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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精神失调
①参见《群体心理学》（１９２１ｃ）第十二章（Ｄ）中关于这一观点的若干评论。——英译注。
症。
B以上便是关于女性气质我应该告诉你们的一切情况。它们当然不够完善亦不太全面，而且听起来有时很不顺耳。
但是请不要忘记，我对妇女所作的描述仅限于她们的气质受她们的性功能影响这一方面。这种影响确实是非常深远的。不过我们也没有忽略下述事实，即个体的妇女也可以作为人生活于其他领域中。
如果你们想知道更多有关女性气质的情况，你们就去询问自己的生活经验，或者去向诗人请教，或者等待科学为你们提供更深刻、更首尾一致的知识吧。
第三十四讲 解释、应用和展望
为了减轻这些讲演的枯燥性，请允许我现在跟你们谈一些这样的事情吧，它们没有多少理论意义，但是如果你们对精神分析采取友好态度的话，它们也是值得一听的。例如，我们假定你们在空闲时拿起一本德国的、英国的或美国的小说，希望从中找到一段关于当代人和当代社会的描写。你们翻了几页就遇到了第一段关于精神分析的议论，不久之后又看到了其他各段这类议论。
然而，该书的内容似乎并不需要它们。
你们不应当以为这是作者在运用深层心理学，以便读者可以更好地理解书中的角色及其行为。
顺便说一下，在别的更严肃的著作中，这种尝试实际上已经做过了。不，这些谈论大都属于作者的滑稽议论，旨在炫耀他博闻广识、智力超群。你们也并不总是觉得他确实懂得他正在谈论的东西。
另外，你们也可能在消遣时去参加社交性集会——不一定在维也纳。人们的话题不久即转向精神分析，你们可以听到五花八门的评价，它们大都使用毫不犹豫的肯定性语调。
在最通常的情况下，这些评价是傲慢的，它们也常常是诽谤性的，至少它们又是在开玩笑。你们要是在这种集会上轻率地暴露了你们关于精神分析的知识，那些人就会一致向你发起进攻，要求你提供资料和说明。你很快便会知道，所有这些苛刻的评价，原来都缺少任何知识的基础。
这些批评者中甚至几乎无人看过精神分析的书，即便看过，也只是停留在因接触这种新思想而产生的最初的抗拒阶段。
你们或许希望能有一本介绍精神分析的书，为你们提供各种指导。你们将运用其中的论据去纠正人们关于精神分析的明显谬误，推荐它所提到的书以便使人们获得更为准确的资料。
你们甚至会根据你们的知识或经验，在这种讨论中运用该书所提出的各种事例，以改变朋友的见解。我必须劝告你们，上述事情一件都不要做，那是徒劳无益的。最好的办法是完全隐瞒你们的先进的知识。
如果这一点做不到，那你们就仅限于向别人说明，就你们所知，精神分析是知识的一个分支，它很难理解，人们很不容易对它形成某种见解；它关涉到十分严肃的事情，开几句玩笑是不可能了解它的；所以，为了增加社交活动的乐趣，人们最好是开一些别的玩笑吧。当然，如果有人不小心讲出他们所做的梦，你们也不要尝试给予解释；你们要克制自己，不要到处传播关于精神分析疗法的报道以赞扬这个学说。
然而，你们可能会产生疑问：这些人——包括著述者和谈论者——为什么表现得这样恶劣？
你们也许会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责任不仅仅在于他们，而且也与精神分析有关。
我的看法也是这样。
你们在文学作品和社交界中遇到的那种偏见，乃是某种早期评价的后果，这种评价是正统科学的代表针对初期精神分析所形成的。我曾在我写的一部历史描述性的书①
①见《论精神分析运动的历史》（１９１４ｄ）。——英译注。
中对此作过抗议。
我将不再采取那种做法；那一次也可能是多余的。然而事实却是，当时科学界反对精神分析时，采用的是违反逻辑、无视礼节和背离高雅情趣的做法。
