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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颖在北京写这封信的时刻，她万万想不到聂绀弩远在山西稷山看守所的铁窗里熬受着严冬的苦寒。这天聂绀弩为他70周岁的生日有感，写下一首七律诗曰：
死灰不可复燃乎？戏把前程问火炉。
败絮登窗邀雪舞，残冬恋号待诗除……
囚中已度过6个除夕，尚不知要挨到何年，来日未卜，只能将前程戏问火炉而已。侧耳听着铁窗外风雪狂舞，寂寞中以吟诗来奈何残冬的时光，心境何其苍凉！
北京的犯人转移到外地羁押，是服从于林彪的备战命令，当时属绝密行动。聂绀弩虽人到山西，名义上仍算北京的人数，所以聂与家人联系取物，也只能通过北京看守所转达，并不暴露真实所在地。周颖留在北京半步桥看守所这封信，想必是转寄到了山西。
这时已经是林彪出逃的“九一三”事件一年多以后，林彪的备战指令大概已经失效，聂绀弩也可以用山西稷山这个真实地址给家里寄信了。收到周颖信后，聂一定非常感动，尤其是信中对两个小外孙活泼的描述，无疑是一种莫大的安慰。聂写了回信，时间是1973年5月，家人终于在时隔6年之后得到了他的真确行迹。
从1967年到1973年，那些年的中国人，是生活在怎样的一种惶惶不安的状态中啊！大范围的枪林弹雨的派系战争结束之后，各种政治势力并没有偃旗息鼓，高层的激烈的内部斗争，不断向全国辐射。1970年8月庐山会议批陈伯达，随后“批陈整风”运动，1971年3月林彪之子林立果秘密制定政变计划，8月毛主席南下巡视，9月林彪出逃坠机……动乱的年代，接到音信杳然的亲人来信，真可谓“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啊！
得到聂绀弩的消息后，周颖就迫切地想前往探监，但如果得不到司法机关的允许，她即使到了山西也难得一见，于是她提笔给周恩来总理写了此信：
总理：您好！
我是周颖。为了我爱人聂绀弩的问题，我几次写信麻烦您了，现在又来麻烦您实出于无法可想，只有再次恳求您帮助和指示。
昨天收到聂绀弩自山西稷山县看守所寄来一信，知道他确已由北京半步桥看守所移押外地。由他信中，知道他这几年学习很努力，收获很大，还要我寄些马列的书和毛主席著作，也提到他的身体不大好，我当然也更加希望能看看他。为了探望问题，我曾写信给有关部门请求帮助，可是至今没有一点消息，一直没有获得探望老聂的许可。为此我很焦虑不安，以致病倒，这封信就是在我病中写给您的。现在我既已知道聂在稷山，希望即日就能前去探望的心情，您是会理解的。
我听说中央有精神，可以请求探望在押的亲属。我也知道许多在押人的家属，确实得到探望的许可，有些人还不止一次探望了他们的亲属。总理，我知道您很忙，但我的心您是会理解的，万般无奈，只好请求您帮助我早日前往山西探望老聂。
至盼！至感！
此致敬礼，问候邓大姐好！
周颖上
1973年5月20日
附：我的通信处：本市虎坊路中国歌舞剧院方智训收。方智训是我的女婿。因我住在乡间，通信联系都不便。
周总理是否亲自阅过此信，不得而知。在此之前，周颖已经给总理写过几次信了，从档案中看，1972年的一封信曾由国务院转到全国政协，全国政协再抄转北京市公安局：
北京市公安局：
国务院办公室信访处转来周颖给总理的来信一件，信中她爱人聂绀弩于1967年1月被捕，其原因至今不知道。迫切希望作出结论，并允许她和子女见聂一面。现将来信抄转你们，周颖及其子女能否同聂绀弩会面，请研究决定后告诉我们，以便答复她。
全国政协机关军事代表室
1972年9月15日
北京市公安机关在收到抄转来的周颖的信之前，已于1972年5月将聂案移送法院，因此，他们自然要将此信转去法院处理。法院即使作了答复，无非是说正在审理、结案后即可探望云云。这在司法机关属于一项常规性的制度，终审判决后才可以与家属见面，未决人犯是不能会见的。周颖请求批准探监的愿望，只能回回落空。
