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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在这一年，她大学毕业了，当了私立志成中学的国文教员。那时姐姐洁修已经去德国留学，弟弟妹妹就住在熙修家里。
也就是在这前后，袁子英到神州国光社工作了。神州国光社原是一家以影印发行历代碑版书画真迹为主的老出版社，因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这一类书籍滞销，渐渐无法维持。一九三○年由陈铭枢出资四十万元接办，托他的“莫逆之交”（陈语）王礼锡主持。王提出：“接办后的‘神州’须要翻译共产主义典籍、印行世界进步文学作品、创办各种定期刊物、大量采用左翼作家作品，从经济上来支援作家。”陈完全接受了。从此，“神州”面目一新。鲁迅所译雅各武莱夫反映俄国十月革命的小说《十月》就是这时在神州国光社出版的。
陈铭枢说：“王到‘神州’后，即以大刀阔斧的手法担负起主编职务，并‘招兵买马’，聚集了他在北平、上海、日本结识的许多朋友，来‘神州’担任具体工作，并罗致了上海各方面文化人士，担任特约编辑。”袁子英大约就是因为同王礼锡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进入了神州国光社，并就近担任了北平分社的经理。
正如陈铭枢说的，这神州国光社“在接办时虽然由我个人投资，但它始终是属于十九路军集体事业一部分的”。当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十九路军在福建宣布成立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时候，神州国光社立刻受到了打击。十一月三十日，设在上海租界里的总发行所遭到暴徒捣毁，外地分社都被查封，存书被没收焚毁。袁子英也因此遭到通缉。他匆忙出走，逃亡到济南，当了个代课教员。后来因他父亲介绍到南京参谋本部陆地测量局工作。
浦熙修可不愿意到南京去。她不能做一个依靠丈夫为生的家庭妇女，而想要在南京找个职业，却又毫无门径。于是她就留在北平。一九三五年秋天，她的儿子士杰出世了。她就带着两个孩子，还有她的妹妹弟弟，由她负担着这一家子的生活。
在这几年里，北平也并不是块安静的地方。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日本占领东北，成立伪满洲国。一九三三年又占领热河。而中日签订的《塘沽协定》更划出一大片土地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便利了日本进一步控制整个华北。一九三五年七月，何应钦在答复日方梅津美治郎的“觉书”中，全部承诺日方要求，取消在河北的中国党政机关，撤退在河北的中国驻军，撤换日方所不满的中国军政官员，禁止一切抗日活动。在这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数千学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罢课游行，喊出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遭到了马队和水龙的冲击。浦熙修的同情在学生一方。在女附中上高中的浦安修积极参加了运动。
又要教书又要兼管两个孩子，是太累了。她体力日渐不支。一九三六年，袁子英就把她和孩子接到南京。妹妹考上了师范大学，留在北平念书。弟弟同到了南京，到在南京工作的父亲身边去了。
浦熙修不能习惯家庭妇女的生活，一个劲地找工作。她托过许多人，走过许多门路，都没有结果。一天，她在《新民报》的广告栏中看到，某地产公司招考女职员，她赶紧去应试。考题正是她日夜都在思考着的妇女职业问题，她是有许多话要说的。她知道自己考得不坏，满以为准能考上，结果却没有录取。地产公司的老板对她说：“我们这里不用结过婚的女职员，你的文章写得很好，我愿意介绍你到《新民报》去。”就这样，浦熙修进了陈铭德创办和主持的《新民报》。
她先做发行工作，后来又转到广告科。对于这些工作她没有什么兴趣，但是好容易才找到的工作，还是得好好干，有空的时候就给副刊投投稿。
