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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这些言论，首先，让人感到他是如何的关心时事。身居陋室而能眼观天下，察觉了当时的许多社会问题。从经济上，他看到生产太差，再不能闭关自守，需要和资本主义国家沟通；从方针政策上，他看到了“三面红旗”的极“左”的失误；从政治上，他看到了开展运动和强划阶级的消极作用，以及干部贪污腐化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说是很多人都能意识到的，但能够像聂绀弩那样看得明白，并且能讲出来的人，在当时极少或者几乎是没有的。
其次，聂绀弩具有锐利的目光，睿智的思考，他指出了当时出现许多社会问题，其症结在于缺乏一种应有的民主氛围。尤其是在基层，封建主义的东西还根深蒂固，农村一个大队长俨然是个小皇帝，可以决定一切，胡作非为。在民主问题上，聂绀弩曾经拿毛主席和鲁迅相比，这是他独出心裁，却也有可发人深省之处。聂绀弩认为毛主席有很强的民族自信，这点分析无疑是十分正确的。民族自信正是毛主席的伟大之处，他使我们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同时，聂绀弩认为毛主席在民主思想方面不如鲁迅，这一点分析较为客观。
第三，聂绀弩发表这些言论是站在什么立场上？字里行间不难感觉出来，他是为我们国家着想，是为党和人民着想。看到一系列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采取运动的措施不但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南辕北辙，越走越远，因而他忧心、焦虑，甚至于激愤，但他内心的期望，是为了使错误的东西得到纠正。他不是站在外人旁观立场上的那种冷嘲热讽、恶意批评，更不是站在敌对的立场上诬蔑攻讦。“反右”斗争中把他开除出党，他始终不服。把他打成“现行反革命”，定罪
“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最使他难以容忍的。他内心有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就是始终信奉马克思主义，热爱自己的国家和人民。
第四，一些偏激和激愤的言词，我们设身处地一想，亦是可以理解的。比如，
聂绀弩对蒋介石的态度是众所周知的，几十年前他就反蒋，写过不少骂蒋杂文，但他为什么要说有人要喊“蒋介石万岁”呢？难道他改变立场了吗，不是，他是看到当时的政策脱离了群众，脱离了青年，为此心急如焚，才说出那样的话来啊！他很喜爱的养女不能入团，使他更近切地看到极“左”政策对青年的不良作用，但他不是反对青年入团，而是希望青年入团，这就显示了他与党同心同德的立场。再如，说到陈毅的讲话，聂绀弩的情绪不是对陈毅不满，不是对陈毅讲话本身不满，使他不满的是高级领导干部说了话也不起作用，说得好听，做不了主。对于用行政法律手段处理思想问题的现象，陈毅是不同意的，他是为那些受到不公正处理的人说公道话，而事实上，在那些年中因思想言论受到打击的人处处都有，连陈毅那样高级领导人即便心知肚明，也无能为力，由此反映出党内的民主氛围确是很缺乏的。聂绀弩说这种现象“真是怪事”，话语中流露出抱怨情绪，实际是一种善意的批评。
每忧家国肠内热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
。这是杜甫最有名的诗篇《自京至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的句子。聂绀弩对杜甫推崇备至，他对国事民瘼的关怀，就受了杜诗的熏陶。
由此使我想到，其名散宜生，其实并不“散”，他绝不是一个散淡逍遥之人。
取《庄子》的意思，“散”是无用之意，“散宜生”从字面上可解释为“无用则宜于长生”。因而，聂绀弩自己说他取名散宜生是为了“终此久病之天年而已”。这其实是他的自谦或自隐。
无用之用，实为大用。这是一层潜在的意思。聂绀弩写诗的成就，可以说是因为“无用”，而发挥了“大用”。
不仅如此，聂绀弩在“散宜生”背后隐藏的思想，大概还有一层深意：他是有意以周文王的名臣自喻的。
《尚书？泰誓中》有云：“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孔颖达疏曰：“谓我治理之臣有十人也。”这里的“乱臣”，完全不是“乱臣贼子”那个意思，而恰恰相反，是指拨乱治国的栋梁之臣。一个词可以有完全相反的两种意思，可见我们的汉语言太复杂了，一不小心就会谬之千里，这且不说。我们这里要说的，是这10个“乱臣”中，就有一人叫散宜生。
散宜生既然是周文王的十大名臣之一，聂绀弩用以为自己的诗集命名，是否有自况的意思呢？他自己没有给出解释，而事实上，这种意思是不言而喻的。把一个古代的人名用来作自己的名号，难道仅是从字面上解释，只是用那三个孤立的文字吗？那么，如果散宜生不是一个贤臣，而是一个佞臣，这个名字会不会被人借用呢？像唐朝杨国忠、宋朝贾似道、明朝魏忠贤，这样的名字从字面意思看都不错，却绝不会被人借用作笔名或书名的。
以散宜生这个西周名臣自况，应该是聂绀弩的一个隐衷。从他在“肃反”中被整，到戴了“右派”帽子，尤其是“文革”中被判刑入狱，久历炼狱，艰难维持，虽然多次作过检讨，甚至说了一些自诬的话，而他始终不能心服，他始终认为自己是真正学习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而绝不是资产阶级，绝不是什么反党的“右派”。他在给友人伍禾写的一首诗中曾说：“此生还可几盘棋，此语宁真老至悲。”（此生没有几盘棋可下了，写在诗中的话宁可将真诚吐露，人到老年是最感悲凉的啊）。那么，他在这首诗中写下了他临近晚年的最真诚的话是什么呢？是这样的一句：
你我平生何所信，列宁主义马恩斯。
他在另外一首诗中还写道：
已省明时无弊政，愿为真理一奴才。
聂绀弩虽然一向心高气傲，而对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自有清醒认识，在马克思主义真理面前，他是甘当奴才的。
这些诗句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写下的，后来他到了监狱中，那样锲而不舍地刻苦研读马恩列斯和毛著，和他诗中袒露的信念是一致的。
在他的诗集中，还有很多这种表白心迹的诗句，例如：
摇落人间六十年，补天无计共忧天。
浮家湖海余心迹，报国襟期逐口禅。
凤兮奇瑞非凡鸟，甫也孤忠不世才。
但得于时有微补，谁从顶踵惜涓埃。
前面四句，是聂绀弩60岁时写给夫人周颖的诗。意思是：在人间度过了60年的坎坷生涯，补天的理想没有实现，现在仍然共同怀着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曾经四海为家、到处漂泊，奋斗的印迹余留心中，报效国家和人民的抱负常挂嘴边，总是念念不忘啊！
后面四句，是一首七律中的后半首。全诗以写凤凰台起兴，杜甫当年曾经游历凤凰台（甘肃境内），因而聂诗写道：凤凰是象征祥瑞的非凡的神鸟，可与之媲美的伟大诗人杜甫，有着一片耿耿丹心，是绝代不遇的英才。我也应当和杜甫一样，只要能对我们的时代有所裨益，可以从头顶到脚跟，点点滴滴都毫不吝惜地贡献出来。
尽管聂绀弩个性散漫，一生表现了自由主义的思想行为，而同时，他对家国世道的忧虑，对社会进步事业的追求和信念，也是很深沉和执著的。所以我认为，他的一些曾被指控为“反革命”罪状的言论，从言词上看似偏激，实则都有忧世爱民的赤诚。
除了周文王称他的“乱臣”同心同德的记载之外，史书中关于散宜生这个人物的事迹很少。司马迁的《史记？周本记》中记了一笔，是说助武王伐纣的事。当武王获胜，进入商纣的王宫之时，“散宜生、太颠、闳夭皆执剑以卫武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