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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着各式名头，更多还是私人意气相向，明讥暗刺一样不缺，自然更短不了骂（我指的是互骂）。今天这些被我们称之为“文化批判”和“文化论战”的文章，其实不乏无谓的“口水战”，不写也罢。要说文化，未必有几多，但，这互骂本身，倒是一种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
也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胡适应邀到武汉讲演，在他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我这回来，挨了不少的骂。湖北一班共产派的学生出的《武汉评论》出了一个‘欢迎’的专号，其实全是谩骂。”〔30〕这些谩骂，胡适大段大段地摘录，我不妨也转录一条：“胡先生，你的乖巧，比那八大胡同的名妓还要可爱，不过你的姘头已经很多了，味已尝够了，你那清倌人招牌下了罢！江汉不少的游女，你不来好了！”〔31〕这些少年们，不知读了谁的书，一说话必沦于骂，骂必牵扯人格（写到这里，请允许我附赠一个段落：“才子原是多愁多病，要闻鸡生气，见月伤心的。一到上海，又遇见了婊子。去嫖的时候，可以叫十个二十个的年轻的姑娘聚集在一处，……自己是才子，那么婊子当然是佳人”——鲁迅〔32〕）以上的谩骂抄完后，胡适还给自己作了个解释：“我在上文保留了一些妙论，并不因为我对湖北学生界不满意，只因为有些话太妙了，我舍不得割爱。”〔33〕于是，事情到此结束。胡适有没有作文章回敬这些——恕我套一个成词——“小头子”呢？没有。没有本身，也是一种态度、气量和年纪。胡适一辈子挨的骂要比鲁迅多得多，鲁迅集子中有多少回骂的文字，可是这类私相攻讦的东西，胡适不曾有过一篇。因为胡适既无此“雅趣”，也无此闲暇。那么，胡适到底忙什么呢？都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也都是在上海，鲁迅和创造社的“小头子”们打拼后，胡适就开始了一场有关政治文化性质的论战，对手是刚刚当权的国民党。论战由“人权与约法”为首发，要以“人权”揭批国民党的“党权”。现在看来，这次批判犹如世纪之击，一发就击中了二十世纪危害至深的一个问题，说它是“世纪病灶”亦不为过。今天，这个问题的要害谁都能意识到，而当时，却是党祸之始：这就是胡适的眼光。他分明知道自己最要做的和不要做的是什么。姑不说这眼光鲁迅并不具备，而且，像胡适这样以一连串文章与国民党面对面的论争，亦为鲁迅不取。在《鲁迅全集》中，正面与国民党较量的文字，不知道在别人眼里能数出几篇，而且鲁迅的方式，更多是把一些讥刺性的句子和段落“壕堑”在某个篇幅中。当然，方式不同乃各人选择，但胡适始终把自己的文化精力投放在制度建设的大方向上，从不涉足文人间的相互纠缠；而这种纠缠牵扯了鲁迅多少精力，乃至鲁迅常以“无聊”自叹。这中间的区别，其实也可看出胡、鲁两种文化不同的精神境况。
六、“是”，就可以骂吗
“即使在我以为是直道而行，他们也可仍以为‘尖酸刻薄’。”〔34〕鲁迅这话如果反过来说便是：在你看来是尖酸刻薄，在我看来是“直道而行”。
从层次上讲，骂是一种市井行为，从心智上说，骂又是一种非理性行为，从性质上论，骂更是反文明的表现。这样一种文化，如果能够堂而皇之地进入写作公共领域，肯定需要道德上的理由，比如“直道”。没有这个理由，自己也觉得心虚。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人批评上海文坛老是骂来骂去的让人看热闹，鲁迅反驳道：“在‘骂’之中，有的较合于‘理’的，居然来加以评论的人，就该放弃了‘看热闹的情趣’，加以分析，明白的说出你究以为那一面较‘是’，那一面较‘非’来。”〔35〕中国古代佛禅有“道在屎尿”一论，意思是有悟性的人可以“屎里觅道”。这里是“骂亦有道”，因此，也不妨在骂中求其是非。不用说，说这话的鲁迅认为自己是“直道而行”，因此，骂自属“是”的这一面。
