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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先生并试着作了如下初步的解释∶
“ 孔子不是完全为旧文化的继续者，多少含些新时代的理想，经他的弟子们的宣传，他遂甚适应于新时代的要求。
商鞅们创造的新时代，因为太与旧社会相冲突，使民众不能安定，故汉代调和二者而立国。汉的国家不能脱离封建社会的气息，故孔子之道不会失败。汉后二千年，社会不曾改变，故孔子之道会传衍得这样长久。”xl
总结顾先生的意思是：从孔子这方面说，他的思想中也有新的因素，而从社会这方面说，孔子之后的社会也有旧的成分，这里实际上已经涉及到我们本书最后两节要说的主旨，即孔子思想中既有保守的一面，又有开新的一面；既有承前的一面，又有启后的一面。社会亦然。 孔子从来不是一个激烈的革命者，但却仍然是一个革新者，然而，在雅斯贝尔斯所说的发生于公元前800至前200年的中国、印度、西方的“轴心时代”（axial age）的那些伟大的革新者中，或者说，在帕森斯所说的“哲学的突破”（philosophicbreakthrough）的代表人物中，相对于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哲学家、犹太教先知和佛教创始人来，他大概又是最不激烈、最温和的一个。xli 在中国的早期尤周代文化中，也许是由于血缘基础的浓厚特色所致，已经有一种“不为已甚”的传统，xlii 而孔子的思想又进一步加强了这种传统。
大陆经历过在“文化大革命”的“批林批孔”运动中达到最高峰的对孔子的激烈批判和全盘否定之后，近年来已有一些学者重新回到对孔子的崇敬与弘扬，还有许多学者谈到孔子思想的两面性或“中道”特色，xliii 现在的问题是，从本书的主旨观察，在孔子的社会政治思想中，究竟那些是保守或承前的成分，那些又是开新及启后的成分呢？
我们在此所说的“承前启后”是指思想上的“承前启后”，“承前”的思想可能不仅在孔子之前的人那里存在，在孔子那里存在，也在孔子的后继者那里存在，而“启后”的思想也可能不仅在孔子之后的人们中广为流传，在孔子之前的人那里就已有萌芽。当然，具体到个人身上，这些思想的比重则各有不同，包括在一些人那里有比较集中、或比较极端的表现，而孔子的意义则在于，他处在一个历史枢纽的中心地位，作为一个集大成者，作了一种伟大的、流播久远的综合。
我们现在就来注意孔子思想中“承前”的一面，简单的说，这一面就是等级秩序的思想。在孔子之前，这就已是一般人、当然尤其是社会上层、统治者的共识，这也是与孔子同时代的人的共识，而且，它还是此后两千多年社会的共识或居支配地位的思想，我们想强调的是，孔子并没有改变这一古老的思想，而是基本上继承了这一思想。
我们在前面的第三章分析了春秋社会的等级分层，指出当时社会可以大致分为两大等级∶包括大夫与士的贵族等级，与包括庶民与奴隶的非贵族等级；而作为居住地域之分的“国人”与“野人”，社会职能之分的“劳心者”与“劳力者”，也都含有等级差别的含义。这些等级差别，亦深深地渗透在人们的意识之中∶
《左传》成公13年刘子∶“君子勤礼，小人尽力。”
襄公9年知武子∶“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
襄公13年君子曰∶“君子尚能而让其下，小人农力以事其上”。
《国语》“周语”严公∶“君子务治而小人务力。”
“周语”内史过∶“庶人工商各守其业以共上”
“鲁语”公父文伯之母∶“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训也。”
孔子无疑承袭了这些思想，他在评论昭公29年晋赵鞅铸刑鼎一事时说∶
“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文公是以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以为盟主。今弃是度，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xliv
无等级，无差别即无以为序，而铸刑鼎明确使“民在鼎矣”，又使“刑上大夫”，已含有一种在刑法面前贵贱形式上一律平等的含义，所以，这种崇尚某种形式平等的法与实质上分别贵贱的礼是有矛盾的，而孔子是站在“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礼治立场上，他维护和怀念一种温情脉脉、彬彬有礼，尽量不诉诸法律，不撕破脸来，甚至不轻易说破的礼治秩序。
但礼治仍是一种等级秩序自然是无疑义的。学者们对孔子维护周礼和正名的学说已经有相当多的阐述和分析。扼要地说，礼是等级之礼（虽然不仅于此），名是等级之名（虽然也不仅于此），但其中心内涵有等级之意却已是勿庸多言了。孔子对等级差别的维护是敏感和全面的，他不仅注意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社会鸿沟，对贵族内部的差别、名分也甚为（甚至更为）注意。他认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诸侯、大夫、陪臣一级级约束，各守其名分才是“天下有道”。xlv 维护等级秩序最重要的是从上面做起，以避免上行下效逾越的行为。
客观而论，相对许多时人及后人，孔子对地位、尊卑的等级秩序并没有给予太多直接的强调，孔子对社会的其他方面以及个人非社会的方面，可以说倾注了更多的关心，但社会区分为上下两层，一个有德（或至少应当有德）的少数治理一个广大的多数的观念还是作为一种在其看来不必明言的常识流溢其各种言谈之间。我们试以孔子对“民”的论述为例，“民”自然是一个多数，构成一个国家的人口主体，孔子有关“民”的思想主要是∶首先要安民、养民、足民，要“博施于民而能济众”，xlvi 圣王“其养民也惠”，xlvii 要“因民之所利而利之”；xlviii 其次才是教民，使民，以君子之德感染、影响民俗，如风之吹草，使“民德归厚”xlix ，使“民与于仁”，l 使民“不偷”，li 统治者役使民众必须谨慎合理，要“使民如承大祭”，lii “使民也义”，liii “君子信而后劳其民”，liv 我们在此可以发现后来在孟子那里更进一步阐扬了的惜民爱民的“民本”思想，但在这些字里行间，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找到由民参政、多数裁决的“民主”的影子。相反，“上”与“民”的界限是清楚的，是不可逾越的，统治的目的是使民“服”，使民“敬”，使民“信”，使民“归心”，而决非使民主政，所以所述都是取一种居上而“临民”的姿态∶“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lv “上好礼则民易使也”。lvi 而这种姿态又是与一种对民众或多数人事实上的性质的看法分不开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lvii “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lviii “中庸之为德，民鲜久矣”。lix 但我们要注意，孔子的这些看法是在把民众或大众作为一个整体来说的，孔子决不否认出身庶民的任何个人，无论他出身多么低微，都有从众人中拔出的可能。
等级观念是为孔子当时及前后人们的常识、共识，我们还可以从比孔子稍后、颇有平民宗教教主特点的墨子的言论见出。墨子对当时的传统政治文化采取了一种相当激烈的批判态度，他否弃礼乐，反对世袭贵族，主张尚贤、禅让、选举，但是，他并不否认社会有立天子、王公、诸侯、将军大夫的必要，lx 并且说“义者政也，无从下之政上，必从上之政下。”lxi 庶人由士政之；士由将军大夫政之；将军大夫由三公诸侯政之；三公诸侯由天子政之；天子由天政之。“义不自愚且贱者出，必自贵且智者出。”lxii
明此背景，我们就可知为什么孟子会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为“天下之通义”。lxiii 我们还有必要注意∶儒家上述立论并不是纯粹从统治阶层，甚至不纯是从国家的立场提出的，而主要是从天下，或者说社会的立场立论的，这一点在荀子的礼论中显示得最为明白。荀子首先明确地指出，礼基于等级制∶“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lxiv 但为什么要有这种等级制呢？或者说，礼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