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Ｏ⒍觯龆蟠呵镒鳎牵疑樟耸隽耍乙膊蛔鞔呵铩Ｓ嗌皇谴哟嗣挥锌上驳模惶炜梢杂镁谱硭怀 Ｎ颐恰思皇鞘芑队娜宋铮兔挥腥ɡ鍪！蹦衬车奔幢硎荆菏樟丝上ВＭ鹇氚涯羌甘坠赜凇端啊泛汀逗炻ッ巍返氖粝吕矗庵治奚舜笱诺淖髌烦吕疵晃侍狻Ｄ羲担骸澳阏嬉铱梢猿悖一辜堑谩２还啊⒑炻サ氖思乙羝鹄匆渤晌侍狻Ｄ媚鞘仔戳殖宓氖此担思椅誓恪⑿哿晨袒平鹩。恍ι砬岚谆⑻谩鞘裁匆馑迹俊晨袒平鹩 皇侵复鳌遗伞弊勇穑阍趺创鸶矗吭傥誓恪谆⑻谩傅氖鞘裁矗阍趺窗欤克砸形侍舛加形侍狻！�
1965年2月又某日，聂同朋友张友鸾等一起晚饭。吃饭中，聂说他已经把诗稿烧了，并且做了一首烧诗的诗。张说：“听说了，而且听说这首诗还不许人抄。”聂说：“当然，抄更不好，抄了传出去，人家问你为什么烧，这不是又一条罪状？”聂接着说：“真不想再做诗了，这东西越做越好，越好就越成问题。我细算了一下，这几年做的诗、写给别人看、别人赠诗做了答诗或者有赠而别人不答的，总共有五十多人，这样传开去就不得了，所以就决定不写。”张说：“古人所谓‘诗穷而后工’，穷不一定是没有钱的穷，更主要是‘途穷’之穷，穷了什么都不能做，只好做诗，当然越做就越穷，越穷就越工，就越不好拿出去。”聂又说想写好字，张说“字写得太好也不行”。聂笑说：“吾生不有，亦后何有，这就只好四大皆空了。”
1965年2月下旬某日晚下班后，聂在家中同某某谈起钟敬文时说：“老钟这家伙胆子非常之小，他极力劝我烧诗，说了很多，最后甚至于说，如果不烧，简直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似的。”某某说：“你呀，不烧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聂说：“可不是嘛！”
1965年5月某日同他人一起晚餐，餐后闲谈中，聂说：“钟敬文好久没有来了，他怕我做诗牵累到他，这家伙胆小，如果不是他一回来就劝我不要写诗，我的诗也不烧了，这叫庸人自扰。”
1966年3月某日，聂绀弩在闲谈中又说：“钟敬文这个人很怕事，连同我们往来都怕，劝我不要做诗，连我拿诗给他看他都怕，其实怕有什么用呢？你什么都不动，不写，好了吧，可是人家都会给你算旧账，把你的旧作品拿出来批，还不是一样倒霉！”
钟敬文何许人呢？大学教授，著名的民俗学家。聂绀弩1982年写的一篇散文中说，钟敬文是“到现在相识已近60年的老文友，也是我所认识的第一个文学家”（《钟敬文？〈三朵花〉？〈倾盖〉及其他》）。在《散宜生诗？自序》中又说钟是他写旧体诗的“多么可爱的两个老师”之一。从以上引述的几段谈话来看，聂随口戏称钟为“这家伙”，也可见他们的关系是很亲切的。1949年以后，钟敬文一直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1964年钟下去参加“四清”运动时，聂曾赠诗送行。那次首都院校师生参加“四清”，都是按照中央的统一指令，1964年10月下去，到次年五六月间才返京。但钟敬文不知何因，在1965年2月初回了北京，也许是特殊原因临时请假。当时聂绀弩在与他人谈话中，甚至猜测钟是“摘帽右派”的缘故，被从“四清”前线给打回来了。
就是在钟敬文这次“四清”中途回京的时候，对聂绀弩作了一次严肃的谈话，劝聂把诗烧掉，不要再写诗。从实际情况分析，在当时一种政治高压甚为恐怖的情形下，钟敬文由于参加“四清”的亲身感受，更能够洞知时事，并产生对恶况的预感，从而出于对朋友的关怀和爱护，完全是为了朋友的政治安全，才劝聂烧诗。这种规劝是推心置腹之言。但聂在当时尚不能完全理解，诗虽然烧了，却又要归咎于钟敬文“胆子非常之小”。到“文革”风暴席卷而来的时候，聂绀弩自己不是也曾急告朋友烧掉他所赠诗作吗？可见再胆大的人，在那种政治环境中也无可奈何。
