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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累积的知识和初启的理性而已。这就是士人。中国封建毁于士人。他力促阶级之融解，而他亦就是阶级融解下之产物，为中国所特有。中国封建之解体，要不外乎阶级之解消，而仿佛将以理性相安代替武力统治。它不同乎西洋之以新阶级代旧阶级，为武力更易其主体。此即其先由文化和政治开端之说也。xxxiii
中国古代封建的解体，是否就意味着阶级或等级的消失，这一点我们还须在后面探讨。但文化和理性在中国历史发展早期就已表现的独特而重要的作用确实令人注意，梁启超甚至认为，贵族政治的消失，其主要原因就是文化知识的下逮。他说：
“若夫贵族平民两阶级，在春秋初期以前，盖划然不相逾，百姓与民对举，大夫士与庶人对举，君子与小人对举，经传中更仆难数，乃至有‘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等语，似并法律上身分亦不平等，关于此方面真相如何虽未敢确答，要之政权恒在少数贵族之手，则徵之左传中所记诸国情事，甚为明白，盖封建与宗法两制度实行之结果，必至如是也，虽然，此局至孔子出生前后，已次第动摇。……
“贵族政治之完全消灭，在春秋以后，其促成之者，孔墨诸哲学说与有力焉，说详次篇，兹不先述，然而环境之孕育此变化，实匪伊朝夕，其主要原因，则在智识之散布下逮，封建初期，政治教育与政治经验，皆少数贵族所专有，一般平民，既无了解政治之能力，复无参加政治之欲望，及其末期，则平民之量日增，而其质亦渐变，第一，小宗五世则迁，迁后便与平民等，故平民中含有公族血统者日益加多，第二，当时贵族平民，互相通婚，故实际上两阶级界限颇难严辨。第三，各国因政变之结果，贵族降为平民者甚多，例如前文所举‘栾胥原，降在皂隶。’第四，外国移住民，多贵族之裔，例如孔子之祖孔父，在宋为贵族，而孔子在鲁为平民，此等新平民，其数量加增之速率远过於贵族，而其智识亦不在贵族之下，此贵族政治不能永久维持之最大原因也。”xxxiv
而在这一过程中，孔子起了一种独特的、承前启后的作用，此正如梁漱溟所言：一般都说，孔子私人讲学，有教无类，乃学术平民化之开端，并为后世开布衣卿相之局。士之一流人，如非孔子开创，亦必为其所发扬光大。这话虽大致不错，然须知远在孔子之前，暨其同时，有学养之人散在民间而不仕者，或疏贱在野之贤才起而当政者，既不少见。有孔子乃有后世之士人，亦唯有这些先河，乃有孔子。孔子非突然出现，他实承先而启后，使历史浸浸发展到社会之丕变。士人非他，即有可以在位之资而不必在其位者是也。其有可以在位之资与贵族同，其不必定在位与贵族异。假使一天，贵族少至绝迹，而在民间此有可以在位之资者推广增多，政治上地位悉为他们所接替，人无生而贵贱者，这就是中国封建解体之路。而春秋战国实开其机运。一方面战国霸主竞用贤才，相尚以养士，他们的出路大辟。孔子恰生在春秋与战国之间，以讲学闻政为诸子百家倡，就起了决定性作用。xxxv 最后，梁漱溟的总结是：
“西洋封建解放，起于其外面之都市新兴势力之抗争侵逼；中国则起于其内部之分化融解。西洋是以阶级对阶级，以集体对集体，故卒为新阶级之代兴。中国新兴之士人，是分散的个人，其所对付之贵族阶级亦殊松散。及至阶级分解后，以职业分途代阶级对立，整个社会乃更形散漫。
西洋以工商发达为打破封建之因，文化和政治殆随经济而变，颇似由物到心，由下而上。中国以讲学养士为打破封建之因，文化和政治推动了经济（士人无恒产，不代表经济势力，而其所作为则推动了经济进步，李悝商鞅其显例），颇似由心到物，由上而下。
以上是说明中国封建解体之由来，同时亦就是指出∶中国从这里起，便缺乏阶级，不象国家。”xxxvi
