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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艺术形式本身尚未分化，与政治也是难分难解，艺术家、学问家与政治家、外交家常常集于一身，在这个意义上，世家贵族们又可以说“风雅”的主人了。赋诗的“断章取义”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可能会觉得未免笨拙，这大概也是赋诗不久即衰落的一个属于它自身的原因，但这种活动毕竟是世家大族百年的熏陶和训练所致，其中有些深刻细致的韵味可能还是现代的人们所不易体会到的，而只能从赵文子“吾不复此矣”的感叹略见其陶醉和快乐。
无论如何，赋诗的盛况在昭公年间是急剧地衰落了，在继赵文子主持晋国国政的韩宣子期间，尚有几次赋诗的聚会，其中最后的一次仍是在郑国（昭公16年），郑六卿饯韩宣子于郊而赋诗，此后迄定公4年，只有零星片断的3次赋诗，此后直到左传纪年结束的三十多年间，不再有任何赋诗的记载。
2。 观乐
春秋的音乐听起来究竟如何，究竟美妙到何种程度，我们亦难以得知，只能从孔子在齐听韶乐而“三月不知肉味”略见一斑。然而，音乐的重要性在春秋时代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乐以成礼”，“乐以安德”，“乐以安民”，“先王之乐所以节百事也”。lx
襄公29年，吴国公子季札来中原各国聘问。据说他是吴王寿梦的幼子，因其贤，国人欲立其为王，他固辞不受，并曾因执意逃国而“弃其室而耕”。季札到了鲁国，想观看周朝的舞蹈，聆听周朝的音乐，于是，让乐工给他演唱《周南》、《召南》，他听了之后说∶“真美啊！已经奠定基础了，但还没有完成，然而百姓已经勤劳而不怨恨了。”然后又逐一聆听和评论了《卫风》、《王风》、《郑风》、《齐风》、《秦风》、《魏风》、《唐风》、《陈风》等等，他觉得《卫风》等甚深厚；《王风》有忧思而不恐惧，大概是周室东迁以后的诗歌；《郑风》虽然美，却过于琐碎，百姓不堪忍受，郑国恐怕要先亡；《齐风》有泱泱大国之风，国家前途不可限量；《秦风》宏大，为周室之旧乐；《魏风》飘灵而悠扬，粗犷而又婉转；《唐风》思虑很深；批评《陈风》说∶“国家没有主人，难道能够长久吗？”《桧风》以下，就没有批评了，也许是不屑于批评。
季札又听乐工演唱《小雅》、《大雅》，极为赞叹，而当听完《颂》时，他认为“这已达到顶点了！”，“五声和谐，人音协调，节拍有一定的尺度，乐器有一定的次序，这都是盛德的人所共同具有的啊！”
季札又观看了据说是属于文王时候的两个舞蹈，说“美好啊！但尚有遗憾。”看到跳《大武》舞，他说，“美好啊，周朝兴盛的时候大概就是这样吧！”看见跳据说是殷商时候的舞蹈时，他说∶“象圣人那样宏大，但还有缺点。”看到跳《大夏》舞时，他说∶“勤劳于民事而不自以为有功，不是夏禹谁能做到呢？”最后看到跳据说是属于虞舜时候的舞乐，他说“功德达到顶点了，真伟大啊！如上天一样无所不覆，如大地一样无所不载，不可能比这再增加了。”于是，季札“叹为观止”，说他不敢再请求观赏其他的音乐了。
季札的评论自然仍带有传统文化所特有的政治化、道德化的意味（或经过传者的润色），但我们却还是可以由此感受到一个热爱并陶醉于音乐的人格，而这个人尚是来自当时华夏文化的边缘地区。季札代表了另一种类型的贵族，他的主要追求和兴味实际已经不在社会政治或外交方面，而是在艺术、节操、友谊等相当具有个人性的方面，他洁身清行，仰高履尚，曾有言∶“富贵之于我，如秋风之过耳”。据说又曾因在往晋国聘问的路上，心许徐国国君归来时赠以宝剑，返回时徐君却已死，于是将宝剑挂于徐君墓旁的树上而去。季札交友的品味亦很高，他在齐国访问时，喜欢晏平仲，在郑国访问时，见到子产，就象见到多年的故交，到卫国，喜欢公子荆、公叔发等人，到晋国，他喜欢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和叔向，这些人皆为当时人物的一时之选。季札的聘问与前述的赋诗礼会相比，已经相当地冲淡了抱有较实际意图的国家外交政策的意味，而是更多地具有了个人会友的色彩，就象其观乐比赋诗更多地具有了纯粹个人审美和欣赏的色彩一样。
