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003-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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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如在《一个过时的小说家的笔记》中论及知青问题：“知青问题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块癌肿。是什么人忽然心血来潮，把整整一代天真、纯洁、轻信、狂热的年轻学生流放到‘广阔的天地’里去的？这片天地广阔，但是贫穷，寒冷，饥饿。尤其可怕的是这片天地里有狼。发出那样号召的人难道不知道下面的基层干部是怎么回事？把青年女学生交给这些人，不啻是把羔羊捆起来往狼嘴里送。我们对知青，尤其是女知青，是欠了一笔债的。”汪曾祺在文章中还多次提到“知青”，鸣着不平。他记录了不少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惨况，如老舍，金岳霖，赵树理，沈从文，以及戏曲界同行多人。《名优之死》纪念京剧界一代才人盛戎，对于死者，他总结说是“死于精神上的压抑”。在“火红的年代”，几乎全体知识分子都是受迫害、受压抑的。他还写了不少文史随笔，如《贾似道之死》《午门》之类，现实感是鲜明的。其中，关于明人杨慎的就有多篇。杨慎虽在官场，却抱持诗人的气质，结果，犯了“言论自由罪”被判流放，最后以七十余岁高龄死于寺庙。知识分子与权力者的角逐，已经有了二千年历史，最后胜利的仍然是权势者。汪曾祺反复感叹知识分子处世和写作的艰难，他提醒道：“我们对于明清之后的名士的思想和行事，总要于其曲曲折折去寻绎。不这样，他们就无法生存。”又说：“人生多苦难。中国人、中国的知识分子生经忧患，接连不断的运动，真是把人‘整惨了’。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却能把一切都忍受下来，在说起挨整的经过时并不是捶胸顿足，涕泗横流，倒常用一种调侃诙谐的态度对待之，说得挺‘逗’，好像这是什么有趣的事。这种幽默出自于痛苦。惟痛苦乃能产生真幽默。惟有幽默，才能对万事平心静气。平心静气，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缺点，也是优点。”所谓“优点”，无非是弱势者，无权者借以保存自己罢了。对于历史大悲剧的产生，唯物论者总是归因于体制，这是无可挑剔的。但是这样一来，无形中等于给个人或统治集团开脱罪责。汪曾祺是不愿放过权力者个人的责任的。也许在他看来，中国的最高统治者总是处在权力金字塔的顶峰，国家即朕，是权力的唯一代表。由于他一样注重政治中的人性，所以不能容忍作为个人受到社会——首先是权力者——的压迫，欺骗和摧残。权力者的存在，如果与公民个体的自由和幸福无关，这种“伟大”是悬空的。所以，汪曾祺会说：“我对一切伟大的东西总有点格格不入”；“对于秦始皇，我对他统一中国的丰功，不大感兴趣。他是不是‘千古一帝’，与我无关。”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仍然惦念着长篇历史小说《汉武帝》的写作。在他那里，秦始皇和汉武帝有何区别？他何以对这位建树了赫赫武功，致力于中国“大一统”的皇帝感兴趣？这是有意味的。但是可以肯定，对于任何专制统治者，他在内心里是对抗的。汪曾祺自称是一个“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者”。他解释说，“我的人道主义不带任何理论色彩，很朴素，就是对人的关心，对人的尊重和欣赏”。但是，他的人道主义不是源自法国大革命的那种欧洲近代思想，而是从传统文化内部，主要是儒家思想中寻找精神资源。他认为，“孔子是个很有人情的人”，“儒家是讲人情的，是一种富于人情味的思想”。“仁”的思想，“温柔敦厚”的诗教，从小给他以熏陶，以致到了后来堕入逆境之中，犹能感受生活的快乐，不致丧失对生活的爱，追求情趣，追求美与和谐。他总是用他充满温情的眼睛看人，发现普通人身上的诗意的光辉，笔下的小百姓，没有一个是作为坏人活着的。在“革命”中丧失的人性，在文学中获得了复活——这就是汪曾祺的意义。但是，东方式的哲学—美学观念，在苦难的现实中常常流为麻醉品。