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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逸士之所以成为隐士，是因为他们远离政权，远离官场，他们或不愿爬上高处，或从高处退下来，都立在“远”处，“心远地自偏”，心远，其诗其画也自有“远”的感觉。陶渊明的“悠然见南山”，王维的“开门雪满山”，都给人“远”的感觉。我曾写过《诗有“三远”》一文，说：“陶渊明‘悠然见南山’是平远，李白‘登高壮观天地间’是高远，杜甫‘群山万壑赴荆门’是深远。”而隐士们的“远”只是“平远”，鲜有“高远”和“深远”。具有隐逸思想的画家画山水也只求“平远”一种。元明清的画家甚至视“高远”和“深远”为压抑和险危，几乎所有的山水画都是“平远”之景。黄公望、吴镇、倪云林等尤甚。影响所至，无隐逸思想的画家也都向“平远”方面发展了。其实，“高远”和“深远”更有气势，而隐士们（包括隐于朝、市的“隐士”）“百年心事归平淡”，只在“平淡”上着眼，“平远”更近于“平淡”。他们还要“化刚劲为柔和，变雄浑为潇洒”，连“刚劲”和“雄浑”都要反对，因为这和“平远”、“平淡”不合，平远给人以“冲融”、“冲淡”的感觉，不会给人的精神带来任何压迫和刺激。一般说来，“平远”的用墨较淡，只画中景和远景，鲜画近景，淡而远，平而和，在平和、淡远中把人的情绪思维也引向“远”和“淡”的境界，这更符合隐逸之士的精神状态，也是山水画在艺术上更成熟的境界。
最后还要谈一个问题。历来学者对隐士都是持反对态度的，认为隐士逃避现实，应负国家衰亡之责。当然，隐逸不宜提倡，年轻人隐逸不仅不宜提倡，还应加以反对。但隐逸者所创造出灿烂丰富的文化却不容否定。而且，隐逸的根源在政治浑浊和强权统治，应该鞭挞的正是这一批独夫民贼和卑鄙之徒。《南史·隐逸》有云：“夫独往之人，皆禀偏介之性，不能摧志屈道，借誉期通。若使夫遇见信之主，逢时来之运，岂其放情江海，取逸丘樊？不得已而然故也。”天下事，能努力的，当然应该努力，但有时是努力而无济于事的。苏东坡《大臣论》有云：“天下之势，在于小人，君子之欲击之，不亡其身，则亡其君。”结论曰：“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势然也。”如武则天、慈禧，只一妇人，然天下势在其手，千军万马都不能奈其何，又何况一手无缚鸡之力的士人呢？当然强者可以反抗，虽失败也不要紧。弱者呢？只好退隐，总比同流合污要好。
隐士表面上超脱，在意识形态上也表现出超脱，实则内心都有无穷的痛苦。物不平则鸣，痛苦和不平正是产生优秀文学艺术作品的最好土壤。在这块土壤上产生的文学艺术，有其共性，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我看电影（一）
？ 王 怡
《教父Ⅰ 》
在以理性与法制自居的现代社会的底层，是否免不了代表暴力和非理性的传统力量？而这种力量又似乎与社会体制（阶级矛盾？）无关痛痒。《教父Ⅰ》以及像香港古惑仔这类黑社会电影使我评估社会的视点更加多元：所谓黑社会就是不承认现有产权和国家威权的亚社会，正如土匪就是不承认地主—农民财产法律关系的人。他们在某种意义上站在体制和世俗道德的另一边（是谁站在神的那一边？），使人无法去简单否定。记得张承志说过义军首领和牧羊人是最自由的两种人生。而所谓义军首领，与教父之间那有什么清晰的边界。工业化进程是否免不了黑社会的同步前行？也许作为民主法治形影相随的伴郎，黑社会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治安和执法问题。对法治的藐视和对法治的信仰在另一个空间，也许可以相安无事？
由此想起三句话。丘吉尔说：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是一切可知的社会制度里，最不坏的那一种。而哈耶克则认为，一个没有对立面的社会，就是专制的社会。最后一句话是李光耀先生讲的，他说我们亚洲不一样，亚洲价值观之第三款叫做：秩序永远优先于民主。
