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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荡在他的词中，总也不能老尽。
儒家的“治国齐家平天下
”的思想传统，深深扎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灵魄中。许多读书人到了晚年都以清心寡欲的老庄哲学自表，却又免不了“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李白语）。正是：老庄其外，儒学其中。聂绀弩也是如此。他一面研读庄子，一面又在天天谈论国际国内的形势。
议论国事欲何为
在阶级斗争搞得草木皆兵的时候，许多人都钳口结舌，生怕惹出祸事来。聂绀弩却似完全不知明哲保身的道理，对时事每有非议，而毫不顾忌。前面已经引述过不少他的言论，下面再摘录几段他对形势的评议，以便深入观照其暮年人生。
1964年2月1日晚间，聂同友人谈到中法建交，说：中法建交这一幕，远因还是导源于前几年我们的生产实在太差，赫鲁晓夫一看和你们合作不但对他不利，而且可能把他拖下水，因此决定拉紧美国，扔掉我们。现在看得出来，不到社会主义就不知道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事情说来好像荒唐，可是事实就是那样摆在面前，你不学资本主义制度，不依靠资本主义国家你就不行。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法国和我们一拉就上，就清楚了。固然法国的目的也很清楚，是借我们来同美国较一手，我们是借法国来打开缺口，扩大我们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影响。
1964年10月18日上午，同友人谈到赫鲁晓夫下台，聂说：赫鲁晓夫这一下来，也许对国内有些好处，要知道国内的情况绷得那么紧，完全是跟苏联唱对台。你越向东，我就越向西，你苏联说我们对知识分子过“左”，我就更“左”给你看。现在赫鲁晓夫下来了，目标没有了，也许会有很大好处……要知道国内许多事情都是从国外来的影响，“五七年”（“反右”）是由匈牙利引起，这是真的。解放以来干部贪污腐化从党内起，从领导起，而不是从党外起的，当时整风确实也是希望整党内，开始是这样的，可是有一股力量把它一扭，就对党外搞起来，借口匈牙利，对知识分子搞起来了。而党内，贪污腐化依然存在，并且一天天厉害，领导矢口不认，“大跃进”做了许多错事，从“反右”、“大跃进”、“农村政策”到“三面红旗”，全都错了，那怎么办呢，用反修来把别人的注意力引到国外去，一方面提出“四清”把国内问题推到地主阶级身上。解放以后地主已经像狗熊一样，你叫他站他就不敢坐下来，还敢胡作非为？胡作非为是干部，是党内的领导干部。“四清”，既然要发动群众，就把大学青年知识分子全都调下乡去，又不能让这些终日在课堂和书房里的知识分子看到这问题是干部和领导身上出的，于是就找着一些有问题的干部加上个地主头衔，这就是“四清”。总之政策错了，事情搞坏了，就往地主阶级身上推。
1965年2月6日，晚饭前后与友人闲谈，谈到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二十三条”。聂站起来，一面抽烟，一面激动地说：多少条也好，反正是一个人说了算数。你要知道，以前满城风雨的闹“四清”，是要搞基层干部，现在一发现基层干部不好搞，谁都有问题嘛，你都整掉，那谁来办事呢？这才转移目标，说是对党内资产阶级当权派，看样子当权派是要整两个的，借此来打打圆场。要知道今天中国的主要问题是封建主义，（我们下面有些情况）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搞封建主义的。你说农村基层男女关系乱得很，可是这些男女关系并不是自由恋爱，不是资本主义出钱来买人家的肉体，而是用权力压迫你给予他发泄，是有类乎从前那些酋长们的初夜权的性质，这是十分残酷的封建行为。现在一个村子里的大队长奸污十来个妇女的事不稀奇，过去有什么妻妾的名义，现在只不过无其名而有其实。