周总理办公室转办的信函，也不能说没有作用，至少是对于法院办案的一个督促。1972年12月3日，北京市中级法院的审判员到了稷山，进行了开庭审理的程序。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那一两年时间内，“砸烂公检法”狂潮中被取消了的人民法院，得到重新恢复，司法机关加速处理积案，进行在押犯人的清理，并提高了犯人的生活费标准，注意改善羁押场所的管理。1973年5月，稷山县看守所为敦促聂绀弩案件的处理，专门写了报告。报告称：
我所代押犯人聂绀弩，现年72岁，入狱7年有余，因年龄大，身体弱，加之我地条件较差，尽管特殊优待，但是仍不断发病，目前虽没有什么大的疾病，如果继续下去，怕要出问题，况且我所正在清理积案，为此望你们尽快对聂犯问题速作处理，为荷。
稷山县革命委员会保卫组，将看守所的报告内容，另以机要公函送给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据案卷中所存原件，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收文日期为1973年6月25日。这个公函当然也是要转给法院的。假若北京法院接受稷山的意见及时作出判决，当时的形势相对有利一些，尚有可能判为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然后采取保外就医的方式，就可早一点出狱。
然而，司法机关亦步亦趋地紧跟着政治形势。1973年8月召开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会前的迎接，会中的保卫，会后的学习，这可能成为办案延缓的一个原因。会后未久，“左”派们就急急忙忙鼓吹“反击右倾回潮”的运动。1974年初发起的“批林批孔”，借助了毛主席关于评历史上的儒法斗争的谈话，以批大儒影射周恩来总理，极“左”思潮再度狂澜四起。北京法院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于1974年5月决定判处聂绀弩无期徒刑。判决书名义上是法院作出的，实际上是由更上层的领导拍板定案。这个判决是极“左”中的极“左”。聂绀弩本人可能完全没有想到会得来这么严重的惩处，尤其是林彪灭亡以后，他曾经有过一种乐观的想法。
聂绀弩在接受宣判之前不久，1974年大约二三月间，周颖在朱静芳陪同下，来到稷山探监。据朱静芳回忆，通过山西高院张法官介绍，稷山看守所所长给予热情接待，让她们在该所住了3天，并且法外开恩，允许聂周夫妇相见，尽情畅叙。
周颖为了探监的事，曾不断给上级部门写信，而且直接致信向周恩来总理提出请求，结果一次次都让人大失所望。屡费周折办不成的事情，通过下面一个关系却能得以遂愿，在一个不能实行法治的社会中，这种情况并不稀奇，到了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更已形成一种潜规则，办任何事情都要看重下面的关节，打通关节往往比官样文件更为重要。一日不实行法治，此风就会日盛一日。以前不过照顾一点人情关系而已，那时的看守所长也不会收钱受贿，若放到现在恐怕就不那么简单了。当然，周颖探监除了有法官朋友的引见关系外，也还因为聂绀弩在监内受人尊敬，让人同情。山西地方风俗淳厚，人民富有同情心，稷山看守所所长想必也是一个乐善不倦的仁义之人。
周颖这次探监，不仅是带来了亲情，而且带来了监外的许多信息。当聂绀弩接到那一纸可恶的无期徒刑的判决时，犹能镇定自若，这除了他自身的豁达和散淡的人格修养是重要的支撑之外，不可忽视的是，周颖事前的探望也是一个精神支持的因素。
“探春千里情难表”，这是聂绀弩在《赠周婆》一诗中，对周颖那次探监的深情回忆。
申诉之路长漫漫
聂绀弩的“现行反革命”案，是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74年5月8日作出的判决，判决书指明：如不服本判决，可在10日内提出上诉。
聂绀弩可谓用足了规定期限，他的上诉是在接到判决书后的第“九天半”才提出上诉的。他口头报告要上诉，看守所工作人员立即传他谈话，下面是当时的谈话记录：
问：聂绀弩，什么时候给你宣判的呢？
答：我记得今天是宣判后的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