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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的金钱观和宗教观之间的不协调，让人不解。其实，从1948年来到香港，金庸走过的每一个脚印都让他自己记忆犹新，这一切，归根结底无非是殖民地香港商业文化的畸形产物。他成为香港精英中的精英不是偶然的，其身上浓缩了香港商业社会的典型特征。
民族主义（大中国主义）情结，对古老的大一统之梦不灭的追求。金庸出生在一个世代科甲、诗书传家的江南名门望族，深受儒家文化的浸润，在民族观念上，汉族正统思想在他早期的武侠小说中也表现得较为明显。以后他认识到了这种大汉族主义的狭隘性，如他自己说的：“我初期所写的小说，汉人皇朝的正统观念很强。到了后期，中华民族各族一视同仁的观念成为基调，那是我的历史观念比较有了进步之故。这在《天龙八部》、《白马啸西风》、《鹿鼎记》中特别明显。韦小宝的父亲可能是汉、满、蒙、回、藏任何一族的人。即使在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中，主角陈家洛后来也皈依于回教。每一个种族、每一门宗教、每一项职业中都有好人坏人。有坏的皇帝，也有好皇帝；有很坏的大官，也有真正爱护百姓的好官。书中汉人、满人、契丹人、蒙古人、西藏人……都有好人坏人。和尚、道士、喇嘛、书生、武士之中，也有各种各样的个性和品格。”他之所以能够摒弃大汉族主义，和他对人性的认识是分不开的。他深刻地看到了契丹人里有萧峰这样的英雄，汉族也不乏秦桧这样的卖国求荣的人。在大千世界形形色色的宗教信仰、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中，不同的民族之上，还有一个共同的人性。
乔峰是他笔下英雄中的英雄，是千万人心目中真正的大侠。他是契丹人，却是汉人将他抚育成人的。在两个相互仇视、敌对的民族之间，他注定了只能落得折箭自杀的命运，其死让人无比悲痛，也促使人们认真思考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如何和平共存的问题。从《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到《天龙八部》、《鹿鼎记》，金庸笔下的民族矛盾大多基于政治原因，只有《白马啸西风》通过一个父母双亡的小女孩的眼睛，以其纯洁无瑕的心灵、质朴的语言洞悉了——“各民族的人当中，都会有好人，也会有坏人”。
金庸摒弃了狭隘的大汉族主义观念，却未能超越民族主义的藩篱。金庸的爷爷因“丹阳教案”被罢官，金庸永远忘不了小学课堂上历史老师在讲到鸦片战争、割让香港时，全班同学哭成一片的情景，从小就尝到了中国人被欺侮的滋味。上初中时，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踩过美丽的家园，金庸家破人亡，流离失所，一个曾经显赫的书香之家从此中落，他便流亡千里到浙江南部继续求学，失去了家庭的接济。在抗日的烽火中，学校教育自然也要向每一个学子灌输民族意识，诸如对汉奸的痛恨，对民族英雄的赞美，这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这一切，即使到了香港之后，导致他的民族意识也丝毫没有减弱过。1959年，他在《明报》社评中说：“首先声明，本报乃民族主义者，对中国人之利益，几乎都勿肯牺牲。如美国人损害中国，本报反对美国；如苏联人损害中国，本报反对苏联。
中印就边界问题发生冲突，他说：“既然是中国人，在涉及民族利益的时候，应当捐弃私见，支持中国人而不支持印度。”在谈及西藏、外蒙的问题时，他认为：“我们的立场很明显，谈不上左倾右倾，只是坚决主张维护中国领土之完整。西藏是不能让它独立的，外蒙在苏联的全力左右下独立，必须设法收回，让它像西藏一样，是中国范围之内的一个自治区。”
金庸虽然不是一个大汉族主义者，但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民族主义者。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从第一次踏上台湾的土地，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频频穿梭于两岸三地之间，金庸心中始终有一个梦，一个大一统的梦。见了蒋经国之后，金庸说：“他是浙江人，我不把他看成政治家，他一开口讲话我就觉得他是同乡，觉得好亲切。”见了邓小平，他除了表示自己发自内心的钦佩，更说：“邓小平说的话，我全部都赞成，发自内心的赞成。”金庸一直寻求在两岸之间保持一种平衡，他说：
