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为赵家复仇之后，自尽而死。
田光向燕太子丹举荐荆轲后，为了使太子丹无泄密之忧，自刎而死。
豫让因感激智伯的知遇之恩，在智伯死后，毁了容，弄哑了嗓子，一次又一次为智伯报仇。三次失败后终被处死，临刑时豫让要求砍赵襄子的衣服，以了心愿。
伍子胥亡命之前对妻子割舍不下，妻子毅然而言：“子可速行，勿以妾为念！”遂入户自缢。伍子胥逃亡途中，一浣纱女同情他，赠其饭食。只因伍子胥交待了一句“倘遇他人，愿夫人勿言”，回头一看，那女子已抱石投河了。伍再逃亡，途中又遇一老渔夫救助渡其过江，也是因为交待“倘追兵来临，勿泄吾机”，老翁毅然叹道：“吾以子含冤负屈，故渡汝过江。子犹见疑，请以一死绝君之疑！”说完，沉江而死。
……
这一切同日本的民族性是何其相似？
然而日本人学习中国的精神文化，最终遗漏了什么？
他们继承学习了古中国的“春秋人格”，畸形发展了坚毅、执着、坚忍、忠贞，却缺乏中国文化的另一重要成分——善。
同样在春秋，卫灵公的两个儿子（太子急子与其异母弟公子寿）“兄弟争死”，奏响了一曲人性的颂歌。
更早，商末的伯夷、叔齐提出“以暴易暴，不知其非！”其“不以暴力抗恶”的观念比托尔斯泰、甘地早了三千年，为信守自己的原则，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饿死。
……
中国的这部分文化基因，没有在日本发扬光大。
他们近代学西方文化，也遗漏了西方基督教文化的爱。
愿他们继续反省！
注释：
〔1〕根据《杂文报》（2003年8月）文章（评述季羡林《留德十年》）改写。
〔2〕金雁：《新饿乡之旅》，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79页。
〔3〕房宁：《我在日本受到三次文化震撼》，2000年3月9日《青年参考》。
〔4〕〔5〕〔6〕〔7〕〔8〕燕子：《北田们：日本“68年世代”》，《天涯》2003年第2期，第33、29、32、33、33页。
〔9〕宋宜昌：《太平洋大血战》，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562页。
〔10〕王书君：《太平洋海空战》，海洋出版社1987年版，第482～483页。
〔11〕（美）戴维·贝尔加米尼著：《日本天皇的阴谋》，华幼中、朱蓉瑛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305页。
〔12〕（美）约翰·托兰著：《日本帝国的衰亡》，郭伟强译，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第682页。
〔13〕〔14〕〔15〕董炳月：《靖国神社与日本人》，《读书》1999年第四期，第8页。
〔16〕樊建川：《一个人的抗战》；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53页。
动物上阵
动 物 上 阵
？ 邵 建
一、从“鸟”字说起
动物上阵，从“鸟”字说起。这样的题目，说的是“骂”。
骂在胡适和鲁迅那里，本有明显的反差。说鲁迅骂人，并不奇怪：“我的杂感常不免于骂。”〔1〕这是他自己说的。
奇怪的可能是胡适，说他也骂，怕有人不信。但，这回，不信也得信，这是我亲眼看到的，当然是在书上。
大约是1915年，这时胡适正在美国做庚款留学生。据他自己说，当时在学校，每月总要收到一张来自华盛顿清华学生监督处寄来的支票。支票信封里，也总有一张由主办处书记私下插入的小传单。传单的作者叫钟文鳌，是位教会学校出身的好好先生。他对改革中国社会充满热情，在每月寄出的信封里，总要夹一张自己写的宣传品，内容大致是这样：不满二十五岁不娶妻；废除汉字，改用字母；多种树，种树有益。这三条，胡适最反感的是第二条。他认为语言文字是世界上最保守的东西，比宗教还保守，岂能轻言废除。平时看到这传单，也就是往字纸篓一扔，但这次，胡适实在烦了，就不客气地“回敬”了一下。说是回敬，其实就是骂：“像你这样的人，既不懂汉字，又不能写汉文（而偏要胡说什么废除汉字），你最好闭起鸟嘴！”〔2〕说实话，读到这里，我觉得非常不舒服，真有“望之不似胡适”之感。文章是“公器”，它可以交流天下，却不容骂人口水。中国自古有“敬惜字纸”的传统，那字纸如是骂人口水涂抹过的，又如何叫人敬惜。民谚：“宁可跌在屎上，不可跌在纸上。”屎可以洗掉，洗不掉的是白纸黑字。这里，就只好为胡适叹息：先生“也”跌了。但，又为他逆挽，1915年，不才二十四岁吗，血气正旺，口无遮拦呀（胡适出国前，在《竞业旬报》的文章上曾有“脓包皇帝，混账圣贤”之类的骂语，并声称自己“吾其好詈人哉”，其时，岁则十五六）。
