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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份额、且有自己品牌的厂家大多会走与外国资本合作的道路，外国资本考虑到此举可降低占领市场的成本，也会欣然合作。而中小企业主，尤其是技术服务较差、只是靠高额回扣拥有一定市场的乡镇企业，则是入世以后最可能被淘汰出局者。
如果没有相应的政策出台，这一切的结果将是：上层继续暴富，而中下层人士还会继续边缘化。
从中国当前社会结构演变状态来看，已经形成了与改革以前完全不同的一种新型社会结构，但这种结构是通过“渐变”——即“老权贵带入新社会”的方式完成的。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结合方式也发生新的变化。中国现在缺乏社会运动，只有人口迁徙与人口流动。社会运动蕴含着某种高度的反思性自我调控，是旨在建立一种新生活秩序的集体性事业。以这个标准衡量，中国二十年改革过程当中，其实只有八十年代中后期有过社会运动的萌芽迹象。
要解决中国问题，必须要有一场从思想到制度全方位变革的全新的社会运动。①〈美〉彼特·布劳：《不平等和异质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②孙立平等：《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与隐患》，载《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5期。③《南方周末》1998年4月24日。④ 杨海鹏：《权倾一市的乡村巫师》，《深圳法制报》1999年12月16日。⑤⑦⑩（11）杨继绳：《中国当代阶层结构的总体分析》，载《社会科学季刊》1999年秋季号。⑥ 胡岳岷、朱雅：《私营经济的发展与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载《长白论丛》（长春）1996年第6期。⑧本段资料除注明者外来源于：长平、余刘文：《周立太代民工泣血上诉，近百起工伤案陆续开庭》，《南方周末》1999年11月26日第一版。赵云胜、刘如民：《我国职业灾害的概况和对策》，载《劳动安全与健康》1996年第1期。肖希康：《来自煤城染血的劳动安全法制报告》，载《江西劳动》1995年第2期。河南郏县劳动人事局姬文生、李俊闯：《浅谈私营企业雇工权益被侵害的主要表现、原因及对策》，《劳动内参》1997年第4期。全国政协八届五次会议《关于维护“三资”、乡镇、集体企业女职工劳动保护权益的提案》，载《劳动保护》1997年第5期。《1996年全国安全生产情况通报》，载《劳动保护》1997年第6期。唐灿：《城市外来女民工的双重身份与歧视》，载《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4期。刘渊源：《展翊厂黑幕重重，打工仔危机重重》，《羊城晚报·新闻周刊》1998年10月22…28日。《强令七女工脱裤验身，一台资企业侵害职工人身权益》，《上海法制报》1998年7月22日。《王法何在，公理何在》，《报刊文摘》1998年7月27日。⑨《工人日报》1997年2月24日。（12）刘中伏、张清鸿：《对197起待岗职工犯罪案件浅析》，载《犯罪与改造研究》1997年第5期。（13）史修贵：《关于“严打”新收押犯中农村青年罪犯情况的调查》，《犯罪与改造研究》1997年第3期；张南燕：《农民罪犯的构成思想特点及改造对策》，《犯罪与改造研究》1997年第7期。（14）雷冬文：《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形态》，《湛江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4期。（15）吴忠泽、陈金罗：《社团管理工作》，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出版。（16）《全国百家注册会计师事务所、近千家分支机构被撤销——整顿“经济警察”》，《北京青年报·青年周末》1998年8月14日。五十年： 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一）？ 林贤治
如果说文学研究还有什么意义的话，那么它一定要填补水银柱上的空白，要使人为的、或者是基于自我蒙骗的、似乎是现实的燥热冷却下来，对其进行重新整理，创造新的比例。〔德〕伯尔
无论如何，打倒乐观主义！〔美〕尤金·奥尼尔
