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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品味聂绀弩这一段话，似乎含有一种对于“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后果的预测意味。
1966年3月4日：
晚上，友人黄某来到聂绀弩家。聂说：“下午出门，找这个找不着，找那个出去了，最后到陈迩冬那儿坐一会儿，回来路上碰到储安平，到他家杀了一盘棋，人家要吃晚饭，只好回来了。”然后又说：“昨天打电话你不出来，我一个人到莫斯科餐厅吃晚饭，吃完了碰到黄药眠，他同我谈起，要找10个大家都认识的人，第一次由他请客，在广东酒家吃一顿作为聚餐的开始，以后便每月一次，各人出钱。意思是年纪老了，又没有什么事可做，所以找点儿吃的，大家聚聚的意思。他问我有什么熟人，我提出一个钟敬文，一个你，一个陈迩冬，你有没有兴趣参加？”黄某说：“可以呀，大家出钱，一个月不过两块钱的事。”
这段对话，使我们可以想见乱世文人的萧索。只是“文化大革命”即刻到来，这种计划轮番做东的聚餐活动，恐怕是没有让他们如愿以偿吧。
1966年3月5日、14日：
聂约好了钟敬文在中国书店见面，到虎坊桥“湖北餐厅”中饭。钟拿出他写的一首《参观收租院泥塑展览》的词出来，让聂提意见，聂说：“这首词只写你参观后的感想，没有提到泥塑的艺术性，美中不足。”钟说：“我这是政治挂帅。”聂说：“本来现在要歌颂的就是政治，就是共产党毛主席的英明。大家看‘收租院’也是看政治，谁在真正提倡艺术？谁是真正为欣赏艺术去看展览的？这种人不多，当然你是少数人中之一。我看，今后任何艺术形式不要，挂上‘政治’两个字，就有人看半天。”
一周后，聂与人相约到和平餐厅喝咖啡，又谈庄子。聂说：“庄子有些道理确是很高明的。‘有天下而恣睢，是以天下为桎梏也’，这句话很有道理。”
聂绀弩看到了在一个没有自由可谈的环境中，种地和卖菜都无所施展其能，艺术家就更无用武之地了，因而，艺术濒临灭亡的危险。他引出庄子“有天下而恣睢”的话，实际也是透露了他本人对当时形势的思考。执掌政权以后，如果恣睢用权，形成官僚主义，脱离群众，趾高气扬，刚愎自用，最终必然使权力成为束缚自己的枷锁。若是滥用权力剥夺了人民的自由，掌权者自己也将失去自由。
以上是我们从档案中能够看到的，聂绀弩被捕之前的一些言论记载。
从1966年3月，到他7月被捕，这一段时间中，聂绀弩还有一些言论，但在现在解密的档案材料中没有找到。现在只发现了两页书写内容很杂乱的手稿，是他“文革”之初所写。
在这两页杂乱的手稿中，写有这样的残句：“几曾地主悲殃马，不见田单罪火牛”。这是一个对偶的句子，“地主”对“田单”，“殃马”对“火牛”，显然是刻意追求文字修饰效果。从内容看，前句是说民主革命中打倒地主阶级的“左”的做法，连地主家里的马也无端受祸；后句是说“文化大革命”，红卫兵蜂起造反，像田单利用火牛阵一样。
在后来的法院审讯笔录中有过这样一句问话：“你说过‘文化大革命’像火牛阵一样，红卫兵是牛？”聂答：“是。”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经毛泽东亲自修改的《五一六通知》。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贴出了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5月29日清华附中红卫兵成立，喊出“造反有理”、“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口号。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两个月后，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做出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8月18日，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自此，全国进入全面动乱时期。
那种历史，我们都是经历过的。我在大学将要毕业的时候，因赶上了这场动乱，推迟毕业而有幸在首都体验了风暴中心的狂烈。
