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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允许我再一次强调指出，在南京恢复正常状态（正如我们被告知的那样，日本当局本身也有这样的愿望）完全取决于日本部队重新受到严格的有效的控制。
致以良好的问候
您忠实的
签名：刘易斯 S．C．斯迈思
双塘难民收容所的一天
（1938年1月6日13时50分～1月7日10时50分）
1938年1月6日：
13：50 3个日本士兵拉走并强奸一名妇女。
14：10 一个日本士兵带走3个中国人去干活。
14：30 4个日本士兵来收容所四处乱看，20分钟后离开。
15：35 3个日本士兵带走10个中国人去干活。
16：10 3个日本士兵把一名妇女拉到一所大门外面但仍属于收容所的小屋里强奸。
16：40 2个日本士兵闯入收容所找姑娘，找了15分钟后离去，
17：05 3个日本士兵闯入大楼，把所有物品扔得乱七八糟，20分钟后离去。
18：35 2个日本士兵要求2个难民为他们弄到姑娘，当这3个男子拒绝他们的要求时遭到了殴打。
23：00 3个日本士兵翻越围墙，抓到2名妇女并把她们拉走。
1938年1月7日：
10：00 一个日本士兵闯进收容所四处乱看，10分钟后离去。
10：15 一个带着武器的日本士兵来寻找姑娘，但未能如愿而离去。
10：30 3个日本士兵来拉姑娘，没有拉到，但是拿跑了门卫的棉鞋，给他留下了他们的旧鞋。
10：50 一个日本士兵闯进大楼，把所有物品扔得乱七八糟，10分钟后离去。
1938年1月9日
8时30分，同克勒格尔一起在南京饭店拜会石田少佐。我们准备向他购买大米和面粉。石田没有时间同我们商谈，要我们明天再来。
10时，同自治委员会成员王（吉米）会晤，他告诉我们，日本人在几天前打算强行关闭我们的委员会。后来人们重新考虑了这件事，但是不允许我们再向难民出售米了。（？）如果自治政府要把出售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我们没有什么好反对的。
我去看了罗森博士和许尔特尔的私邸及德国大使馆，发现一切正常，就是没有电力照明和自来水。
克勒格尔和哈茨于11时来到总部报告一起他们亲眼目睹的小小的杀人场面。一个日本军官和一个日本士兵把一个中国平民赶进山西路（庚子赔款基金会大楼附近）的一个池塘里。当这个男子站在齐臀深的水里的时候，一个士兵懒散地趴到位于附近的一个沙袋街垒后面朝这个男子开枪，直到他倒在池塘里。
罗森博士、许尔特尔和沙尔芬贝格乘坐英国“蟋蟀”号炮艇抵达，随船到达的还有3名英国大使馆官员即领事普里多…布龙、上校洛维持·弗雷泽和空军武官沃尔泽先生，但沃尔泽没被准许上岸，因为日本人借口不知道他的到来。下午2时，克勒格尔、哈茨和我前往德国大使馆。3时，上述3名德国官员在日本大使馆田中先生和福田先生的陪同下到达那里，我们用一瓶不知克勒格尔从哪儿弄来的香滨酒表示欢迎。罗森博士因汽车被偷，日本人借给（？！）他一辆豪华别克牌汽车，借给德国大使馆一辆福特牌公车。罗森发誓再也不把这两辆“漂亮的”汽车还掉。我们同沙尔芬贝格一起看了他在高楼门38号的住宅。他的住宅被抢掠，一片狼藉。在许多他钟爱的物品中，“沙老爷”特别怀念他的大礼帽和40条领带。如果去日本度假，我们会密切留意，看是否会逮到一个穿戴这些名贵服饰的家伙。此外，沙尔芬贝格特别镇静，我原先以为他会大发雷霆，但他却保持了他在中国37年中学会的出色的镇静！