一 根回顾五十年中国文学，如果将目力固定在某一种文体上面，不能随意移动，却要求确切地说出它的位置，性质和质量，无疑是困难的。一个时代的文化是一个统一体，只要触及其中的任何部分，都会牵涉到整体。作为一种精神现象，文学固然无法摆脱来自精神世界的其他现象的缠扰，尤其严重的是，由于主体的物质性，它将不得不承受现实社会中的各种事物的刺激，不同力量的阻拒，压迫和打击。卢梭有一句名言：人生为自由而又无时不在束缚之中。这样，是否可以做到用纯墨水写作，确实成了问题。在谈论当代文学的时候，我们往往要踅回到原点上。一九四九年七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以其开创的意义，至今仍然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其实，这是一个危险的征兆。在大会上，周扬特别强调“组织”问题。所谓组织，并非自由职业者群的纯行业性团体，而是由官方按照一定的原则加以统一安排和管理的。在组织内部，没有个体的独立性可言。毛泽东在战时所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此时，被重新确定为和平时期文艺运动的“战斗的共同纲领”。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文学在如何宣传意识形态的同时又不失其为美学，在实践中一直是一个麻烦的问题。但是，当我们习惯地把最高领导人的著作经典化、绝对化的时候，艺术问题便不复成为自由探讨的对象。张中晓把《讲话》称为“图腾”，正是建国之初已经盛行于文艺界的偶像崇拜风气的一种概括。此外，大会明显地把文艺工作者划分为解放区与国统区，党内与党外，革命的与非革命甚至反革命的等等不同部分，孰优孰劣，尊卑有序，可谓明火执仗的宗派主义。像沈从文一流，便遭到公开的批判和排斥。严格说来，把文化问题军事化由来已久，并非肇始于这次大会；但是，经由这次大会而把斗争合法化、规范化和扩大化，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一年以后，文艺整风，以及各种批判运动，便可以不断地演绎下去，变得顺理成章了。体制是根本的。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政体基本上采取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谋求“中国特色”是后来的事情。从农业合作化，“三面红旗”直到“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试图以自己的意志使天地翻覆，不但不曾改变亚细亚传统社会的高度集权性质，甚至有强化的倾向。“百代都行秦政制”，这是有诗为证的。
整个文化体制就建立在这上面，或者可以说，它是与“计划经济”——也称“鸟笼经济”——等配套实施的。说到文学，首先就是作家协会制。从中央到地方，各级作协完全模拟从“拉普”发展而来的苏联作协进行建构。早在苏共二十次大会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萧洛霍夫便对苏联作协发出强烈的谴责，指出在三千七百个会员中有一大批“死魂灵”。作协配置相当的行政官员，内部遵循严格的审批制，许多事情，无须会员的共同协商或辩论，惟有接受“命令”的调遣。作为“群众组织”，从产生之日起，已然异化为准官僚机构。作家一旦被“组织”安排到了作协，一般而言，不是从事专业写作，就是充任机关刊物的编辑。“户口”相随工作挂在作协，或是邻近所属的街道上。因此，作协既是工作的地方，也是吃饭的地方，安身立命的地方。正所谓“天下英雄尽在彀中”。建国初期，胡风、沈从文等为什么显得那么栖栖皇皇呢？原因盖在“组织”迟迟没有对自己的命运作出安排。依靠“组织”，这是生活中的真理，如果一旦遭“组织”拒绝，“荃不察余之中诚兮”，那种被遗弃感当是极其难受的。人员一旦集中之后，从思想到创作，管理起来就方便得多了。在特殊时期，譬如面临运动，还可以一直管到私生活，个人最隐秘的地方。但是，作协毕竟给作家的物质生活以可靠的保障。倘从“生存权”的角度看来，却也不失为一种幸福。纪德在其著名的小册子《从苏联归来》中把苏联作家同那里的工人比，说是“最受优待的”，享受的是“旧时代的特权”。他说：“我也很明白：很可能不是明明白白地为了收买，苏联政府能把好处很好地和艺术家、文学家以及一切能为其唱颂歌的人分享；可我也看得很清楚：那些文化人士能很漂亮地为给他们好处的政府和宪法唱颂歌，事情就是这样的。”当然，也有拒绝歌唱廉价的颂歌的，如曼德尔施塔姆，左琴科，阿赫玛托娃，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等，但是等待他们的，只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