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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 ”vi
因此，春秋战国之交所发生的那一场变化，自然不宜仅仅视为是社会流动的简单加速，而且还是社会结构的大变动。这一大变动的实质就是社会上层的构成和来源从根本上被改变了。法国年鉴派史学家布罗代尔（ F。Braudel）认为 ∶要把皮埃尔·布迪厄（P。Bourdieu）的激进社会学理论应用于过去，并打一开始就承认任何社会的基本任务是实现社会上层的再生产；vii 我们也同意这一观点，只是在把眼光投向中国的历史时，对这种再生产是否总是带有激烈的等级斗争或阶级冲突的性质，其改变是否总是要伴随一场急风暴雨式的大革命心存疑问。春秋世族比起在下层革命、平民造反中一朝覆亡的西方贵族来，更象是在时间的甚长流程中逐渐消亡，自我倾覆的。虽然春秋世族的这一消亡过程我们不得详闻，但在这一时期里并未发生针对世族制度、波及当时诸国的“起义”似可确证。
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承认，一个社会差不多总是分为上下或多层梯级的，且上层总是少数，viii 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社会上层的再生产、或者说上下的流动也总是时快时慢、或多或少地在进行之中，这种流动在大多数时候只是数量方面的变化，只是涉及到具体个人、家族的变化；但有的时候却涉及到整个流动方式的改变，这时的社会流动量和速率当然也急剧改变，然而其中更有意义的是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ix
春秋战国之交所发生的变化就是这后一种变化。遗憾的是，由于《左传》终笔（公元前468年）之后一百多年的史阙无闻，我们虽然对被隔开的这两个时期之迥别有了强烈的印象，却难于详细了解其间的过程。
当然，我们也还是可以从春秋时期的史料中寻得若干转变的痕迹，因为这一过程毕竟从春秋时期就已开始。笔者特别注意世族产生和消亡的自然性，可以说，世族其兴也渐，其亡也渐；其兴也自然，其败也自然。世族自然而然地、自发地在政治的封建诸侯的范例下产生，从各种各样的氏族、家族中脱颖而出，x 在其早期，他们的兴起有赖于自身道德的和非道德的某种优越性，xi 当然有时也可能是纯粹的机会，而人性中根深蒂固的对自我生存和延续的关怀，又使他们在条件可能的情况下把自己获得的好处尽量遗传给自己的子孙，xii 然后，在延续了几代之后，子孙或由于客观条件的优越而淡忘了创业的艰难，失去了奋斗的刺激动因；或由于在价值观念上更重视生活的精美享受、文化艺术的精致发展（而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正是世族、乃至其他人类群体或个人的斗争所努力追求的目标或目标之一）而不经意于延续世族的责任，甚至变得委靡，再加上资源的有限，这种衰亡就几乎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xiii
而更可能的当然是所有这些因素，包括一些我们在此未提及的因素都起了作用，xiv 这就使一些旧的世家大族被新的世家大族所取代。而这一切都是相当自然而然发生的，并且一般来说是渐变的，因而不易引人注目。
这里我们也许有必要澄清这样一个不一定完全准确的观念：即认为在世袭社会里几乎没有什么流动，实际上，即使社会结构并不变动，流动仍然是相当可观的，其原因就在于上述的种种因素，xv 只是这种流动是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是落实在具体的一些家族和个人身上。 周瑗曾在一篇名为“矩伯裘卫两家族的消长与周礼的崩坏”的文章中，xvi 通过歧山董家村出土的一批西周铜器上的铭文所记录的矩伯与裘卫两家的三次交换，分析了作为周室重要大臣和显赫贵族的矩伯地位如何一步步下降，经济拮据，不得不以自家的土地、狩猎权，向裘卫换取在周室典礼上必须使用的瑾璋、皮饰、车辆、衣帛的情况，而曾经只是负责制皮作裘的小官的裘卫，数代之后却发展到了能与西周姬姓的头等世家毛伯和成伯通婚的地步，这说明“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情况虽然特别强烈地被变革时期的人们所感觉，但在大致平稳的时期实际上也在渐渐地发生。
