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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有关二十世纪知识分子耐人寻味的话题。穆旦早逝，我们无法看到他后来的变化，他对自己经历过的苦难、对这个浸透着血泪的大时代到底会有怎样的反思，这些我们也许永远都不可能知道了。但在许多与金庸差不多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中，那些1949年后留在大陆，曾历尽九死一生的人身上，我们却看到了一些不同于金庸的闪光的东西，也许他们人数不多，但最后都成就了现代人格，以他们傲岸的人格力量挺立在世纪变幻不定的风云中。在这些人中，有的重新举起启蒙的火炬，有的执著地追求民主与科学，有的倡导“重建文明模式”，有的被誉为“中国律师界良心”，有的代表着中国新闻界的良知……他们都出生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也就是“五四”后的那个年代，大致上都是抗战期间接受大学教育（何家栋没有上过大学，只是共产党扫盲扫出来的知识分子，戴煌的情况也类似），并且大部分年轻时都投奔了革命，曾热血澎湃地参与到创立新中国的行列中。1957年，他们无一例外地成了右派，遭受了二十多年的炼狱之苦。在暗淡的岁月中，在无边的屈辱中，他们依然抬起头仰望星空，思考许多不合时宜的问题。在他们生命的黄昏，在经历了无数坎坷、曲折之后，他们都找回了自己，突破了思想的枷锁，开始一生中最壮丽的跋涉。在专业领域勃发出创造力的同时，他们几乎都达到了知识分子现代人格的高度。
和他们相比，生活在香港的金庸本来更有条件完成现代人格的转型，走出几千年来中国文人的精神桎梏，做一个真正有独立思想、独立判断的知识分子，但相反的是，他越到黄昏，越迷恋绚烂的夕阳，对世俗浮华的在意，对大众“偶像”的自我陶醉，最终摆脱不了历史给予他的局限，被名声的光环所遮掩，在鲜花和掌声中日益失去了自己。
一个在皇权下匍匐了数千年之久，没有经历过长期启蒙洗礼的民族，即使作为其精华的知识分子，要想在人格的层面步出中世纪也绝非一件容易的事。从古代到近代的精神转型上看，中国实际上没有最终完成，五四还是一个未结束的题目。金庸的选择清楚地告诉我们，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要成就现代人格是何等艰难。他曾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守护“文人论政”的理想，但最终没有脱出儒家民本思想的窠臼，只能在传统思想资源中寻找内心的平衡。他是个典型的入世的儒家文人，却喜欢出世的道家、佛教，在道的逍遥、归隐和佛的空无、超脱之间，不断地寻求精神世界的平静、自足、自得和超越。
金庸熟读《资治通鉴》等中国历史典籍，对专制权力有着一针见血的认识，他的武侠小说在寻找人间正义时，曾把希望寄托在“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身上，但最终意识到拯救苍生的使命只能由康熙这样的开明君主来担负。他对挣扎在苦难中的人民有着天然的同情，经历过刻骨铭心的乱世痛苦，向往太平盛世，是一个中国传统的读书人，要在传统中为苍生寻找摆脱苦难的道路。既然不食人间烟火的大侠是虚构的，那么除了康熙之类的明君，我们还能指望什么来普度众生呢？最近金庸对记者说正在以“人民性”的观点来写一部通俗的《中国通史》，更对宋朝皇帝不要宰相在宫殿上下跪津津乐道，对盛世充满向往。对爱民如子的好皇帝、好官的赞美是金庸的“人民性”最生动的体现，与其对奸臣、昏君的恨和对明君、清官的爱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金庸所说的“人民性”不是指每一个独立的活的生命个体，与一切具体的人无关，“人民”在他这里无非只是一个个抽象的符号，类似于长城上的那一块块砖，是相对于朝廷、王室而言的芸芸众生，是“民为贵”的“民”，是“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水”。细读金庸的武侠小说可知，其作品也常常是以儒家温情脉脉的人性关怀取胜。作为一个中国人，金庸的悲哀不是孤立的，或许也是多数没有走出传统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悲哀。
一种痛苦的灵魂
