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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们身边的悲剧并不鲜见，可往往由于它的牺牲面太小，并不总能唤起我们强烈的感情，甚至构不成“言说”价值。比如我们穿过医院走廊、听到不远处的哭声时，常常浑然不觉，连脚步都懒得犹豫一下，似乎那是很正常很自然的事儿，没必要大惊小怪……事实上，我们对“事故”总有一种本能的不良嗜好，即“逐大舍小”——就像小孩子挑蛋糕、点钞看面额。
有次饭桌上，某记者朋友的手机响了，值班室通知他某处发生了交通肇事，“死了多少？……什么？一个……”他惊愕的表情渐渐变平淡，肌肉松驰下来，屁股重新归位，继续喝他的酒了。显然，对“新闻”来说，这小小的“一”不够刺激，感官兴奋不起来。
多么功利的“数学”方法！对别人的不幸，其身心丝毫没有参与进去，而是远远旁观的“统计”和“欣赏”姿态。对悲剧的规模和惨烈程度，他隐隐埋设了一种“大额”的预期，就像评估一场电影，他有奢望，当剧情达不到高潮的分贝值时，便会失落、沮丧、抱怨。这说明什么？它抖出了我们人性中阴暗的投机意识，一种不健康的以冷漠、猎奇、“肇事”为特征的思维恶习。日常生活中，太多的麻木不仁便一路养了下来。
重视“大”，藐视“小”，怠慢“小人物”的安危，许多现实悲剧不正是该态度浸淫的结果吗？四川綦江虹桥的坍塌之所以成“新闻”而为人知，很大程度上并非它所藏匿的权力腐败的深刻性和典型性，而在于其死亡“面值”的巨大，人们侧目的大多是它作为事故的“重量级”。如果不是几十人罹难，而是一个或几个，那它或许根本没资格成为“新闻”，成为反腐败的一个话题……那关于“桥”的腐败就会完好地被庇护下去，就会有更长的“桥”悄悄地步其后尘，就会有更多的生命从这“桥”那“桥”上摔下去。
永远不要忘了，在那盆菜汤——供人们嘴巴喷来喷去的数字背后，却是实实在在残酷的“死”之真相——
我想到了“对应”。悲剧最真实的惨淡是指向个体归属者的。每桩悲剧都以它结实的阴霾覆盖住了一个家庭、一位或几位亲人，对他们来说，这个在世界眼里微不足道的变故，却似晴天霹雳，这小小的“个”，却是不可替代不可复制的惟一，意味着绝对和全部。此时，它比世上任何一件事都巨大，都严重，都无与伦比。除了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痛苦，除了晕眩和凄恸，就再没别的了。无论如何，他都不会理解那种“新闻”式的体验，而只会诅咒它（当然，在另一种情势下，他也会拥有该体验）。有了这“一个”，他的生活全变了，平静的日常被颠覆，时间被撕碎，命运也将就此改写。
这就是生命角色的差别，是人的位置——“彼”“此”之间的距离造成的。
海哭的声音
世纪末的最后一个深秋，共和国历史上最惨烈的一次海难发生了。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一艘号称“大舜”的客轮在从烟台到大连的途中失事。三百一十二人坠海，仅二十二人获救。这样短的航线，这样邻岸的海域，这样久的待援时间，这样高速发展的年代，这样渺小的生还比例……举世瞠目，寰宇愤容。
二○○○年三月十八日，《南方都市报》“决策失误害死二百九十人”的大黑框题下，披露了一位遇难者家属的照片。沉船时，他与临危的妻子一直用手机通话，直到亲人被大海吞没……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该桩海难中的“某个”，此前，几乎与所有人一样，我的记忆中只贮存一个笼统的数字：“二百九十”！
那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久久地凝视那幅画面：海滩，一群顶着雨衣神情凌乱的家属，离我最近的是一张悲痛欲绝的中年男子的脸，他怔怔地仰望前方的苍天，头发潦草，一只手紧紧捂住张开的嘴，似乎欲拼命地掩住什么，因泪水而鼓肿的眼泡，因克制而极度扭曲的颧骨……我无法得知他在喃喃自语什么，但我知道，那是一种欲哭无泪、欲挣无力的失去知觉的呼唤，一种不敢相信、不愿承认眼前的恍惚与绝望……
