆的手松开了，“通”——像一块大石头，一下扎到了水中。当他沉于水底时，水花息了。这正是下午4时14分……〔44〕
这篇文章的题目叫“青春是可怕的”，其实，可怕的不是青春，而是那种“目的论〃或“动机论”的逻辑。借用马克斯·韦伯的概念，“目的论”是一种不计责任、不顾后果的“意图伦理”，它的通俗表述是，只要我的目的是正义的，哪怕它血流成河。红卫兵的作为，正是出于他们自己认为的“正义的目的”，即“激情满怀地要干一番惊天动地的革命大事业”，他们的行为——骂、打、砸，无不是出于这个意图所采取的方式和手段。可以说，如果不是激情满怀地出于什么“正义的目的”，这群少男少女不可能这样不择手段地致人于死地。因为手段的残忍，因其违反人性，它须要有一个道德理由支撑。这个理由不但越崇高越好，自己才能不觉其残忍；并且那个崇高的目的还会让人产生道德感动的眩晕，为自己战胜人类或人性的弱点，比如同情心、怜悯心，产生快乐。就这个事件而言，恰恰是那个正义的目的在这里助纣为虐，因为它不问手段。这个故事让我们活生生地看到，在一个“只要能达目的，无论什么手段都敢用”的文化中，邪恶是怎样炼成的。其实，不独这个事件，“文革”中所有在今天看来是罪恶的行径，当时都可以在目的论的大红伞下得到价值庇护。这一切，想必鲁迅始料未及。然而，我们能过多责怪这些少男少女吗，他（她）们成长的文化环境和所接受的教育，在在都是目的论的，是目的优先，是目的决定一切，是目的排斥其他的。没有人告诉他（她）们，目的和手段要统一，手段和目的一样重要，甚至更重要。也没有人告诉他（她）们，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不在于他（她）的动机是什么，而在于他（她）的行为。
只是，这样的文化已是“胡文化”而非“鲁文化”了。胡适在《我的信仰》一文中明白地说：“明白承认行为的结果才构成我们道德意识的责任。”〔45〕把责任落实在行为和结果上，而非动机和意图上，这样的道德意识，也借用上述马克斯·韦伯的概念，分明是一种与“意图伦理”正相应对的“责任伦理”了。“责任伦理”不对意图和动机负责，而是强调对自己的行为及其后果负责。在这一对范畴中，胡适不排斥“意图伦理”，但显然目光更盯在“责任伦理”上，这是因为胡适深虑于“一个错误的政治或社会改造议论，却可以引起几百年的杀人流血”〔46〕——而“目的论”恰恰就是这样一种既是错误又是不负责任的议论，尤其当它被用于政治或社会改造方面时。不独如此，再往前追，还可以发现，胡适早年留学美国，就在日记中用英文抄录了刚多赛的一段文字，其第一句：“It
is not enough to do good；one must do it in a good way。”〔47〕（做好事是不够的，必须用好的方式去做）“做好事”如果是动机，“好的方式”就是手段，而“必须”所强调的不是目的是手段。这就是“责任伦理”意义上的目的与手段的统一，而手段比目的更重要。同时这也是“胡文化”得以形成的自由主义资源之一。
七、骂的错舛
胡适临去世前，又遭到了新一轮的围攻，说他既不懂哲学，也不懂文学，还不懂史学，总之，什么都不懂。不过，这还是轻的，重的，就是那种带有人格攻击的谩骂了，并且要打倒。照例，胡适对此一概不理，最多，也就是说说：“我不懂，我胡适住在台北，与他们有什么坏处。”为什么“要彻底打倒我胡适”呢？倒是有一位旁观者看不下去，写信给胡适：“适之先生：我在《政治评论》和《中外建设》两本杂志上看见几篇批评（毋宁说‘诋毁’来得恰当些）的文章，心里很难过。我并非为你难过，而是替那些脱不了哺乳动物的本性‘好斗’的文人悲哀……”〔48〕这话说得极有意思，“好斗”是文人本性，看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滩就可以知道。1930年鲁迅写给章廷谦的信，仅在一个小小的段落中，就排着这样的字句：“贱胎们一定有贱脾气，不打是不满足的。”“此外，大约有几个人还须特别打几棍，才好。”“这两年来，水战火战，日战夜战，敌手都消灭了，实在无聊，所以想再来闹他一下，顺便打几个无端咬我的家伙，倘若闹不死，明年再来用功罢。”〔49〕这是鲁迅在上海滩的自我写照。只是上面信中的“好斗”，到了鲁迅这里叫“用功”。
以斗为功，以骂为用；斗字当头，骂在其中：这样来概括鲁迅和“鲁文化”，相信不致走样。可是，以“斗骂”为传统，这个传统流贯于二十世纪，它最终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呢？文化灾难。文化的生长，靠的是建设与积累，不是靠“战”。像“文革”时的战歌：“拿起笔，作刀枪，口诛笔伐上战场”，是战不出一个正常和健康的文化成就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这样，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也是这样。就算战胜了，到底还是一片文化荒芜。如果说，战啊、斗啊，还没脱哺乳动物习性的话，那么，骂呢？尤其那种“动物上阵”式的。骂人不嫌嘴臭，动不动“狗”自口出，陈西滢是“走狗”，梁实秋是“乏走狗”，施蜇存除了“恶少”，还是“叭儿”。这“狗系列”和前面的“鸟系列”，动物似的上阵，会不会先自与动物为伍呢？
读过鲁迅，也读了些陈西滢、梁实秋和施蜇存，他们是“狗”吗？找不到根据，无论是从他们的文章，还是行迹。我只知道，是鲁迅骂他们为“狗”。这里，鲁迅最痛恨的是陈西滢，骂的影响最大的是梁实秋，而骂得最没有道理的则是施蜇存。施蜇存不论，他是无辜挨骂。而就陈、梁而言，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就算他们的行迹很有问题（注意，我说的是“就算”），你可以指责，就事论事，却不必骂。胡适五四前就说过：“乱骂人实在无益于事。”之所以于事无益，在于骂人者骂人本来就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宣泄，为了出气；它的非理性，往往可能使本来可以认错的也报以非理性的态度而不买账。高长虹作为鲁迅骂人的旁观者，说：鲁迅“骂人不是把他骂得不能说话，或者骂得敬悔，却骂得人不能不回骂”〔50〕。事情本身不重要了，骂与回骂倒成了要务，于是，漫骂的嘴彼此都张了开来。
对于漫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文坛有过批评。当时《申报·自由谈》发表《关于批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