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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律，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独来独往，狂言任性的罪犯。某些东西，在旧社会有时还多少有些积极作用，使我在旧社会成为有点进步性的罪犯。但把这些东西原封不动，全部带到新社会来，再加上一点居“功”自满，这就成了新社会的罪犯，反革命罪犯。
这段话，算得上是聂绀弩的自画像。他在1956年“肃反”、1957年“反右”两次反省中，都给自己作过自诬式的画像，这次在看守所的“学习心得”是把自己描画得更细腻、逼真了。“文化大革命”时，不用说是蹲了监狱的犯人，就是很红很革命的人，在“斗私批修”的小组会上也要对照一番有哪些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等，也要深挖一下家庭出身的某种不良影响，当然大多是应付形势，言不由衷，虚与委蛇。聂绀弩却不同，他不是敷衍应付，说的都是大实话。
聂绀弩虽然参加共产党，虽然相信马克思主义，虽然一直积极从事进步事业，但他从来不把自己视为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因为他不愿意遵守纪律，不愿意服从领导。把他对自己的描述简化来说，无非就是四个字：“我就是我”。他的个性，好像天生注定就是自由的，很难用什么阶级、什么主义来概括。在旧社会，他独来独往，曾被国民党报纸点名为“共匪”，列入逮捕名单，那时是具有进步性的罪犯；到了新社会，聂绀弩仍然是聂绀弩，仍然独来独往，于是就成了“反革命”的罪犯。
三、思想改变的第一阶段（初进稷山看守所）：进了监狱不久，突然觉得自己聪明起来了，恍然大悟，我是罪犯，我是应该进监狱的。过去的历史，过去的一切关系，没有一样可以依恃，谁也不能救我。在这阶段，读了毛主席两部著作，一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在号里集体学习时，从别人的书上读取到的。我也参加过几个月广东海丰的农民运动，糊里糊涂，一无所获。《报告》以前也读过，也无所获。主要因为自己既不是地主，也不是农民，这事与我无关，这回读，才恍然从农民运动原来可以看出这么多的道理。原来所谓乱，是乱的地主的天下，而地主的天下是应该当乱，应该灭亡的。那么，文化大革命的乱，是乱的走资派的天下，而走资派的天下是应该乱，而且应该当灭亡的。
这一段“心得”，写得很有意思。为什么以前读《报告》一无所获，这次就能读出许多道理来呢？因为正在面对着天下大乱的“文革”，联系眼前的实际，于是才知道让“走资派”戴高帽游街之类的做法，都是从湖南农民运动那里延伸过来的，才知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才恍然大悟他聂绀弩是应该进监狱的，是“没有一样可以依恃，谁也不能救我”的。
从聂绀弩学习《报告》的心得来看，并没有多少理论上的认识，似乎只是初进牢狱的一种感受，“突然觉得自己聪明起来了”，接着谈到读另一部毛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有了一点理论上的认识：
《讲话》以前也读过多次，总觉得不是文艺工作内部的讲话。这时才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讲法，是从革命运动的角度看问题的讲法；而自己所想象的讲法，是从落后的所谓作家的角度看问题的，是错误的。这才觉得毛主席著作确实伟大，有重新仔细阅读的必要。
聂绀弩被捕入狱之前，有过很多关于文艺方面的言论。邵荃粼的“写中间人物”论违背《讲话》精神受到批判，聂为此深感不平，直率支持邵论，观点极其鲜明。在狱中学习《讲话》后，他产生了新的见解：以前他是从文艺本身的规律看问题，而《讲话》是从革命运动的角度看问题，从革命运动的角度讲就当然是要坚持政治标准第一，要塑造英雄人物，这当然就是唯一正确的讲法。
聂绀弩对自己第一阶段的思想改变的这个总结，应该说是一个合情合理的说法。
