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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弗洛伊德在《性受虐狂的效益问题》（１９２４ｃ）一文中论述了这一观点。——英译注。
②本段、尤其是“自我理想的载体”（原文为ｄｅｒＴｒａｇｅｒｄｅｓｌｃｈｉｄｅａｌｓ）这部分有点含糊。弗洛伊德在论自恋的文章（１９１４ｃ）中首次使用“自我理想”的概念时，把自我理想本身与下述机构作了区分：该机构的任务是认识自恋从自我理想中确保获得满足的情况，并根据这种认识，经常用自我理想来监视和衡量实际的自我。与此类似，《引论》第２６讲中，他说一个人感到“自我中有一种支配性的机构，它根根理想化的自我衡量实际的自我及其每一项活动，从而，他在发展过程中自己创造了自己”。
但在弗洛伊德后来的一些著述中，自我理想与执行理想机构之间的这种区别变得模糊了。在本段中，超自我看来重新又被等同于执行自我理想的机构了。在后面第二段（第１０５页）中，术语‘Ｉｄｅａｌｆｕｎｋｔｉｏｎ’的使用引起了同样的问题。——英译注。
结“是一个精神分析中很少使用的专门名词。
对我们来说，这个术语不具有任何单纯的、更不必说是基本的意义，我们认为，像以“个人心理学家”（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ｓｔｓ）①著称的学派②喜欢做的那样，把自卑感归结为对也许是有机体的缺陷的自我知觉，这是一种目光短浅的错误。自卑感有很强的情爱根源。一个孩子如果注意到他不被人爱，就会感到自卑，成人也如此。唯一真正被认为是低下的身体器官，是萎缩的阴茎，即女孩的阴蒂（ｃｌｉｔｏｒｉｓ）③。但是，自卑感的主要部分却产生于自我和超自我的关系，如同内疚感（ｔｈｅｓｅｎｓｅｏｆｇｕｉｌｔ）一样，它也是自我和超自我之间紧张关系的表现。
总之，我们很难把自卑感和内疚感分离开。认为前者是对道德自卑感的性爱补充的观点，也许是正确的。精神分析很少注意这两个概念的界限问题。
只是因为自卑情结变得如此流行，我才会愿意在这里给你们讲一点题外话。我们这个时代有一个著名的历史人物——他目前仍然活着，但已退居幕后——他的某个肢体因出生时损伤而残废了。一个很出名的现代作家特别喜欢编辑名人传记，他论述了我正在谈的那个人的生活④。现在写传记，要想抑制剖析人物心理深度的要求，可能是很困难的。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的作者进行了一个大胆的尝试，他把他的主
①指以阿德勒为首的个人心理学派的精神病学家。——中译注。
②弗洛伊德在本书第三十四讲第１４０页以下部分讨论了他们的观点。——英译注。
③参见弗洛伊德在论两性的解剖学区别一文（１９２５ｊ）的脚注。——英译注。
④见埃米尔。卢德维格（ｅｍｉｌＬｕｄｗｉｇ）著《威廉二世》（１９２６）。——英译注。
人公性格的全部发展过程，都建筑在他认为是由生理缺陷所导致的自卑感的基础上。但是，他在这样做时却忽略了一个虽然微小但却意义重大的事实，这就是对于不幸而生下一个有病的或在其他方面有缺陷的孩子的母亲来说，她们通常都是以过分的爱去补偿孩子所遭受的不公平的缺陷。但在我们所举的这个例子中，傲慢的母亲却采取了另一种行为；她因为孩子有病而收回了她的爱。当孩子长成为一个拥有极大权力的成人时，他用行动明确地表示他从未忘记他的母亲。如果你们认为母亲的爱对于儿童精神生活很重要的话，你们无疑就会在心中对该传记作者的自卑理论进行修正了。
B现在我们反回来谈超自我。我们已经规定超自我具有自我监视、良心和（维持）自我理想的功能①根据我们关于超自我起源的说明，它的产生以一个非常重要的生物学事实和一个重大的心理学事实为前提：即人类儿童对父母的长期依赖和俄底浦斯情结。
这两个事实又紧密地相互联结。
