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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的各家，尤其墨家，也都有类似的开放上层而“贤贤”的思想，但为什么唯独儒家在其后的中国社会成为正统呢，这除了儒家在这方面的思想比他家中正博大精微之外，还在于孔子身体力行、率先走出了一条打破贵族的文化专利，使学术平民化的道路，他以在野一身之力，聚集、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人才，那是一个新的不再以出身为标准，而是以学问品德为号召的士人阶层的雏形，这种士人阶层后来成了中国社会政治的主干。
孔子的学生可以说是来自五湖四海，有老有幼，有贫有富，有贵有贱。并且是贵者少，贱者多，富者少，贫者多。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所列的“受业身通者七十七人”中，唯一的贵族是司马牛。此外，从其他典籍中知为孔子弟子的贵族亦只有孟武伯、南宫敬叔和孟懿子等寥寥数人。xcii 故钱穆说∶“孔子弟子，多起微贱。颜子居陋巷，死有棺无椁。曾子耘瓜，其母亲织。闵子骞着芦衣，为父推车。仲弓父贱人。子贡货殖，子路食藜藿，负米，冠雄鸡，佩豚。有子为卒。原思居穷阎，敞衣冠。樊迟请学稼圃。公治长在缧绁。子张鲁之鄙家。虽不尽信，要之可见。”xciii 而他们中许多人后来却在政治或社会工作方面甚为活跃，各有成就，地位显赫，影响巨大。正如钱穆所说∶“其见于列传者，冉求为季氏宰。仲由（子路）为季氏宰，又为蒲大夫，为孔悝之邑宰。宰我为临淄大夫。端木赐（子贡）常相鲁卫。子游为武城宰。子贱为单父宰。高柴为费宰。其见于论语者，原思为孔父宰。子夏为莒父宰。”xciv 如果不是通过孔子的教学和游说活动，这些人很难有政治上发展的机会，更难形成一种独立于家族和君主之外的强大社会势力。
陈荣捷说∶“在儒家第二、三、四代一百五十年当中，孔门非常活动，成就也高。人数比任何学派为多，版图也比他们为大，几乎分布全国。他们分两途并进，一是从政，一是教学。”xcv 两方面皆有可观成就，而教学方面成就尤其辉煌。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孔门的“有教无类”、“学而优则仕”还主要是在思想观念方面发挥影响，其制度化及制度的定型完善尚须时日。但在战国时期，随着社会情势的进一步改变，儒家的主要代表孟子、荀子等显然更为直接和公开地阐扬了这一等级开放意义上的“贤贤”原则。孟子说∶“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xcvi 而此一“尊贤使能”，按其所举例证∶“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xcvii 显然是不应当受到任何血统、出身限制的。至于荀子所说∶“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xcviii 则是更明确的对于世袭社会“血而优则仕”原则的否定，而其依文学品行为新标准的取士选官原则，则在后世逐渐得到了相当彻底的实现。
总之，孔子社会政治思想中承前或保守的一面可以说是等级名分的思想，而其启后或开新的一面则表现为对血统论的打破，主张通过一种“有教无类”，使学而优者入仕的方式来不断补充和更换社会上层的思想。社会的等级秩序仍须保持，然而究竟由哪些人居于上层，他们依据什么标准，通过何种渠道进入上层却发生了变换。并且，在孔子思想中，这不变与变的两个方面并非是不互不相涉的，而是相当有机地结为一体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孔子对“君子与小人”的论述中发见。
梁启超认为，孔子之所以能为百世师表，非以其哲学论、政治论等有以大过人处，而在于教各人立身处世之道。或者说，孔子教义第一作用实在养成人格，造就“君子”（即为西人之所谓 gentlemen）。 xcix
又顾颉刚也说∶“我们读《论语》，便可捉住它的中心问题——造成君子。”c “君子”一名的原始义是国君之子，是一国的贵族，与“公子”、“王孙”等同义。这是社会等级涵义上的“君子”，是旧的涵义，在《论语》中仍有使用，如“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ci