我相信中国最大多数人民所盼望的，就是这样一个政府，希望大陆和台湾将来终于能够和平统一，组成一个独立、民主、中立，人民享有宗教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企业自由、人民权利获得充分保障的民族和睦政府。我这一生如能亲眼见到这样的一个统一的中国政府出现，实在是毕生最大的愿望。
金庸希望两岸统一，在香港回归问题上的立场上，对美国的仇视以及对西方文明的排斥，醉心于古老的中国文化，都源自其大中国主义情结，也因此他才会发出中国哲学救世界的梦呓。
新记《大公报》时代的“文人论政”传统。金庸自称：“文人办报，我大概是最后一位了。”从十九世纪后半叶王韬在香港办《循环日报》到金庸二十世纪后半叶办《明报》，这一百年正是中国变化最大的一百年。金庸以一介书生，一无资本，二无党派背景，赤手空拳办《明报》，所凭借的就是他那支笔，以及他“文人办报”的理念。他在《大公报》工作了十年，虽然大部分时候这份报纸都是左派报纸，但他初入《大公报》之时，有幸搭上了“文人论政”的末班车。瞬间就是永恒，那短暂的时光停留在金庸生命的深处，他之所以在1959年决定离开左派机构，开创独立办报事业，其中不无《大公报》的影子，虽然最初他只是提出了“公正、善良”等办报主张，但新记《大公报》所追求的“四不”理想一直在他的心中萦回不去。
1962年，金庸在《明报》开设了有着浓厚书生色彩的“自由谈”栏目，以不偏不倚、公正无私相标榜，自称“不受任何政治力量的影响，为纯粹的民间报纸，有条件同时刊登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正是这一公共论坛，大大地提升了《明报》的报格，使其迅速从一份侧重武侠小说、马经、食经、煽情新闻的小报，转变为一份为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报纸。“有容乃大，无欲则刚”最初只是“自由谈”的座右铭，进而却成了《明报》的报训。在《明报月刊》发刊词中，金庸对此有过这样一番解释：“有容，那是指门户开放，对任何一种意见都不歧视；无欲，那是说我们决不企图由此而追求私利，除了读者们的支持之外，决不接受任何方面的津贴和影响。”
1964年10月13日，他在《明报》发表《不党不盲，难能可贵》的社评，更是明确重申了新记《大公报》的“四不”方针，指出：“……报纸的责任，在于良心，认为对的就说对，认为错的就说错，以为是好的就拥护，以为是不好的便反对。……那是新闻学中可贵的‘不党、不盲’原则。”
《明报》在香港的成功，查良镛社评以其特有的知识分子气质倾倒了千千万万读者，其中就有新记《大公报》的影子。尽管时移势异，在香港论政和当年张季鸾的“三骂”、王芸生的“看重庆，念中原”等不可同日而语，但金庸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确实在追求文人办报的理想。没有这一点，《明报》就不可能在香港这个商业社会异军突起，成为一份令人瞩目的精英报纸。金庸说“文人办报，我大概是最后一位了”，其中恐怕也有他对自己最终未能守护这一理想的感喟。
四、没有结束的话
1918年出生的穆旦（查良诤）是金庸的同族兄弟，抗战时期毕业于西南联大外语系，是一位富有人文主义素养的诗人，曾写下了许多足以穿透时空的诗行。他的诗显露了出色的文学才华和对时代深刻的领悟和把握。然而，在1949年以后大部分岁月里，穆旦失去了写诗的可能性，却大量翻译了普希金、拜伦、雪莱等人的作品（多数生前都未能出版）。他这个名字曾被长久地遗忘在“文革”期间，竟成了“牛鬼蛇神”、“历史反革命”，他的命运成了当时知识分子的普遍遭遇。1977年，当穆旦重新拿起笔歌唱时，死神很快就降临了。
穆旦的悲惨命运与金庸的无比风光构成了巨大的反差。有人评论：“金庸展示了文人的情趣，穆旦却坦呈了文人的灵魂。”他们的不同遭遇无疑是一个有关二十世纪知识分子耐人寻味的话题。穆旦早逝，我们无法看到他后来的变化，他对自己经历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