我们观察东周春秋时代，对世族内外的嬗替更可有一深刻的印象。在春秋时代最为活跃的世家大族，绝大部分都是在春秋早期立家的，如鲁之三桓；晋之赵、韩、魏、范、栾、中行；齐之崔、陈；至于郑国的七穆，更是晚至春秋中期方始立家，比较有把握的在春秋之前就已建立的大概只有齐之国、高；卫之石氏等寥寥几族。但是，我们却不能够确凿地说，世族只是到春秋时期才第一次广泛地建立，有可能世族已经上演过了一轮自己的戏剧，只是史料湮没，无以称述罢了。“历史是贵族的坟场”，但另一方面，历史也是“贵族的摇篮”，xvii 或者说，历史在其初期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是“贵族的舞台”。历史是这样一出戏剧，它几乎总是、也不能不是演员少，观众多；台前人少，台后人多；甚至有时演员相当固定，世袭社会就是这样一种演员相当固定的情况。
而春秋时代似可被视为难得的史料相对丰富、剧情亦相当完整独立的一次这样的演出。我们仍沿用前面按每九十年把春秋时代划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的做法，这样，我们看到，在第一个九十年，在我们所列出的36家世家大族中，xviii 已经有23家在活动，其中一大半是明确在此期间始立的。在第二个九十年，立族的有13家，明确覆灭的有4家，即晋之栾、；齐之崔氏和卫之宁氏。而到了最后一个时期，则已经不见再有世家大族的始立，明确覆灭的则至少有8家，其中周召简公盈被杀，晋范吉射、荀寅出奔齐，以及卫孔悝奔宋、宋华弱奔楚、向巢奔卫、楚斗辛奔随、陈夏区夫见杀；除了分晋之三家，夺齐之陈氏，其他世族如鲁之三桓的覆亡看来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它们到了七国时期全都无影无踪。
我们可以再扩大视野，根据春秋经传所见世族延续的世代，将它们大致分类如下∶xix
国 别 九世以上世族 五世以上世族 三至四世世族 周 5 12 鲁 2 8 4 晋 4 8 12 楚 1 7 4 齐 5 15 郑 4 13 卫 1 3 10 宋 1 5 5 陈 1 2 秦 2 蔡 1 合计 9 45 82
其他都是不足三世的世族。而在三世以上的世族中，也以三世至四世的世族为最多，其次则是五世至八世的世族，延续到九世以上仍然显赫的世族显然极少。这些世族在七国时期也都消失，并无此消彼长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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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袭社会解体的诸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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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春秋社会的等级
二、世袭社会解体的诸原因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春秋晚期所发生的变化还不仅仅是世族内部的嬗替，而且是整个世袭社会的崩溃，所以我们除了上面约略提到的导致具体世族衰亡的原因之外，还须特别注意导致整个世袭社会在春秋战国之交崩溃的诸因素。
管东贵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从李斯廷议看周代封建制的解体”中列举了一些对封建制解体原因的解释：如钱穆说，“内废公族，外务兼并，为封建制破坏、郡县制推行之两因。”xx 瞿同祖、李宗侗等倾向于认为诸侯兼并、阶级破坏是封建崩溃的原因；徐复观把封建没落的原因分为政治和社会两个方面的原因来论说，认为封建社会结构的瓦解是“随”封建政治结构的瓦解而发生；许倬云在为《不列颠百科全书》所写的“周朝与秦朝”条目中，似以“家族纽带愈来愈淡薄”作为周代封建制解体的主要原因，这样，他的观点与李斯廷议中所说的“后属疏远”基本上相同。管东贵自己的看法是：封建制的解体不单是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问题，而是连同它所存活的环境整个都发生了根本变化的问题，封建制实行之初是很有效的，后来变得无效，是由于它与环境之间长期的互动互变造成的，首先是宗法制度渐渐松动，慢慢就导致了封建制的解体。xxi
封建世袭社会解体的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除了上述所言，在这些因素中肯定还有经济的原因。资源有限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