晚上8时，德国大使馆的3位先生以及克勒格尔在我这儿用晚餐（还喝了克勒格尔在沙尔芬贝格那儿弄到的酒）。我请他们讲怕和洋行的三桅帆船上乘客的命运，讲“蜜蜂”号和“帕奈”号的命运。许尔特尔宣读了罗森给柏林外交部的报告，遗憾的是我至今没能得到这份报告的副本。罗森博士认为，我们22个留在南京的外国人，表现得就像罗马的首批基督教徒那样勇敢，他们在斗兽场都被狮子吃掉了。但狮子则根本不喜欢我们，它们喜爱吃中国人的肉。在被问及他对待日本人的立场时，他用一则土耳其谚语回答我们（他曾在君士坦丁堡公使馆工作过）：“在你没有走过桥以前，你得叫雄山羊为伯伯。”这个忠告不错，我在这期间的态度也差不多是这样，就是说像农民对待雄山羊一样。就在8时，当我们准备坐到桌旁用餐时，我邻近的一所房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后面失火了，看来大使馆官员的到来根本不会打扰接到命令纵火的日本士兵。因为几个星期以来我对邻舍的这种照明方式已习以为常了，所以我们也就没有因这起事件而惊慌。
南京平仓巷1938年1月10日
尊敬的阿利森先生：
关于您要求秘密提供国际委员会的状况和委员会对日本人征用其救援资金企图的态度等方面的情况，我在下面将事态的发展向您作一简短的介绍。
我们1937年12月17日的信（卷宗Z9）应该说向日本当局作了必要的解释，因为总领事冈崎胜雄在12月16日来访时声明，日方虽然不能承认我们的委员会是合法的，但仍想同我们谈判，就像承认我们是合法的那样。在上面提到的信的第6页我们写道：“我们在此重申，我们无意继续履行原南京市政府赋予我们的半行政职能。我们期望贵方能尽快担当此任，以便我们能作为一个单纯的救济组织开展工作。”至于我们的储备，在12月15日的会晤中，我们被日军司令部指挥官告知，我们可以自由支配。
然而1937年12月31日和1938年1月1日，我们得到可靠的消息，日本总领事已通知组织自治委员会（自治政府委员会）的小组可以接管国际委员会的储备和款项。
接着，我们于1938年1月3日的关于国际委员会状况的机密（内部）文件记录中确定了我们如下的立场：
我们是一个民间团体，成立的宗旨是帮助饱受战争苦难的平民。
1．食品和资金是供我们支配的，是供我们委员会用于上述目的的，因此我们要设法使委员会继续存在下去，但我们在使用我们的救济金时要适应当前这里的状况。
2．我们履行的行政管理工作由我们的合法基金单独支付报酬。（警察的薪金不由我们支付，而是由他们的行政管理机构单独支付。我们向警察提供大米，所提条件同我们向其他所有的难民和自愿助手提的条件相同。市政当局派给我们组织的那3个职工的薪金单独汇给。）
拉贝先生为此作了准备，并于1月6日晚上当福田德康先生来访时把我们的立场非正式地通知了他。后者的来访是要私下地、非官方地通知拉贝先生，日本军事当局希望将来所有工作都由自治委员会做，还打算接管我们的全部资金和储备。因为福田先生请拉贝先生在私人信件中向他解释我们的状况和立场，拉贝先生当即召集了委员会会议，在会议上商讨并确定了1月7日拉贝先生给福田先生的复函文字。（见卷宗Z29）
这样事情暂时平静下来了。然而，当1月8日星期六日本军事当局要强制关闭我们的大米出售点时，我们经过同自治委员会新任食品委员王承天先生协商，于昨天决定今天早上自愿关闭我们的大米出售点。我们在10天之前就想这样做，但是到昨天为止自治委员会根本没有能力接管大米出售工作。我们将一如既往地进行大米的免费发放。我们做好了准备工作，派人用我们的5辆卡车运输日本军队向自治委员会提供的1万袋大米。对于出售的大米，我们将计运输费用；而对于免费发放的大米（额外提供的1250袋据说要在安全区以外地区免费发放），我们不计运输费用。
企图把我们排除出去的又一步骤今天早上做出了，军需物资供应处主任石田少佐先生突然拒绝履行他从前同我们达成的协议，根据这个协议，他应向我们出售3000袋大米和5000袋面粉用于救济目的。我们不想向自治委员会购买这批储备，因为只要它把大米、面粉和燃煤供给安全区或者向平民开放的别的地方，我们就完全满意了。在这期间，我们尽力保持一定的储备，以防这个新机构崩溃或以防有人试图通过得到的垄断地位提高价格。
感谢您对我们有利于南京市民的事业的关心。
您忠实的
签名：刘易斯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