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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作为启蒙的对象和“服务”的对象——成了“主题氛围”的一部分，甚至氛围本身。知识分子原有的独立权利被擦掉了，在一个长时期内，代替它的是“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到底“人民”是谁？马克思说：“如果国家像古代雅典那样把寄生虫和阿谀奉迎之徒看作违背人民理性的例外和痴呆，这样的国家就是独立自主的国家。如果人民像美好的旧时代的各国人民那样，只让宫廷丑角享有思考和述说真理的权利，这样的人民就只能是依赖他人，不能独立的人民。”没有独立的人民，也就没有独立的知识分子，反之亦然。在这里，独立是不可能脱离理性而存在的，否则，统统都是“看客”。年轻的拉丁美洲产生“爆炸文学”，可以认为，这是民族生命力的爆发，是人民经由理性选择和反抗的结果，是整个社会文化氛围的改变。中国当代作家有一个很大的不幸是，他们可承续的两大传统，历时长短不一，反差极大。一个是古代封建文化传统，二千年来，发散着毒气和鬼气的经典汗牛充栋，士子不是皓首穷经就是委身权贵，像嵇康这种不合作主义者是极少的。另一个是本世纪初开始形成的五四新文化传统，文字符号不同于老一套，传递的观念也是西式的，可是头十年过后便基本中断了：独裁专制代替了科学民主，一元代替了多元。此间，新文学的经典寥寥可数；但是必须指出，鲁迅的产生是一个奇迹。往后每况愈下，华章寥落固不待言，知识分子作家的卑屈更是令人扼腕。从四十年代起，他们开始“站队”。我们屈指数数看，他们都“站”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沈从文在一封未寄出的长信中，记述建国初在“革大”接受改造的心情：“在革大时，有一阵子体力精神均极劣，听李维汉讲话说，国家有了面子，在世界上有了面子，就好了，个人算什么？说得很好，我就那么在学习为人民服务意义下，学习为国家有面子体会下，一天又一天的沉默活下来了。”信中连续四次写到“个人渺小”，说明在那一代人中间“个人”情结的状况。文物专家史树青回忆说：“进去时压力大，沈从文有，我也有。记得那时几千人听艾思奇做报告，场面很大。有的人表态时痛哭流涕，有少数不能毕业，后来都逮捕了。”在文学界，除了萧军、胡风、丁玲、艾青等先后被逮捕和流放之外，余下来的，不是高唱颂歌如郭沫若，就是不断删改和否定自己的作品，如曹禺、巴金、老舍。能够保持沉默是高贵的，也是幸福的。可惜连沈从文也不可能做到，有谁真正做到了呢？除非被彻底剥夺了说话的权利。也就是说，是境遇使人变得圣洁，而不是灵魂本身。这是可悲的。对于中国的文化遗产，我们未必继承了最优秀的部分；但是可以肯定，我们继承了最沉重的部分，那就是文化心理遗产。知识分子整体在精神上是失败的。最近有人统计文化大革命期间“文化名人”的自杀名单，然而，我们是否认真清理过，计算过几十年来的精神伤亡名单？时间来到七十年代的下半叶，中国面临新的历史性抉择。当时，有过一个名为“思想解放运动”的短暂时期，对于打破自我封闭，推动体制改革起了不小的作用。神圣的事物遭到怀疑，一些历史问题得到澄清，民间思想跃跃欲试，到处摸索出口。神州大地又一次西风东渐。许多新名词，新书刊，新事物，进入贫困已久的知识界，一时唤起了清算和批判的热情。“人道主义”，“民主”与“法制”一度成为中心话语。“伤痕文学”刷新了文学主题，显露出与此前成打成打的粉饰性作品完全迥异的面貌，在社会上激起强烈的反响。这种情形与五四时期颇相类似，但是，历史毕竟不可能重演。现实中的变革是自上而下的。经济先行，政治后变。因此，市场开拓的叮当声，很快便淹没了思想者的独语或呼号。国际“列强”不再以武力而是以跨国资本，大批商品包括文化商品进入国门。冷战时代结束了。苏东事件倏然而至，成为世纪天幕上的一道最令人眩目的闪电。中国的变化是迅速的，也是迟滞的。经济特区，证券交易所，招商局，彩票，信托公司，夜总会，全民经商，公款消费，贪污，贿赂，娼妓，黑社会，白条子，盲流，卖血屯，农转非，议价生，希望工程……国际流行色与民族特色，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创造性与惰性夹杂在一起，这就是东方古国的“魔幻现实主义”。