“四清”运动其实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曲。1962年毛泽东重新提出阶级斗争问题，随后中央决定在全国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亦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四清”运动。运动势头之猛烈，阶级斗争调子之高亢，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虽然先在农村开展，其后必是城市。虽然是从整“四不清”干部开始，知识分子必是在劫难逃。文艺界已经展开了对阳翰笙（电影《北国江南》）、田汉（戏剧《谢瑶环》）、邵荃麟（“中间人物论”）等人的批判，火药味日益浓重。政治嗅觉灵敏的人都会预感到自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又一次大倒霉的时候到来了。这种气候，聂绀弩并非没有感觉。应该说也是他自己迫于形势而采取了烧诗之举，并不完全是钟敬文力劝的结果。
“怕有什么用呢……还不是一样倒霉！”聂绀弩这句话还是说到了本质上。“文革”开始后，聂就被逮捕下狱。这次冤狱的起因是写“反动诗”，但被以“现行反革命”定罪判刑，却不仅是写诗的问题，还抓住了他日常的一些言论，应和了聂绀弩说过的那句话：“要有问题都有问题”。用一句成语说，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政治挂帅”的大一统极“左”思想下，根本不容许知识分子的自由思想存在，这是一切“诗狱”、“文字狱”的根本原因。
聂绀弩为烧诗而作的一首诗，即《岁暮焚所作》：
自著奇书自始皇，乾坤袖手视诗亡。
诗亡人岂春秋作，身贱吟须釜甑妨。
自嚼吾心成嚼蜡，尽焚年草当焚香。
斗牛光焰知何似，但赏深宵爝火光。
这诗是说，自己著了奇书，自己又当了焚书的秦始皇，天和地都竟然袖手旁观，没有一丝可怜之心，让诗就这么烧掉了。孟子曾说：“《诗》亡，然后《春秋》作。”现在我的诗亡了，也无须再作《春秋》，自己本来是地位卑微之身，还吟什么诗呢？连生火做饭、一日三餐的事都妨碍了。嚼着自己的心，像嚼蜡一样没有滋味，焚烧诗稿就当作过年烧香了。古人说的那“剑气射斗牛”是怎样的一种光焰，且不用管它，只在这深夜里欣赏我烧诗形成的不灭的火炬吧！
烧诗的心情，真是复杂而委婉。
再谈聂绀弩为何烧诗
关于聂绀弩焚诗一事，还有一些材料可资印证。这是吴祖光与聂的一次谈话，当时被有心人记录下来，后来也进入了档案。
时间是1965年1月某日。那天聂绀弩同吴祖光一起在“四川饭店”吃晚饭，饭后步行至王府井分手。闲谈中吴说起近日在路上碰到了文怀沙，文被关押期满出来了，聂也说在路上碰到过文。吴提出要借聂的诗稿来看，聂正色说：“这怎行？烧都烧掉了。”吴说：“烧了也不行，起码你那本晒蓝的，已经有几本流落人间了。”聂说：“那是少数几本，后来的没有。”吴说：“何不趁文怀沙出来，再找他那小媳妇抄一本？”聂说：“不要开玩笑，我在考虑找个适当日子，把所有诗稿都来烧了，你们看好不好？”聂又说：“你们这个时候要看我的诗，别有用心，我还是烧了好，打算除夕就把它烧掉。”吴说：“你那‘卅年及时雨，二月轰天雷’（指聂怀念夏衍的诗）还在我那儿，我可不拿给你烧！”
从留存下的这几句简短对话中，可以获得两点启示：一是使我们知道聂的诗集曾经有过一个“晒蓝”本，即是书写在半透明纸上，然后和感光纸重合在一起利用阳光照射的方法形成的复制本；二是使我们知道聂绀弩烧诗的念头产生于钟敬文劝诫之前。参加“四清”的钟敬文是1965年2月初返京的，其后他找聂谈话，劝聂烧诗，促使了聂立即付之行动。而吴祖光向聂讨诗稿看的谈话在此之前，可见聂已先有烧诗的打算，钟的劝诫才能起到催化作用。这正应和了一句哲学：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聂把诗烧掉自感后悔，却不应埋怨于钟。
既然不能归咎于外人的劝诫，那么聂绀弩焚诗的内在思想是如何产生的呢？据聂当时与其他友人的一些谈话中流露，面临着阶级斗争山雨欲来之势，他是很难做到镇静若定的。据说聂当时“很紧张”，原因大概有三：一为后台，二为阶级，三为诗。
一者，所谓后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