可是这还不是核心问题，核心问题在一切权力都集中在几个人甚至一个人手上，书记就可以决定一切，这个实质上就是皇帝。遵义会议以前，党是不统一的，各自为政彼此各搞一套，还闹意见争权位，这是不好的。“遵义会议”以后，毛主席的正确领导，起码他把党统一起来了嘛，一直到“五七年”前都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五七年”前后就变了，往往借一点儿不值得一笑的理由搞得满天风雨。拿文艺界来说，整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来开始，俞平伯算是个什么人物，他的一本小书又起得了什么作用呢？用千钧之力来扑一个虫。一看俞平伯实在没有什么油水，就牵扯到在国外的胡适身上，国内的文艺界也毫不相干，恰恰胡风在这个时候来强出头，说了几句话，好咧，借此就兴大狱，搞肃反，于是就把你我这些人都拖进去。
我们有很多事情非常天真幼稚，拿“反右”来说，当时你是打躬作揖，请客，报上公开号召大家讲话来帮助党整风，那时果然就有人出来说些心里话，一听原来有这么多意见，不得了，就掉转矛头来对付这些人，一个一个加上个阶级，把他作为专政对象，你我就莫名其妙地叫做资产阶级……
现在首先要问，“六零年”的灾荒是怎样的政策造出来的，全国那么严重，农民饿死了多少，现在我们当然没有材料，有了材料也不敢谈，但是问题在哪里呢？在基层干部？基层干部有力量订出命令叫全国大炼钢铁，把什么都拿出来熔掉毁掉，那时又是谁们在领导呢，当然不是我聂绀弩！
不要担心资产阶级、封建地主几年后死光了就没有斗争，阶级是可以制造出来的，你我就是被制造出来的资产阶级“右派”，是专政对象。钟敬文下去搞“四清”又被赶回来，因为他是专政对象，不能搞革命斗争。戴浩原来拿60多元钱，说明是养儿子和女儿的补助，这次工作队一来，不知是哪个王八蛋给工作队建议，说戴浩没摘“帽子”，应当拿30多元钱，儿子女儿不应当给钱养，就减掉他20多元钱，发了的还要追回。工作队下来以前，没提到阶级，他们下来以后阶级就来了。现在最可怕的是一个风潮一来，一切不顾，大炼钢铁一来连吃饭的饭锅也不顾了。
这一次“四清”，原先计划是“五七年”党内整风的继续，是从基层整起，从党员整起，一看这又不行了，整下去会整到上头来，所以又要转弯，很可能再搞下去又转一个弯，现在人的命运十分渺茫！
现在一切都是命令，都是封建家长式的，中国的社会性质还是封建社会，今天有阶级，将来也有阶级，阶级随时可以给你安排的。
前几年听说陈毅说过这样的话：“一个人有了思想问题就用行政法律来处理，这真是怪事！”我当时听了就不舒服。陈毅还说：“我这个人专爱打抱天下的不平，谁有冤屈来告诉我！”哈哈，我就奇怪，一个中央政治局的委员好像连天大的运动都不知道，有时候忽然挺身而出，气魄不可一世，有时候却像视若无睹，说了话一概不算，真是怪事。
1965年3月23日晚上，在聂家中，同友人谈话中提到“中国没有人才”问题。聂妻周颖说：“现在不能有人才，连工作也不能做，从前人人有积极性，因为人人可以发挥积极性，现在呢，谁积极谁倒霉。”聂这时就拿出一首清代俞樾的诗来，里面有一句是“举世狂欢得自由”，他感叹地说：“自由，中国人渴望了多少千年自由，但是都过了几千年的封建生活，近几十年得到一些民主，自由空气有些活跃了，哎，又来一个封建！”周接着说：“对极了，现在说老实话夫妻之间也没有自由，谁都不敢对谁说心里的话，我们几个人说真的都不敢把自己心里的话掏出来，说的也全是半吞半吐的话，倒不是怕出卖了我，就怕一不小心传了出去，谁谁某天说了句什么话，好咧，不得了，就祸事临头，再说我说多了也怕害了你，你不说将来也要交代，这样生活真叫没有意思。”
1965年4月10日晚上，在聂家中，向思赓说：“‘二十三条’是安定人心的，运动一开头那种紧张空气过去了。春节前弄得人人神经过敏，现在《中国青年》封底那张画什么‘蒋介石万岁’也都在辟谣了，当时《中国青年》都收回烧毁咧，严重到如此地步。”聂跟着说：说老实话，叫蒋介石万岁的人有没有呢，我看有的是……当然不是指我们这样的人，我们不只现在不可能喊蒋介石万岁，连过去也没喊过蒋介石万岁，我们深知蒋介石这个人，我们反蒋是坚决的。问题在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