我们认为，超自我代表了每一个道德限制，它是追求完美的倡导者——简要地说，超自我就是我们从心理学方面所能够把握的、被描述为人类生活的较高层次的那种东西。由于它本身起源于父母、教育者等人的影响，所以，如果我们探究这些起源，就
①原文为‘ｌｄｅａｌｆｕｎｋｔｉｏｎ（理想的功能）。参见第６５页脚注１（该脚注编号系原书编号，与中译本脚注编号有出入，请按有关边码中出现的英译注实际顺序查阅，下同——中译注）。——英译注
会更好地理解它的重要性。一般来说，父母以及类似于父母的有权威的影响者，是根据他们自己的超自我的教诲来教育儿童的。不论他们的自我与超自我达成了何种谅解，他们在教育儿童时都是严厉的和苛刻的。他们已经忘记了自己儿童时期的困难，他们很高兴现在能完全以他们自己的父母那样自居；他们的父母过去也是以同样严厉的限制来管束他们的。
因此，儿童的超自我的形成所依据的模式，实际上不是他的，而是他的父母的超自我；两种超自我的内容是相同的，它成为传统和所有抵抗时代风气的价值判断的传递物，这些价值判断以超自我的方式世代相传。
你们可以很容易地推测到，在我们理解人类的社会行为——例如过失问题——时，考虑到超自我将会给予我们何等重要的帮助，这种考虑甚至可能给予我们有关教育问题的富有实际价值的提示。唯物史观的失误看来很可能就是低估了这个因素。他们主张人们的“意识形态”只是同时代的经济条件的产物和上层建筑，从而漠视超自我这一因素。这种主张是正确的，但很可能并不是全部真理。人类从未完全生活在现实中。种族和民族的过去即传统，以超自我的意识形态存续下来，它只是缓慢地向现实的影响和新的变化让步的；由于它是通过超自我活动的，所以，它在人类生活中可以独立于经济条件而发挥强大的作用。
１９２１年，我试图利用自我和超自我的差异来研究群体心理学。我得出了这样一个公式：心理群体是这样一些个体的集合，他们把同一个人引入他们的超自我，并根据这个共同的成分，在他们的自我中相互求得一致①。当然，这只适用于有领袖的群体。如果我们掌握了更多的这类应用，我们就可以完全理解超自我的假设，并且，一旦我们熟悉了心理的底层领域后，在进入更为表面的、更高层次的心理结构时，至今仍然存在的困境就可以消除了。当然，我并未认为分离出超自我就是解决了自我心理学的根本问题。相反，这只是第一步，但在这种场合下，艰难的还不仅仅是第一步。
B然而，也许我们应该提出，在自我的相反一端，尚有另一个问题等待我们去解决。实际上，在很早以前的分析工作中，观察就已经向我们显示出这个问题了。因为这个问题常常发生，所以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了认识它的重要性的关键所在。正如你们所知道的，全部精神分析的理论，事实上是建立在对抵抗的理解基础上的。当我们试图使病人的无意识变为意识时，病人就会表现出这种抵抗。这种抵抗的客观标志是病人的联想失败或远离所涉及的题目。他也可能在主观上意识到抵抗的存在，这表现为当他接近论题时便产生种种痛苦的感情。但是这最后一种标志也可能不出现。在出现抵抗时，我们对病人说：从你的行为推断，你现在正处于抵抗的状态；他回答说他对此毫无所知，只意识到他的联想变得更困难了。结果证明我们是对的；但在那种情况下，他
①见《群体心理学》第８章末（１９２１ｃ）。——英译注。
的抵抗也是无意识的，正如我们正在研究如何加以提升的被压抑物是无意识的一样。很久以前，我们就已经提出过这个问题：这种无意识的抵抗产生于心灵的哪一部分？精神分析的初学者将准备立刻回答：它当然是无意识的东西进行的抵抗。这是一个含糊而无用的回答！如果它意味着抵抗从被压抑物中产生，我们就必须回答说：肯定不是！相反，我们应该认为被压抑物具有一种向上的强大的内驱力，具有一种努力进入意识状态的冲动。抵抗只能是自我的一种表现。自我最初实行压抑，现在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