？ 吴茂华
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的名字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她的两本书《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仅仅一年》早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便流传于国内，引起国人甚至一些党内人士的震动。
斯维特兰娜在她的两本书里，通过对家庭往事真诚痛切的追忆、反省，呈现出铁幕政治下一个正常人追求人性时辗转哀号的痛苦，以及她何以在中年抛子弃女，离开家国叛逃西方世界的精神历程。身为“红色公主”本可养尊处优，过一种特权阶层的生活，她却选择了另一种生存方式，并为此而一生付出沉重代价。但她的选择却完成了一个人对自由理想价值精神的追寻。
这两本书的价值意义，绝不仅为一部特殊的家史。其丰富而详尽的资料，为历史学家研究斯大林、斯大林主义时期，乃至前苏联的社会意识形态，留下了重要的材料。
昆德拉说过：“个人的悖论和历史的悖论惊人的一致。”环境制约个人，现实格局人生，斯维特兰娜命运的磨难也是历史的荒谬和不幸。
自1924年列宁去世，斯大林掌握政权到其去世的前苏联时期，他到底杀了多少人？这恐怕永远是一个历史之谜。据有关资料披露，除早期的政治局委员托洛茨基、布哈林、加米涅夫、季洛维也夫被关的关、杀的杀而外，清除行动在1937年、1938年达到高峰。被消灭的光红军指挥员和政委就有几万人，被清除出党的党员有二百一十万人，因政治原因逮捕的有五百多万人。向一切想象中的敌人开战，这便是苏联历史上著名的大疯狂时期。后来的俄罗斯历史学家罗·梅德韦杰夫说：“被斯大林杀害的共产党人，比科学社会主义问世以来各国反动派杀害的共产党人加起来还要多。”很难想象，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总书记竟如此仇恨共产党！从对肉体到精神的专政，让每一个公民恐怖，把每一个人变成战战兢兢的奴隶，这是极权制度下最成功的政治。这种杀戮与恐惧甚至走进共和国的“第一家庭”。首先是斯大林年轻的妻子娜佳·阿利卢耶娃，于1932年神秘自杀。死前她给斯大林留下一封遗书，很快就被毁掉。据家里人后来告诉斯维特兰娜，那是一封充满了可怕控诉和谴责的信，在某种程度上是一封政治决裂的信件。在此事以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斯维特兰娜的巴维尔舅舅自杀，斯瓦尼泽舅舅被捕几年后被杀，玛利亚舅母狱中闻讯死去，姨父雷斯登被捕杀，还有因为“知道得太多”的巴维尔孀妻被捕，安娜姨妈被关疯，更不用说战争期间哥哥雅科夫之死和嫂嫂尤丽娅被关押。这一连串亲人的黑色死亡，对青少年时期的斯维特兰娜不能不留下巨大创痛的阴影。而心灵的阴影会跟随人一生不可抹灭的，《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便是她中年成熟后写成的。她在书中说到了母亲和亲人的死亡：
我常想，如果她没有死，不会有什么好的命运等着她。早晚她会成为父亲的敌人。当她看到她最好的老朋友，如布哈林、叶努基泽、斯瓦尼泽夫妇都一一死去，她是不会沉默的，她绝对熬不过去的……她是一只绑在战车上战战兢兢的鹿。
在父亲的周围，好像被画上了一个黑圈子，凡落入这个圈子的一切人，不是惨死，就是家破人亡，再就是从生活中消失。
关于斯大林的残忍动机，著名的苏联历史学家罗·梅德韦杰夫认为斯大林“主要动机是过分的贪图功名和贪权”。追求荣誉、优越感，实现和扩张个人意志，其根植于人的灵魂深处的便是情欲的满足，而情欲所特有的兽性就有着毁坏性的力量。正是权力把斯大林人性中的阴暗点放大成一场人类的巨大灾难，使得权力不受约束，产生了这种“难以管教的公民”或超人，才是遭受恐怖政治的真正原因。从希特勒到中国秦始皇，他们都是制度的产物，他们都是一些出色的刀斧手而已。
斯维特兰娜虽贵为“公主”，何尝又不是刀斧下的一只羔羊？她十七岁那年，认识了一名犹太裔的电影艺术家，初次品尝到人生最美好的初恋，仅仅才和艺术家在莫斯科大街上溜达了几次，那位倒霉的恋人便以间谍罪被关押十年，永远逐出了莫斯科。
像母亲一样，斯维特兰娜有着俄罗斯女人的敏感、善良，她热爱音乐、文学，在莫斯科大学学习历史、语言学，为她日后成熟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