近二十年来，道路其实并不平坦，有过山重水复，风雨低迷的时候。及至世纪末，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新左派”，突然如地下水一般冒了出来。此刻，中国作家如何看待自己的文学？主流意识形态与思想个性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果真到了“告别”的时候吗？把“后现代主义”和别的一些主义请来，可曾考虑过中西文明发展的时间差？超时代是否成为可能？所谓“现代性”，它的涵义是什么？在文学世界中应当是怎样的表现形态？是否容许对土地的最原始的亲缘情感寄寓其中？对于生命，是否仍然心存敬畏？随着复制技术的发达，大众文化与从前的“大众化”出现了戏剧性的叠合，是否有必要与之保持距离？对于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都曾尖锐地揭示过它们的保守性，这样的批判哲学，今天是否已经过时了呢？世界充满悖论，尤其在体制转型时期，作为具有时代使命感而又绝对忠实于自己的作家，是无法回避这许多问题的。当此世纪之交，将有又一代作家浮出地表。但是，至今为止，中国作家的基本队伍仍然留在“组织”之中。他们深受市场的诱惑，愈来愈倾向于独立而自由的表达，却又乐于接受官方的领养和保护。不论出版的机制是否发生变化，在写作方面，至少他们不愿做为自由撰稿人而存在，承担各种风险。从文学史的角度看，以这样一种尴尬的生存方式，和与此相关的卑怯，顺从，投机，虚伪，犬儒主义的心理状态，难道是可能表现一个伟大的时代的吗？中国文学历来是“载道”的，即后来说的“为政治服务”；所谓“言志”，其实是前者的补充。即使在近期，个人“言志”也未曾彻底赢得作为美学的独立的地位。在评价中国当代文学的时候，我们可以放弃许多考虑，但是必须记住一个前提：我们的文艺体制和出版体制的改革尚未开始。五十年： 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二）二 干
文学历史的发展不是一个平均数。对于特定的民族文学来说，时段的长短，对其兴衰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影响。“五十年”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此间，但见我们的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纷纷推举“大师”，罗列“经典”，不禁令人想起人类学家弗朗兹·博厄斯的一段话：“一位找到一块碎陶片的人，传到我们耳中就被说成了一位考古学家，找到两块碎陶片的人被说成了优秀的考古学家，找到三块碎陶片的人便成了一位伟大的考古学家。”这里强调的是价值判断的科学性和严肃性。总的来说，为我们所目睹的被当作常识在大学课堂和各色书刊中展示的中国五十年文学成就，明显是被夸大了的。
就说散文。按照郁达夫的说法，中国向来没有“散文”之名，现在所用，乃由翻译得来。名是一回事，实又是一回事。早在先秦时期，诸子散文就很发达，很有特色，加上史传、策论、墓志、随笔、信札等等，古代散文的分量确实不容低估。郁达夫认为，散文当作Proso的译语而与韵文相对立，不能等同于Essays。看来，他是赞成把散文的限界划得更宽广一些的。文体学专家显然不会认同这种宽容的态度，所以才有“狭义散文”的说法。即使在这名目底下，式样也仍然很不少。要说特点，恐怕最简括的，还是回到个人性上面。首先，在内容方面，散文更重个人经验和内心体验。生活，劳作，读书，旅行，都是关于个人或者由个人参与的。即使作为旁观者，看重的也是个人的眼光；因此在形式上，也就十分注重所谓“个人笔调”。散文有能力把诗歌的想象力同小说戏剧的事实性协调起来，却不为结构形式所羁限。如果要把写作同时代联系起来的话，那么，散文更多的是表现社会制度的细部变化，是情感、意识、态度的变化，是对世界的最实际的描写，最质朴的叙述，最由衷的咏叹。真正的散文是不带面具的。散文对自由精神的依赖超过所有文体。洪堡特在比较诗歌和散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