然而，在中国古代封建解体、春秋时代的世族消失以后，社会究竟朝着什么方向发展，中国还是不是一个阶级或等级社会，或者说，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阶级或等级社会，孔子在这一新社会取代旧社会的过程中究竟起了何种独特的作用，我们还可以做一些进一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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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承前启后的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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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世袭社会的解体 三、承前启后的孔子
有关孔子的思想学说在封建世袭社会解体的过程中究竟起了何种作用的问题，还可以从另一个更宽广，当然也更有争议的角度提出，这就是孔子思想的历史地位问题。二十世纪之前，孔子思想的至尊和正统地位决无疑问，五四以来，这种地位却遭到几番强烈冲击而致动摇倾覆。近数十年来，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苦心孤诣，力挽狂澜，对孔子思想的意义阐发良多，但这种阐发多集中在哲学的形上学方面，而在孔子的社会、政治、历史观点方面却或者是虽有心回护但言而不详，甚或有所回避，乃至亦进行批评攻击（自然常常是以批判孔子后学例如荀学的名义）。xxxvii 总之，在社会架构或“礼学”的层面，捍卫孔子之学的许多学者似远不如在内在精神或“仁学”的层面来得理直气壮和撷精抉微，xxxviii 然而，他们可能没有充分注意到（或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对孔子及儒学的攻击实际上主要是来自这一方面的，因而，他们的捍卫与对方的攻击就常常不能相应。一些基本的疑问仍然保留着：在孔子那里，是否存在着民主性或人民性的因素？这些因素是否构成他社会政治观点的主要倾向？以及更深一层的疑问：是否只有这些因素才是核准其社会政治观点的正当性的基本标准或理由？孔子的社会政治观点是否必须与现代民主接笋，甚至还要能够开出现代民主才算合理？
我们无法在此考虑所有这些问题，也不欲对孔子的社会政治观点匆忙作价值上的褒贬，现在引导我们的首先是一种学术上的兴趣，也是许多学者都早已注意到了的一个问题：即人们大都承认孔子是生活在一个衰落的旧时代的结尾，在孔子之后的战国秦汉则开始了中国历史的一个新的时代，新的单元，并且孔子的思想中明显有一种保守或非革命的倾向，然而，孔子的思想为什么却成了后来漫长的新时代的统治思想？孔子本人也成为其后两千年中国社会的“至圣先师”、“百世师表”？类似的问题也以稍微不同的方式对许多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构成了一个难题：为什么作为“反动奴隶主贵族代言人”的孔子，又成了后来“封建社会”的“圣人”？我们现尝试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角度对这一问题提出一种新的解释，并由此显示孔子个人及其所代表的文化因素在新旧社会嬗替中的巨大作用。
上述问题的郑重提出可见之于顾颉刚在1926年11月分别给程憬与傅斯年的书信，他提出“孔子学说何以适应秦汉以来的社会”的问题，现综合他的疑问如下：
（一）在孔子的时代，因经济情状的改变，政治和道德亦随之改变，而孔子以保存旧道德为职志，何以他反成了新时代的适应者？
（二）秦汉以下直到清末，都适用孔子一派的伦理学说，何以春秋时的道德观念竟会维持得这样长久？春秋时的时势与秦汉以下的时势毕竟不同，而终不能改变春秋时的道德，这是什么缘故？
（三）战国以来，创新道德和新政治的人还不少，例如商鞅，赵武灵王，李斯、王安石，永嘉学派等，何以他们终不能在新时代中立一稳固之基础？商鞅一辈人何以造成了新时代之后，反而成为新时代中的众矢之的？何以他们终给传统的儒者打倒了？
（四）在《论语》上看，孔子只是旧文化的继续者而非新时代的开创者，用惟物史观来看孔子的学说，他的思想乃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但秦汉以后是一新时代，秦汉以下不是封建社会了，何以孔子竟成了后来这个时代的中心人物？何以他的学说竟会支配得这样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