3。 有辞
“言”与“辞”在春秋经传中的使用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们同为言说，但“辞”比较正式、规范、常载于书面，又常有文彩，是为“文辞”，尤突出所言之“理由’；而“言”则比较宽泛，笼统、多指口头言说，所以用义较宽。此外，我们在这里区别“有辞”与“有言”还有一层特定的意思：我们用“有辞”指直接涉及政治、常为执政者或当事人的言辞；用“有言”则指不直接涉及政治，非执政者或当事人的言辞，其议论不仅与政治有关，也伸展到人生的各个方面。换言之，“有辞”大致相应于“政治理性”，“有言”则大致相应于“舆论空间”。
“有辞”简单说来也就是“有理”，失“辞”就是失“理”。桓公10年，仲向周天子告他的属大夫詹父，周廷判断“詹父有辞”，也就是说“詹父有理”，遂率领周王的军队攻打国。又同年冬，齐军、卫军、郑军前来鲁国在郎地交战，《左传》记载：“我有辞也”，也就是说“我们鲁国有理”。但是，有时这“理”或不知是否成立，不知是否真的言之成理，即使在这样的时候，“有辞”也反映了想讲道理，想给自己或本国的行为寻找理由的意向。另外，即使确有道理，讲说时也还有一个说的方式和技巧的问题，也就是说，还有一个“文”的问题，讲说得好的“辞”才是“文辞”。孔子有一段评论郑国在晋为霸主时攻陈的话最能说明“文辞”的功用，他说∶“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哉！”虽然文辞很重要，但更须谨慎，不使它变成狡辩，辞不能离“札”，赵文子说∶“若敬行其礼，道之以文辞，以靖诸侯，兵可以弭。”
春秋社会早期基本上还是一个“有辞”、或者说大致守礼、试图说理的社会，许多事情基本上还是由传统的道理和礼仪，而不是由赤裸裸的武力来决定的。有实力吞并其他小国的大国，宁愿充当维持当时国际秩序的霸主而并不急于扩大自己的版图，战争的规模和手段也受到了某种限制，这与战国时期的情况大不相同。文公14年，晋国赵盾率领诸侯之师八百辆战车，浩浩荡荡地要护送捷回邾国为君，邾国人讲了他们立君的道理∶说齐女生的且年长，赵盾说∶“辞顺而弗从，不祥。”于是就撤军回去了。襄公25年，郑国子产向晋国奉献攻陈的战利品以使晋国默认其攻陈，晋人向子产质问陈国究竟犯了什么罪，郑国为什么侵袭陈国，子产逐一作了回答，赵文子说，“其辞顺，犯顺不祥”，于是就接受了郑国的“献捷”。可见，那时的“辞”还相当有力量，只是到了后来，将欲取之，“何患无辞”时，“辞”的意思也就变了。“辞”就不是道理，而常常只是文饰了。
“辞”作为直接提出的理由，一般是附着于政策和行动，应用于政治、外交和军事的领域，所以和一般的言论不同。春秋时代有很多“有辞”的政治家，而在其最鼎盛的年代中最突出的一位则当推子产。襄公31年，子产辅佐郑伯到晋国，晋侯没有接见他们，子产派人把宾馆的围墙全部拆毁让自己的车马进去，晋国派大夫士文伯来责难子产，子产回答说：郑国尽量搜索国内的财货带来朝会晋国，却尚未见到，现既不敢不经一定的仪式而奉献，又不敢暴露于外而让它们被风吹雨淋而毁坏。从前晋文公做诸侯盟主时自己的宫室低小，接待诸侯的宾馆却修得富丽高大，安排伺侯得井井有条，使“宾至如归”，接见亦有定时。现在晋君的别宫方圆数里，而诸侯宾馆却修得象奴仆住的屋子，接见无时，如还不拆毁城墙放进财物，我们的罪过反而会更大，如能够早点献上财礼，我们愿把围墙修好再走，岂敢害怕辛苦？晋侯听他说得有道理，就以隆重的礼节接见了郑伯并厚予礼物，并开始重筑诸侯之馆。叔向评论说∶辞之不可以废弃就像这样吧！“子产有辞，诸侯赖之，若之何其释辞也？《诗》曰：‘辞之辑矣，民之协矣。辞之绎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lxi
此前，襄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