这样干了几个月，意外地出现了一个机会。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九日，首都女子学术研究会要在中山陵旁边的流徽榭举行周年纪念大会。《新民报》临时知道了这事，决定要报道。可是记者都出去了，派不出人来。陈铭德没有别的办法可想了，决定派浦熙修去“救场”。她不辱使命，“救场”成功。她写的报道《流徽榭畔一盛会——女子学术研究会周年大会别记》刊登在五月二日的报纸上。多年之后，陈铭德和邓季惺在悼念浦熙修的文章中还提到这次报道，说是“文笔流畅洗练，吸引了读者，博得同行的赞许”。可见印象之深了。这一次成功，使她从广告科调到了编辑部，成了《新民报》第一位女记者。正像毛遂对平原君说的，锥处囊中，乃颖脱而出。浦熙修就这样颖脱而出了。
二 能干的记者（上）——在抗日战争中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历史进入了抗日战争时期。八月十三日上海也成了战场。接着南京也遭到了敌机的大轰炸。战火越来越近了。十一月二十七日，《新民报》在南京出了最后一张报纸，就把机器设备和纸张运到重庆去。到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五日才在重庆恢复出报。
浦熙修没有随同报社西迁。她有两个孩子拖累着，走不开。而且，她还想去做更直接的抗日工作，想上前线去。她瞒着家人报考了红十字会救护训练班，接受了两个星期的救护训练，结果还是没有能够上前线。倒是妹妹安修和弟弟通修，却先后奔赴延安了。
在这兵荒马乱之中，熙修一家在杭州住了些日子，又到武汉住了些日子。一九三八年夏天她带了两个孩子到了重庆。几个月之后袁子英和他的父母也到重庆来了。熙修把孩子交给他们的祖母，一九三九年一月就回《新民报》上班去了，担任了采访部主任。袁子英在经济部工矿调整处找到了一个秘书的职务。这样他们就在重庆营造起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生活。
当时报纸报道的主题就是战争，就是怎样振奋人心、动员人力、去争取胜利。重庆虽在后方，但不论政治经济、学术文化，直到社会生活，也无不处处联系着战争。浦熙修这时所作的采访报道也都是围绕着战争这个主题。她报道了国民外交协会的几次座谈会。刚从英国回国的王礼锡讲各国援助中国的情况和抗战必胜的前途。郭沫若分析了敌情，说日本财阀反战，军阀骑虎难下，必将发生政治大地震。她还报道了慰劳伤兵的活动，报道了一些抗日戏剧的演出。
从她的这些报道中，可以看出这一场艰苦而又伟大的抗日战争是怎样打的。有一些，可以说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例如，从刊登在一九四一年十月八日报纸上的防空哨慰劳记中，人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就原有的哨堡布置成瞭望台，一队九人驻守着，哨长，班长，六个哨兵，一个伙夫。也许有人以为防空哨将使用着一套复杂的测量器，但这里除了一架电话，哨长有个望远镜外，他们全体都凭着肉眼看，耳朵听，训练得机灵非凡。中国人虽然物质条件贫乏，但他的聪慧克服了一切。‘定向仪’原是监视哨少不了的东西，这里土制的代用品是就地为图，用碎石子铺成号码，好像大大的日规，一目了然，就用这来‘定向’。从电话里报告出去，毫无错讹。外国人来看过，惊叹中国的伟大，他们在这样简陋的设备下是无从指挥的。”后世读者从这里可以知道：中国是在怎样的条件之下战胜强敌的。
正像罗马史学家塔西佗说的：“这里是战斗和创伤，那里是澡堂和筵席。”当时的中国，当时的重庆，岂不也正是这样吗？浦熙修的一支笔，把这两个方面都写到了。她热情歌颂了战斗的军民，同时也无情鞭挞了那些荒淫无耻的高官。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就是腐败势力的代表人物。浦熙修写了好几篇揭露他的稿件。这里只说一件飞机载洋狗的事。王芸生、曹谷冰的《1926至1949的旧〈大公报〉》一文中说到了这事：“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时，胡政之陷于香港，在形势紧张时，王芸生去找陈布雷，请设法救胡出来。陈布雷旋告知王芸生，说‘蒋委员长已电知香港，让胡先生尽速乘飞机出来’云云。《大公报》即派人到珊瑚坝飞机场守候迎接。十二月九日（引者按：当为十日）由港飞渝的最后一班飞机降落在珊瑚坝，机门打开，并无胡政之，却见大批箱笼、几条洋狗和老妈从飞机上下来，由穿着男子西装的孔二小姐接运而去。”
那一天，浦熙修也正在机场，目睹了这一幕。她在《采访十年》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