一个被袭击的生命。一个血液结了冰的男人。或许他才是个青年。
那种虚脱，那种老人脸上才有的虚脱和枯败，是一夜之间生命被洗劫一空的结果。
想一想罢，十一月二十四日，那一天我们干了些什么？早已忘了。然而他们在告别。向生命，向世间，向最舍不得撒手的人寰，向最亲密的事物告别。那是怎样残酷的仪式！怎样使尽全力的最后一次攥紧！最后一滴声音！
想一想罢，那对年轻的灵魂曾怎样在遥望中紧紧相拥，不愿意撒手、不愿被近在咫尺的海水撕开……那被撕成两瓣的呼唤！被生生劈作两瓣的一朵花！
这是一幕死亡情景，还是一道生命情景？
时间在那一刻，被定格了，凝固了。生活从此将永远被改变。
“二百九十”，一个多么抽象和无动于衷的数码！我不愿以这样一记笼统的没有体温的符号记住这次海难。我只是攥紧手中的照片，攥紧眼前的真实，怕它从指缝间溜走……我全身心都在牢牢地体会“这一个”，一个绝望的男子，一个妻子的丈夫……那一刻，他究竟听到了什么，她对生命的另一头说了些什么……渐渐，我感觉已和他没了距离，他的女人已成了我的女人，他的情景已是我的情景。从肉体到灵魂，我觉出了最亲密者的死。
我手脚冰凉，感到彻骨的冷。海风的冷，水底的冷，天国的冷。
我想起了许多事。出事的那一天，我从电视画面的人物、尤其官员的脸上（他们在岸上。在远离大海的办公室里），看到的只是书案语言和廉价的同情，只是“新闻”折射出的僵硬表情。显然，他们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了“二百九十”这个数据上。他们严肃，他们冷峻，他们从容不迫，他们镇定有方……看上去连他们自己都像一堆数据。无论震惊、怜惜还是愤怒，都是文件式、公章式的（太面熟了！）都是机件对“数字信息”产生的反馈。是“二百九十”本身而非那“一个个”在撞击他们。其态度是被量化了的，是受数盘操纵和支配的。那种深思熟虑的严谨语气和措词（太耳熟了！）完全看得出，它并非来自情感和人道理性，而是来自概念，源于对“责任”的恐惧和处理事故的习惯。
不幸的是，就连原始的“震惊”也很快变得难觅踪迹了。死了的人彻底地死了，活着的仍懒懒地活着。今天，是海难的周年祭，我重新翻出这张照片，打量他。想象他年轻的妻子，想象她平日在家庭里的情景，想象那一天甲板上人头攒动泣声汹涌的场面，想象那直到最后一刻还死死抱着栏杆不放、对陆地残存一丝乞求的生命们……
我更清楚地知道，夺走她的不仅仅是大海，还有我们人类自己，还有陆地上的一切。那些习惯了“事不关己”“等等再说”的人们。
我暗暗希望今天能有更多的人想起那艘船，想起那个黑色的滂沱之夜。为了生活。为了照片上的那个人。为了更多的相爱的生命。
生命的“个”
在悲剧的日常感受方式上，除了重视“大”而轻疏“小”的不良嗜好外，人们也不自觉地惯于以整体印象代替个体的不幸——即偏重集合的价值而忽漏“个”的真实。
由于缺乏对死亡情景的最起码想象（“现场感”），感受悲剧便成了感受一堆枯燥数字，一摞干尸般的概念。人们所参与其中的仅仅是一场关于死亡信息符的传播，一桩单凭整体规模即确认其价值的新闻，而非真正严峻和残酷的“死”本身。
这是一种物质态度的扫描方式，而非严肃精神和情感意义上的触摸，是待“物”而非待“人”的方式。该方式距生命其实很遥远。由于数字天然的抽象性，我们往往只留意到了生命集体轮廓上的变化和损失（“死了多少”），而忽略了真正的现实个体的“痛”（“某某的死”）。数字仅仅反映了体积，它往往巨大，但却被抽空了内涵，它粗糙、笼统、简单、轻率，没有细节，缺乏细腻成分，提供不出具体的“个痛”感受，唤不起我们最深沉的人道感情和理性。过多过久地停留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