四、思想改变的第二阶段：1970年1月4日，（看守所）干事给我买了部《毛选》，这才有了书，可以正式认真看书学习了。从这时起到1972年7月，约一年半，是专门看《毛选》时期。东翻西阅不算，从头到尾地看，也看了五六遍，一个一个问题研究的次数更多。在这个过程中，使我震动的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学习与时局》及其附录《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改造我们的学习》这些辉煌著作。这些著作对中国革命乃至世界革命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别的不说，从这些著作看出，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和张国焘等人的错误领导，给中国革命带来的损害是如何严重。《湖南农民运动报告》中所歌颂的那千百万农民，我在海陆丰所看见的那几十万农民和他们的领导者，长冈乡、才溪乡那些模范工作者以及由他们所发动的百分之八十到八十五的参军青年，30万红军，30万党员，若干万赤卫队，以及整个苏区几百万人民，尤其是那些赤胆忠心拥护革命的铜墙铁壁，除了很少的一部分到了延安以外，都到哪里去了呢？那些残留下来的人们又碰到一些什么遭遇呢？而这些，对中国历史的进退，对世界革命形势影响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谁能把这些事情都讲清楚啊！这样一想，才觉得革命领导的正确与否，关系原来如此重大（联系到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就更觉得关系重大）……
这一大段，简直是一气呵成，一个接一个的巨大数字，一个接一个的问号，来得多么紧促，可以感觉出，这是聂绀弩手中的那支钢笔饱蘸着情绪写出来的。他不是从字面上读毛著，他联系自己的亲身经历，勾起了对中国革命的艰难惨痛的历史回忆。1925年有一段时间，聂在广东海丰从事农民运动工作，并担任海丰县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官兼政治部科员。他回忆起当年投身于革命热潮的农民群众和那些优秀的领导人、模范工作者以及参加革命军队的广大青年，无数的宝贵生命牺牲了，包括著名的农运领袖彭湃烈士。1964年他曾重访海丰，看望彭湃的母亲，写有《重到海城呈彭母》诗二首。诗中满含对彭湃烈士和农民运动的怀念之情：“一时才俊无遗冢，何处江山不故人。遥指木棉花下路，似犹旗笠万农民。”当他在监牢中忆写往事的时候，一定是和他在海城给彭母写诗的时候一样，眼前又浮现出了一片手举红旗、头戴草笠的农民群众聚义的轰轰烈烈的情景。此时此刻，聂绀弩已经忘记了自己是身陷囹圄的一个囚徒，也忘记了自己年将古稀垂垂老矣，竟然像返老还童一般，一颗热烈的心越过了监房的高墙，飞向了广宇人间。他的思绪在革命的历史和世界的现状之间飞跃着，然后反躬自问：
这些著作，过去不是没有读，也不只读过一遍，为什么现在读起来都像完全不知道一样，为什么我可以认为这些理论正确与否与我无关，或以为它们当然是正确的就轻轻放下呢？关于中国几亿人民，世界更多人民的生死存亡、荣辱哀乐问题，历史进退问题，我为什么能漠然不关心呢？
我们知道，聂绀弩从来就不是一个对社会现实漠然不关心的人，倘真如此，他也不会发生那么多谴责现实的言论和诗作，也不会成为“反革命”。他在这里自省自问的内容，是指他对毛著中那些与国家命运密切相关的内容没有认真研究过。通过在看守所集中的学习，通过对革命历史和人民命运的深情反思，使他对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如何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有了更多的了解，从而对毛泽东的正确与伟大的一面作了深入的思考。由此可知，他的学习态度是恳切的，心得是真诚的，思想认识的改变有着他自身的合理性和逻辑性，这与“文化大革命”当时普遍通行的那种官样文章，那种假大空言词，不可同日而语。
五、第三阶段：1972年7月中旬，干事替我买了十来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以后又陆续得到了十来本，直到现在，我就同时兼看马恩列斯著作，是为第三阶段。这些著作是：《马恩文选两卷集》（内《共产党宣言》等著作十余种）；马克思《资本论？卷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导言》；恩格斯《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自然辩证法》；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帝国主义论》，《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