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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你不到北大荒，理解得了这种道理吗？”
他讲述庄子的内容，都是与他自身的现实体会相联系的。他在朋友面前滔滔道来，但同时他也意识到讲这些东西是有危险的。他会突然间厉声地说：“妈的！以后我也不对人多讲了，讲出来是危险的。”
邵荃麟自己未落难以前，曾关切地问过聂绀弩研究庄子的情况。据聂本人说：“邵荃麟问过我好几回：你研究庄子的动机何在？他的意思是怕我出事。不会的，我讲马克思主义嘛
，首先肯定庄子是反动的……”
由此看来，聂绀弩并不是不知道身临境遇的危险性，但他仍然过于自信。他认为他对庄子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观点，实际上他已踏入雷区。
1966年1月15日：
周颖因胃病在家，聂绀弩给她煮蛋花汤喝。有友人来访，闲谈起来，周颖说：最近北京的备战空气十分浓厚，不但每个干部要在机关挖防空壕，把许多人累得要命，日常工作也放下不搞了，还规定让大家讨论机关要不要保留，不必保留的机关都解散，年老的就退休；还有的机关保留下来有无必要待在北京，或整个机关迁移，有些干部就调动，把机关精简，或有些人调到地方去，弄得人心惶惶。每隔一个时期就制造一次紧张空气，老实讲，这些办法我不同意，也不了解为什么隔一个时期就折磨人一次，叫人不得安生？现在谁也不知道自己明天怎么样，照理说，要把国家生产搞好，也得让人家有个安静的时刻来做做研究工作，总是搞得你心烦意乱，安定不下来，人人都无法安于自己的职业。
聂接着说：人家是不要搞生产，1958年以后生产就已经垮了，一直到现在都没办法，大家饿着肚子搞什么生产呢，机关除了军事机关和政权机关之外，都可以不要，要有什么用呢，不解决他们要解决的问题。
然后又闲谈到国际问题，再从国际问题回到国内问题。周说：我们国内的情况，用句老话说就叫军人当政，这两年所有机关的领导都换了军人，连文化部长都换了军人。
聂说：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主张，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怎么可以天天讲打仗？马克思主义和黩武主义是背道而驰的两回事。苏联主张和平，主要是赢得时间来搞生产建设，没有大量丰足的生产，谈什么共产主义。主张和美国有一定限度的接触，原是不错的，全世界的生产只有美国是先进的，可以在经济上利用和美国的接触，吸取那些优秀的技术来促进苏联的生产，这并没有错。
周说：卡斯特罗说得很对，现在是中苏两大国争权夺利，却牺牲了古巴、越南这些小国。
聂说：中国这一手是很厉害的，苏联的领导人现在最伤脑筋的也在这里，就是把全世界的共产党都分裂为两派，有的掌权的是亲华派，有的掌权的是亲苏派，但是总的还是两派，这可是便宜了谁呢，便宜了帝国主义。
他们这一番对话，让我们回想起当年“反修”斗争和备战的情况。大概是首都机关的人，尤其是文化机关的人，对那种备战的紧张空气大为不满吧，而我当时还是一个青年学生，习惯了参加劳动，让挖防空洞也没有觉得累得要命，思想上也是完全赞成中央的观点，反对苏联搞修正主义的。现在看来，学生毕竟幼稚。聂绀弩他们当时就有自己的思想，就不赞成极“左”的做法。我想，当时也并非只有聂绀弩他们几个人，持有正确主张的应该大有人在，可惜他们只能私下议论而已，而且一旦被人告发，就会被以“反革命”治罪。
党内和人民中间的正确声音无法表达，只是一味地极“左”下去，“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就必然无可避免，聂绀弩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也就在劫难逃。
1966年2月4日：