不料，我的逆挽多余，叹息又变成了自叹：读书何其粗陋也。
记不得是多天以后，又翻书到原地，不经意发现这骂人话后有个小小的〔4〕，是尾注了，就翻过去，注者唐德刚有这样一句话：“胡氏中文原文用字文雅得多，这句‘俗语俗字’是笔者根据他的英文稿翻出来的”——原来如此。
但，这宽慰的声音未曾消歇，事情就一波三折了。在胡适写于1921年的诗歌《双十节的鬼歌》中，又出现了唐德刚所谓的“俗语俗字”，这回不是唐氏捉刀代笔，而是胡适亲口所骂，骂的是当时的北洋军阀。诗曰：“大家合起来/赶掉这群狼/推翻这鸟政府/起一个新革命/造一个好政府。”〔3〕毫无诗意且不说，这“鸟政府”和几十年后的“痛骂”，大同小异，都是恶例。因此，我上面那套议论，毫不客气，移植到此。不过这次看书仔细了，下面的注也没漏过，注中注明此诗“收入《尝试集》时删去”。胡适为什么删诗，是不是怕恶风流被，我不得而知，也无从考之，却但愿如此。
流风所及，未能免俗，三十岁以前的胡适，偶尔骂骂，而三十岁以后，就不像《水浒》中的李逵，几天不吃肉，嘴里就淡出个“鸟”来了。但，他或许不知道，他以“鸟”骂北洋政府，有人则以“鸟”骂他。不知这是不是现世报应。
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同时作为北大教授，受到青年们的拥戴是正常的，而且胡适向来也不避自己包括知识界对青年负有“导师”的责任。于是，当“胡适等人摆出‘导师’的面孔，妄图把青年引上脱离革命，脱离现实斗争的邪路”时〔4〕，一篇题名为“导师”的文章出现在《莽原》周刊上，内容是告诫青年不要寻导师。文章写得差强人意，最后一段倒很有特色：“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森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一边不要青年寻导师，一边自己却又导起来。导到最后，是这样一句：“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5〕——原来，导师还是要的，只是不要“鸟”导师。这“鸟导师”不姓“鸟“，姓“胡”，而向胡适射出这一暗箭的不是别人，正是鲁迅。
说鲁迅并不一味反对导师，倒不是说他后来又尊列宁为“革命导师”，而是另有参证。《莽原》内部的韦素园为鲁迅制作了一个“思想界权威”的大广告登在当时北京的报纸上，也是《莽原》内部的高长虹“看了真觉‘瘟臭’，痛惋而且呕吐。试问，中国所需要的正是自由思想的发展……然则要权威者何用？”〔6〕因此，高长虹见到鲁迅时，便把这看法说了出来。而鲁迅呢，先是“默然”，然后说：‘……权威一语，在外国其实是很平常的！’”高长虹本要说：“‘外国也不尽然，再则外国也不足为例’”，但是，他终于没有说出来，而是“我那时也默然了”。两个“默然”之间，还夹着一个细节。北大教授陈西滢讥讽鲁迅，说：“不是有一次一个报馆访员称我们为‘文士’吗？鲁迅先生为了那名字儿几乎笑掉了牙。可是后来某报天天鼓吹他是‘思想界的权威者’他倒又不笑了。”〔7〕于是，鲁迅笑着回答：“至于‘思想界的权威者’等等，我连夜梦里也没有想做过，无奈我和‘鼓吹’的人不相识，无从劝止他。”〔8〕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韦素园随鲁迅编《莽原》，打下手，鲁迅岂能不认识。不知道完全可能，“不相识”就撇得太过，而过犹不及。当然，这是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