此处与“野人”（庶民）相对的“君子”即指贵族。又如“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cii 亦是。但孔子还赋予了“君子”以一种新的涵义∶即指那些品行高尚的人们，这些人之被称为“君子”与他们的出身了无关涉。这是新意义的“君子”，在《论语》中，在这一新意义上使用“君子”一辞远比在旧意义上使用为多。但是，这两种用法仍然是同时存在的，并且，在孔子的政治思想中，亦明显含有应当让这些道德上的“君子”居于社会上层之意。
同样在孔子那里，“小人”也有两层涵义，它即可以专指在社会等级阶梯上居下的平民，如“小人之德草”，ciii “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civ 同时也可专指在道德品质上低下的那些人，如“无为小人儒！”，cv “小人比而不周”，cvi “小人之过也必文”，cvii 但这两种涵义有时也不易区分，如“小人怀土”，cviii “小人怀惠”，cix “小人喻于利”，cx 似既指品性又含等级意。再如“小人学道则易使也”、cxi “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这些话，cxii 是否意味着出身下层的人即使再学习也不可能跻身上层呢？这似乎与孔子的主旨不合，恰当的理解可能是这样∶作为一个多数、一个整体的较广大的下层，大部分人可能只能如此，这个较广大的下层始终存在，但作为个人，则每个人都有潜在的可能上升，而在社会未以客观有效的手段加以识别之前，更不能扼杀任何一人这种可能的机会。所以，虽然即便再公正的遴选制度也只能保证少数人由多数人中脱颖而出，在等级制度下，被挑选的总是少数，且作为少数被选出才有意义，却还是应当确立一种所有的受教求学者机会平等，不因血统出身受到区别对待的原则。所以，上述的“小人”可能仍有两层涵义∶作为一个整体，一个阶层，这个阶层始终存在，其职能也就在此；而作为个人来说，这个阶层是由那些学行不足以上升到君子阶层的个人构成的，而不管他们原来的出身如何。
这样就涉及到“有教无类”的另一面——虽然并非是首要的方面，即在这一机会平等之后潜藏的不平等。也就是说，贯彻这一形式平等原则并不可能避免（甚至还可能固定和扩大）实质上的不平等。孔子一方面说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cxiii 认为人天性有大致相同的一面，故而应有大致相同的后天发展机会，应当“有教无类”；另一方面又深深意识到人们之间在材质上的差异，甚至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cxiv 人有“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学之”、“困而不学”等种种差别，cxv 所以又主张“因材施教”，而最大的“因材施教”自然是对少数上层（君子）与广大下层（小人）实施的不同教育，这两种教育在目的、性质、方式上均有很大不同，如“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这一“因材施教”的思想也可以上溯到孔子之前，如晋文公时胥臣说∶“聋聩不可使听，童昏不可使谋。质将善，而贤良赞之，则济可俟。若有违质，教将不入，其何善之为！”但这不是说不要教学，所以胥臣又说：“文益其质，故人生而学，非学不入。……夫教者，因体能质而利之者也。”cxvi “教”在某种意义上主要是因势利导。孔子及后来的儒者对人事实上的差别都相当敏感，甚至认为人们在材质和努力上的差别应当反映到社会地位上来，这就是社会等级之别，是“君子”与“小人”之别。社会还是要有贵贱上下的分野，但这种分野不宜再依赖于人们不可改变的自然差别——血统，而是应基于人们在文学品行方面的优异和成功——这既有赖于人们后天的努力，当然也与人们先天的资质有关，但这种自然资质并不象血统那样是不可改变的。
所以，“有教无类”实行的结果却还是有可能形成一个社会地位特殊，人数较少的士人阶层，“君子”阶层，虽然其中具体的个人会不断变换、不断流动，但它始终是一个由少数组成的阶层。孔子在强调人们的人格平等、受教育的机会平等的同时，又注意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