这种情景不禁使我们想起在中世纪，民众把恶徒乃至仅仅是政治上的反对派带上颈手枷并加以粗暴虐待的事情。你们也许没有清楚地认识到，在我们和社会中，民众特性的影响向上层扩展得多么深广；当人们认为自己是民众的一部分感到不必承担个人责任时，他们会做出多么不公正的事情来。在精神分析运动的初期，我是很孤立的。
我不久即发现，反驳无济于事，哀伤与乞求他人仁慈心的帮助也同样毫无意义，因为并不存在受理我的上诉的法庭。所以我选择了另一条道路。我对精神分析的首次运用，是向自己阐明，民众的这种行为，乃是我曾经不得不与之斗争的、发生在个体患者身上的同类抵抗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我强制自己不进行反驳，并在我的拥护者逐渐出现时也劝告他们不要反驳。
这个步骤是正确的。
现在，当时对精神分析实行的封锁已被解除了。
但是，如同一个已被抛弃的宗教信仰仍然作为迷信意识残存着，一个已被科学所否定的理论继续作为群众的信念存在一样，科学界对精神分析的早期拒绝，今天也仍然以那些著书立说或高谈阔论的门外汉轻蔑地讥笑的形式继续存在着。
知道了上述情况，他们的恶劣态度就不再会使你们觉得惊讶了。
然而，你们也不要期望听到好消息，什么关于精神分析的斗争已经结束了，它已被承认为科学，并被大学采纳为讲授科目云云。
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斗争还在继续进行，只是形式变得温和些了。
另一个新发生的情况则是，在科学界中形成了一个介于精神分析与其反对派之间的缓冲层。它的组成者承认精神分析的某些部分是合理的，并以极为有趣的种种限制为条件，采纳了这些部分。
但同时他们又否认精神分析的其他部分，否认某种他们不可能公开予以赞扬的事实。
使他们作出这种选择的决定性因素是很难推测的。它似乎是个人的情感倾向。有的人反对性欲，有的人不同意无意识，而尤其不受欢迎的好像是象征主义。
尽管精神分析的建造尚未完成，但是它甚至在今天就已显示出某种整体性。这种整体性与该学说各部分的联系是不会被任何加入者的任性所破坏的。而这些折衷主义者却似乎无视这一点。我感到这些半拉的或四分之一的拥护者，在拒绝我们学说的其余部分时，从未对它们进行过考察。
这类人中也有一些名流学者。
诚然，他们的时间和兴趣主要用在他们所精通的其他事情方面，我们可以因为这一点而原谅他们。
但我们也可以说，他们不是最好应该悬置他们的判断于一旁而不要明确表态吗？我曾经成功地使这样一位要人的看法迅速发生了变化。
他是一位世界著名的批评家，他遵循时代的精神潮流，具有仁慈的谅解心和预言式的洞察力。
在他八十高龄时我认识了他，他的谈话仍然富有魅力。
你们很容易猜到我说的是谁①。是他而不是我提起了精神分析的话题。
①指乔治。勃兰戴斯（ＧｅｏｒｇＢｒａｎｄｅｓ），著名的丹麦学者（１８４２—１９２７）。弗洛伊德一直很钦佩他。１９００年３月弗洛伊德在维也纳听过他的讲演，之后便按妻子的建议，热情地把一本《释梦》送到勃兰戴斯下榻的旅馆，但不知道是否有什么反应。参见弗利斯（Ｆｌｉｅｓ）信件１３１（弗洛伊德，１９５０ａ）。琼斯（Ｊｏｎｅｓ）在他写的传纪第三卷（１９５７，第１２０页）中，提到了两人的会见（发生于１９２５年）。弗洛伊德在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９日给一个侄子的信（信件２２９，弗洛伊德，１９６０ａ）中，再次描写了那次会晤。——英译注。
他以非常谦逊的方式把他自己与我作了比较。
“我不过是一个文人，”他说，“而你却是一个自然科学家和发现者。
然而，有一件事我应该告诉你：我从未对我母亲产生过性的情感。“
“你完全不必意识到那种情感，”我回答说，“对于成长中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