未来是否真的如此令人沮丧？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呢：
——传呼、手机、商务通，一个都不能少。
《人鬼情未了》
作为一枚红旗下的蛋，在为此片而感动的年代，很难相信巫术及迷信在基督的美国和技术的美国，竟敢有如此大的市场。可以想象大陆拍一部类似的电影吗？
简单的唯物论和意识形态的治下，让我们丧失了多少含苞欲放和可以依赖的的梦想。我们迷信就是因为我们生来脆弱，我们难道不能光明正大地脆弱吗？难道不能理直气壮地流露愚昧和哀伤？谁来强迫我们坚强，谁来命令我们高尚，谁就是暴君。
《回到未来》
浪漫的科幻时代。一部让我感到技术的未来如此美丽的影片。等到我看《ET》，即使充满温情，却已流露出人类“僭妄的理性”（哈耶克）。但希望还在，在于儿童。以后每况愈下，直到《侏罗纪》《未来水世界》。对于技术的前景，我们如海德格尔收起不合时宜的憧憬，开始怀疑，并质问这种力量：来自撒旦还是来自上帝？
有一种界限虽然无形，却始终存在，那就是人与神的边界。爱因斯坦的信念也是每一位真正的科学家怀抱的信念：对宇宙的最终根源和神秘秩序永远保持敬意和景仰。
《侏罗纪》之后已没有科幻，正如奥斯维辛之后，已没有诗。
《禁宫情妓》
欧州的宫廷影片一直给我好感。他们的君王为什么彬彬有礼？他们的贵胄又凭什么不卑不亢、如此矜持？我们将清末之前统称为“封建社会”是一种误读。如果要区分，可以叫我们为“官僚封建”，而称西欧为“贵族封建”。他们的封建社会看上去恰恰一点都不“封建”，因为民主首先来自于统治层内部的权力分立和制衡。国王对贵族的尊重是在于间接附庸制下，贵族手中有着国君也不能直接支配的封邑、军队和人民，而不是说他们就是天生的礼仪之邦。
欧州先是有了君主与教会的两元分立，“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当世俗政权坐大后，又有了国王与贵族第二重的两元分立，不断发生些类似三家分晋、问鼎周室等遥远的故事。最后加上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两元分立。这样的封建关系，其实已经暗含了现代社会财产私有、契约自由的理念。每一项私有的财产权都意味着对国家权力的排斥，同时也意味着来自后者的尊重。即使穷如乞儿，一来在上帝跟前也拥有与国王最抽象的平等，如另一部我所喜欢的影片《简·爱》里，简对罗切斯特说：我们的灵魂是平等的，就像经过坟墓，都将平等地站在上帝的面前。二来在乞儿哪怕惟一的财产——一口破碗面前，他也是他自己的国王，在法律的抽象意义上，他的破碗与君主的王国也是平等的，都是彼此不能侵入的禁脔。
废封建、置郡县、兴科举，毕其功于一役。坐在电影院里还有什么好说的。
《天国车站》
一个梦想情爱和自尊的女人，在劳动中自慰而被诱惑，最终成为杀人犯，成为绞刑架下的死囚。在这二者之间，难道就是情与法、灵与肉不可愈合的悖论？
个人真有选择的绝对自由吗？个人果真该为自己的行为背负一切罪责？法律和国家在向看似罪孽深重的个人频频举起刀斧时，不断受到来自人文立场和人道立场的追问、质疑，“To
be or not to be？”并不仅仅是个人在脆弱时的张惶。哈贝马斯所言“现代社会的合法性危机”在今天每个体制下都普遍存在，法律一旦丧失了神性的背景和信仰，就丧失了理直气壮的凭据吗？
《五魁》
一个孤儿寡母的地主家庭，有数百农户环绕，这就是远离朝廷、远离城池与军队的典型村落。奇怪的是这户地主并无明显的人力、武力优势，但他们的产权优势却依然受到农户们心理上的认同、屈从和尊重，其中恰恰可以看出传统中国道德自治的局面。
一个“无法在数目字上管理”（黄仁宇）的庞大农业帝国，官府的组织力量都集中于州县之上。如果没有道德自治和儒教的深入人心，一个人丁稀少的富家在边远的乡村；无疑于狼群中的羊。但道德自治下的产权是如此脆弱，一旦众情激昂，出现土匪或民变，现有的产权制度便兵败如山倒，彻底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