聂绀弩和他的那些文友们在“红色恐怖”中的惊悸是可以想见的。忽然一阵无情棒，打得同人各一方，他们的聚会和高谈阔论当然是销声匿迹了。
这年8月24日，著名作家老舍不忍侮辱而投湖自尽。聂绀弩写了“周文老舍都成鬼，汉武秦皇转笑人”，这是他被捕入狱之前留下的最后的文字。
男儿脸刻黄金印
聂的诗作和言论，前面已经引出许多。他是怎样当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这个问题已经交代清楚，那么多的“反动诗”和“反动言论”作为“罪证”已经是绰绰有余了，然而，笔者在引用聂的言论时仍然有所保留。实际上聂的言谈时常是更为激烈的，指责高层领导人也时常会点名道姓，酒后甚至敲着桌子厉声大骂。如此说来，聂绀弩是不是确实思想很“右”呢？
笔者曾经与一位谙通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朋友谈起聂绀弩，他知道我在做着这方面的研究，似乎是有意提醒我，他说：聂绀弩过去是很“左”的啊！
对于聂绀弩漫长的人生履迹，笔者愧无详考，仅从浮光掠影中所见，从1955年批判胡风、“肃反”到1957年“反右”，是他的思想在重创中跌宕变化的显著的转折点。这是不是从很“左”转到了很“右”呢？如做这样的概括，似乎过于的简单化了。通读他的杂文和诗篇，可以读出一个完整的人格，可以看出他虽然经历了思想的磨砺和转化，却始终精魂未散。他的变化，只是对具体事物的认识观念上的变化，绝不是自己灵魂的扭曲和断裂。无论时代风云变幻，无论个人境遇顺逆，聂绀弩始终都是聂绀弩，他的人格以一种坚不可摧的力量屹立在他的写作和言论中。
聂绀弩从“左联”时期追随鲁迅，在他以后的一生中，崇拜鲁迅的信念从未改变。他甚至相信，如果鲁迅能够活到新中国建立以后，能够对国家的文化方针政策发生重大影响；他认为如果文化界的领导人是鲁迅，而不是周扬他们，就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一次一次的迫害文化人的运动。当然这只不过是一种良好愿望而已。
最能表现聂绀弩“左”的一面立场的，应该是他那些笔锋犀利的杂文。他有一首七律，题为《以拙集〈杂文选〉赠重禹系以一诗》：
鬼谷先生立我前，乡人卖药兔开言。
文盲局长翻身穗，万里长城笑死钱。
自比乌鸦曹氏子，骗人阶级傅斯年。
何来一炬阿房火，烧到干妈义养乾。
短短一首诗中，提到了聂绀弩八篇杂文。其中，《论六个文盲卫士当局长》是针对香港小报诋毁新中国的恶意报道而予以反击的；《论万里长城》是针对所谓“中国共产党要拆除万里长城”的谣言，驳斥钱穆的诽谤“专论”的；《论乌鸦》一文是对曹聚仁自比乌鸦，“经常发表皇皇论文……打击现在的新生力量”的辛辣的讽刺；《傅斯年与阶级斗争》一文是对傅斯年所谓“共产党骗人的第一个法宝是阶级斗争”的“随意胡扯”，进行凌厉的指摘；《有奶就是娘与干妈妈主义》是用烈火般的文笔抨击萧乾的，文中直指萧乾是“代表封建性与买办性，双方兼备，完美无缺的高明理论家”，并且还顺带烧及了“封建性的”冯友兰、沈从文和“买办性的”胡适、林语堂等人。
这几篇论文不能算是聂绀弩的代表作，但也足以看出他的政治态度，可谓立场鲜明，毫不含糊的。1950年聂在香港任《文汇报》主笔期间，杂文多以赞颂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为主题，对种种反共的谬谈怪论予以嬉笑怒骂的痛斥和嘲讽。而在此之前，他的文章更不乏对国民党政府的指责，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骂蒋介石”。上面提到的《论六个文盲卫士当局长》一文，在谈到文化水准的时候，就插了一个小小的打诨：
蒋介石的名著《中国之命运》，谁都知道是汉奸陶希圣写的。有名的故事，蒋介石看了《论联合政府》，问他的亲信，何以人家写得这么好，我们写不出呢？人家回答：“因为那是毛泽东自己写的。”足见他的总裁什么集之类，尽管不值一文钱，还不是他自己写的。
聂骂蒋的同时，对毛泽东的态度当然是热情赞颂的。参加过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的开国大典后，他写了一篇追记的散文，记述了群众兴奋而热烈欢呼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