就说汪曾祺，当他对小人物的悲剧命运作契诃夫式的刻划时，就因为过于注重美感的捕捉，暖色的渲染，民俗风情的工笔描画，以及笔记式叙述，在艺术效果上，就容易变得散漫，轻浅，琐碎，缺乏思想的深度。他承认没有太多的失落感、孤独感、荒谬感、绝望感，写不出卡夫卡的《变形记》那样痛苦的作品，就是因为深潜在血统中的“乐天”的，“中和”的思想的作用。但要把关于中国前途的乐观的信念传达给世人，这信念却又并非建立在艰难的斗争，甚至是绝望的反抗上面。西方哲学中的“异化”一词，可以说明许多问题。汪曾祺说中国不具备产生《变形记》一类作品的条件，其实是不确的。无论东方或西方，人的异化现象同样存在，只是根源不同，或者是文化专制主义，或者是科学技术主义，如此而已。鲁迅的《狂人日记》，《求乞者》，《墓碣文》等等，便是绝望的，孤独的，荒谬的和痛苦的。我们不能要求每个作家的风格一致，但要求对社会环境有正常的感受能力；当社会充满专制、不公和苦难时，作家必须具备一副可以呼喊的喉嗓，而不能强调诗学的需要，专一发出猫样柔媚的声音。好在受难记忆拯救了汪曾祺，让他依然有沉痛，有悲苦，有愤慨，有不平，而不是一味的温静，幽默与悠闲。一九八九年八月，就在这个时候，他宣言似的说道：“我是一个比较恬淡平和的人，但有时也不免浮躁，最近就有点如我家乡话所说的‘心里长草’。”稍后，他写了《随遇而安》，说明他并不“安”于“遇”。他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善良的。曾被打成右派的那一代人，除了已经死掉的，大多数都还在努力地工作。他们的工作的动力，一是要证实自己的价值。人活着，总得做一点事。二是对生我养我的故国未免有情。但是，要恢复对在上者的信任，甚至轻信，恢复年轻时的天真的热情，恐怕是很难了。他们对世事看淡了，看透了，对现实多多少少是疏离的。受过伤的心总是有璺的。人的心，是脆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为政临民者，可不慎乎。“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汪曾祺使我们想到陶潜，想到那飘逸背后激烈的一面。而且我们发现，汪曾祺愈到了后来，愈是率直敢言。这同孙犁恰好形成一个反向的对比，革命出身的孙犁，到了晚年，倒是愈见枯寂了。苦难可以积聚柴薪。生活战胜了美学。在黄昏时候才变得熠熠耀目的作家，除了汪曾祺，还有一位便是张中行。比较而言，张中行是一个杂家。虽然他也写人物，写风俗，写很漂亮的记叙性文学，但是，小品无疑更出色。他以博学杂识调和了丰富的人生经验，来写自己的哲学，这在当代作家中间几乎是惟一的。张中行是一位可爱的然而有点怪异的老人。他是典型的中国古代文化的传人，但是又和五四新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亲缘关系。他是地道的国学家，但是又深谙西学，能以西学中的民主科学的常识反观国学，而不至为传统的桎梏所囿。他是文化贵族，有书卷气而无方巾气，究其根砥，乃系农家出身，长期不为官家重用，作为“寒士”，也就保留了小农的那种“帝力于我何有哉”的超然。他的著作，非官方，非正统，非权威，非形而上，即使他在讲说老庄玄佛，到底还是关乎人的生命和智慧，回到他的大题目那里去：为人生。在张中行那里，有着比较牢固的民本思想。大人和小民的对立，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原始结构中轮廓分明。或者可以说，这是一个纲。关于官民关系，张中行有议论说：“对于现代包公式的好官，我同属下的小民一样，认为既值得钦敬，又值得感激。可是问题在于，如果这位好官不来，小民的幸福和安全，保障在哪里呢？所以，根据上面对于寄希望于好官的分析，我总认为，歌颂包公，歌颂海瑞，无论就事实说还是就思想说，都是可悲的，因为看前台，是小民的有告，看后台，是小民的无告。”那么，是否可以改变这种状况呢？他提出的办法是，只能“变祖传的乞怜为现代的民主，变祖传的官治为现代的法治”。他批评说，“我们现在标榜民主，乞怜与民主是背道而驰的……颂扬好官就正好表示，民未能主，法未能治”。他是坚决反对把“官治”等同于“法治”的。而我们目下有不少以“自由主义”相标榜的人物，恰恰把这两者弄混了。所以，当新式学者大力推广“后现代”理论的时候，他多少显得有点不入时流，竟推荐起异邦多年以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