不但鲁迅这样认为，认同并欣赏鲁迅骂人的，包括前此的我，也是如此。茅盾的内弟孔另境的说法颇有代表性：“一个人骂人是完全站在个人的利害观点上自然是不行的，而先生的骂人却是站在正义的观点上的，他是代表着光明的中国的一切成分，打击一切丑恶分子，表面虽针对着某一个人某一桩事，而其实他是在打击那朽腐社会的鬼魂。”〔36〕这一段话才几行字，又是“完全”，又是“一切”，一边是完全的对，叫“光明”，另一边则一切的错，叫“鬼魂”，如此简单的二元对立，倒是五四新文化以来的思维特色和语言特色。这且不说，就说鲁迅骂人吧，也是因为“正义”。
因为“是”、因为“直道”、因为“正义”，就可以骂人吗？这不妨就是胡适所说的“正义的火气”了。
“正义”是一种善。但，在观念层次上，什么是善，就像什么是正义一样，不同的人和不同的群体往往有不同的看法，很难用一根尺子去衡量。中国宋代哲学家吕祖谦的八个字“善未易察，理未易明”颇为胡适称道。“善未易察”，那么，和善对应的恶，不也可以说是“未易察”的吗？在东方政教合一的国家，色情就是一种恶，禁止色情则为善；但在英美宪政制度下，色情是不是恶则因人而异，在不以色情为恶的人那里，它是一种被保护的自然权利，保护它就是善。于是，作为善的正义落实在这里就有两种，一种是禁止色情，另一种则破除这种戒律。因此，从这两种不同的善恶观和正义观可以看出，现代社会，正义也好，善也罢，包括恶，它们并不共享一个内涵（就像鲁迅式的复仇主义认为“正义就是复仇”，而胡适式的宽容主义则认为“宽容即正义”）。所以，谁都不能自以为是正义，是直道，就把骂人的嘴张开来。
骂人的嘴一旦张开，“正义的火气”就不是正义了。晚年胡适在另一个场合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我劝告一切学人不可动火气，更不可动‘正谊的火气’，动了火气——尤其自己认为‘正谊的火气’——虽有方法最严谨的学人……都会失掉平时的冷静客观，而陷入心理不正常状态，即是一种很近于发狂的不正常心理状态。”〔37〕也就是说，如果骂是出于正义，正义也被这种非理性的火气劫持了。鲁迅曾对许广平表白自己：“研究系应该痛击，但我想，我大约只能乱骂一通，因为我太不冷静，他们的东西一看就生气，所以看不完，结果就只好乱打一通了。”〔38〕以后，鲁迅又一次对许广平说：“不过因为神经不好，所以容易说愤话。”〔39〕鲁迅的自况，正是胡适所说的情形。我们很难相信这没有理性的乱骂乱打是正义所为。对方文章还没看完，便由着火气说愤话，先别谈什么正义，连起码的责任都谈不上了。
进而言，骂人的嘴一旦张开，不但“非”正义，而且“反”正义。所谓“先生的骂人却是站在正义的观点上”是说不通的，无论你持什么观点，骂人，是且只能是对正义的反动。在自由主义那里，正义的两种形态——实质正义和程序正义——乃是后者重于前者。很可能，被骂的人，他的正义内容和你不一样，甚至相反，但却不妨也是正义的：这是实质正义的多元形态。多元即冲突，如何解决这冲突，自由主义的做法是强调程序正义。所谓程序，就是过程，就是过程中行为主体的方式与手段。和实质正义不同，它搁置了行为主体的目的动机、道德理由等主观层面的内容，而是盯牢该主体由此而采取的行动。在这里，实质正义难于有一个统一标准，而程序正义则必须标准统一，否则，社会生活难以维系。其实，程序正义也就是一个游戏规则，它恪守的原则是：你可以出于正义，也可以不出于正义，还可以出于不正义，出于什么都行，不行的就是你不能因为你的行为而伤及其他。这个正义落实在行为主体那里，就是方式的正义和手段的正义。因为真正对人造成伤害的，不是动机目的，而是行为。所谓方式和手段，就是对行为的要求。现在来看所谓“站在正义的观点上”，这其实是说，骂乃出于正义。两者的关系式：正义是骂的动机，骂是正义的手段。骂，作为一种语言暴力，它是对被骂的权利侵害，比如人身权和人格权。因此，当你张口骂人时，你的行为已经违反了这里仅存的正义——手段正义。正义没有了，有的只是不正义。于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