聂绀弩、张友鸾、周绍良等，在“恩成居”晚饭，然漫步到东安市场。其间，谈到《海瑞罢官》。周、张都说：“现在动辄得咎，古典文艺不能搞。歌颂海瑞固然可以说是借古讽今，批判海瑞也可以说是借古讽今，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单单拿出一个海瑞来批评？《胆剑篇》，说实在的，我们就反对在那个时候来演出，越王勾践是亡国的，我们的国家刚建立，方兴未艾，为什么拿卧薪尝胆来比喻我们今天呢？这不是借古讽今吗？”聂绀弩说：“你们这些都是皮毛之见，海瑞、包公不是吴晗第一个提出来的，他不过是听了上头的指示写成剧本、写成文章而已。当时上头提出来是因为底下乱七八糟，贪污弄权的太多，主张有些清官去进行调查整顿。所以吴晗如果在学术上批判的话，他承担了，那就没有问题。问题在于他那篇检讨，触及了庐山会议的秘密，这就问题大了，这就构成严重的问题了。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从哪里出来的呢？正是从何其芳的《不怕鬼的故事》套出来的，何其芳也不敢大胆冒提倡封建迷信的险，他也是根据上头的指示……《胆剑篇》也不是曹禺的意思，是上头的意思提倡艰苦建国，就把卧薪尝胆提出来嘛，要不是有这一点保证，今天可以有一千篇文章发表出来批判曹禺。现在的问题是上面，错了就让别人承担……”
从上述话题，又引申到今后文艺创作如何进行。按当时的趋向，文艺工作者就是既能生产劳动，又能创作的人。聂绀弩说：“那就是说扭扭秧歌，说说快板，文艺就满足了。”“文艺单纯化了，将来什么都可以不要，我看现在就是管子说的‘轨里连村’的社会。”
春秋时代，管仲改革齐国的行政组织，居民按照士、农、工、商划定住处，不准随便迁徙和杂处，并且把行政组织和军事组织结合起来，每乡以五家为轨，十轨为里，四里为连，十连为乡，五乡为军。实行这种“轨里连村”，加强了对人民的控制，扩大了国君的权力，也扩充了军队的兵源。
聂绀弩对当年我国社会状况的分析，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就更确切地得到了证实。国家机关实行军管，基层社会实行“全民皆兵”，农民外出也要请假，同管子的“轨里连村”确是很相像的。聂绀弩认为，这种管理方式的最大弊病，就是人的自由的丧失。
1966年2月18日：
聂绀弩分析当时社会问题的症结，是人民的民主和自由权利越来越少，他认为治理社会不能顺其自然，就会像庄子讲的“凿混沌”的寓言一样，“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
这天晚间，聂与友人漫谈中说道：“现在农夫也不好当。从前的农夫向地主纳了地租之外，那块地怎么种，他有完全的权利，他有种地的本领可以完全自由地施展在那块土地上。现在的农夫一点权利没有，叫你种什么你就得乖乖地种什么。种了之后，全部被人拿走，结果自己一无所有，这样的制度是没有办法搞生产的。连卖菜的也不好当。过去卖菜，他知道这条街道住些什么人，他们的胃口喜欢吃什么，到时就贩进什么菜来供应客户，自己赚点小钱，安乐生活。可是现在呢，你没有选择货色的自由，上级分配什么你就卖什么，你用不着去了解顾客的胃口，因为你了解了也无法供应。你拿很少的一份薪水，就坐着等分配工作和指定学习，你不做比做好，可以少犯错误。这样，卖菜的也就无所施其本领，积极性也发挥不出来。这是个自由问题。”
接着，聂又谈到了“层层专政”的问题。他说：“有些位子高的人比我们更痛苦，因为他们同我们一样有些话想讲不能讲，又不像我们反正是专政对象，我们彼此坐着不说话，相视一笑就都能会意。而他们不行，他们既是专政对象，又是服务对象，他还要听上级的话行事，有许多行动和自己内心不一致，有许多的心里话不能对人说，这就是人生最痛苦的事。比如前几年去看夏公（衍），他只能同你谈一些彼此毫不相干的事情，心里的话可不能同你说，因为一说他就离开了他的地位，就会产生各种不测的情况，因为他也是被专政的。”
“现在主要问题是人的权利问题、自由问题，也是庄子提出的逍遥游，现在人们要求那种逍遥游的境界。庄子高就高在他藐视一切，自己找到这个境界。现在社会是相反的，天天在‘凿混沌’，这样凿，不到七日，混沌就会死的。”
仔细品味聂绀弩这一段话，似乎含有一种对于“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后果的预测意味。
1966年3月4日：
晚上，友人黄某来到聂绀弩家。聂说：“下午出门，找这个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