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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之毫无反感，即使话说得有点过火，或者出之以戏谑，也都能够被善意地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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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对李锐产生好感，也是由于事后听说的一桩小事，不过因其与自己有关，便不会像听别的故事那样，欣赏过后便高高挂起。
那是在我下乡期间发生的一件事。下乡一行四人，两“老”两新，先在榔梨市附近搞了个把月。后来一分为二，我跟“老”中之一到了河西望城坡。在那里，我写了一篇通讯稿寄回报社，几天后便登出来，在乡下也看到了。回报社后，才知道这篇通讯稿的见报经历过一点小曲折。据告知我的人说，情形大致是这样的：
李锐上晚班看大样时，对一篇通讯稿不满意（这种情形是常有的），说：“题目是好，文章却没写好；撤掉它罢，又舍不得这个题目。”旁边有人见他踌躇，便说：“同样题目的稿子，倒还有一篇，是不是用它顶上？”李锐要去一看，说：“就用这篇，赶快去排。”
这篇就是我从乡下寄回的那一篇（刘音其时还在新干班学习，见到登出的通讯后，高兴地给我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我一直保存着，直到一九九九年新干班五十周年纪念开会我们见面时，才复印了交还给她）。
上晚班时有什么意见，李锐常常用红笔批在大样上，第二天在饭堂里贴出来。听说，关于这件事，李锐同志批了很长一段话，意思是选用稿件要看文章，不要看作者的名字；老同志的文章未必都好，新同志的文章未必不好，云云。
“文章自己的好，老婆别人的好”，对上半句话我一直表同情，虽为此受过讥讽，仍不想改口。文章除了被迫写的以外，总要自以为弄好了才会拿出来，别人认为好不好是别人的事，能够说好自己当然高兴，此亦人之常情，用不着矫情或故作不情吧。
在听了这个故事以后，我对李锐便有了一种个人的好感，也就是知己之感。但我却从未为此问过李锐，更未借此主动去接近他。
李锐在《新湖南报》大概只有一年多不到两年的时间，便调到省委去了。我只留下一本《毛泽东同志早期在湖南的革命活动》的“初印本”，可说是他的纪念物。这是一本只在报社工厂排印几十（？）本，并未公开发行，是作为“征求意见稿”的书，牛皮纸封面，大十六开本，版心却是小三十二开的。作者在“前记”中写道，这是为了在上下左右多留空白，好让审读者批注；还开列了为写此书采访过的人的名单，其中有我父亲的朋友陈书农（五八年我被逐出报社后便租住在长沙市教育西街十七号他的院子里），还有两名“在押反革命犯”彭国钧和熊梦飞。书可惜在“文革”中被拿走了，不然倒是李锐著作的“珍本”，大
约连他自己也未必还收得有。
反正从五○年冬最多五一年春天起，我便没再见过李锐。这一别便是三十年。三十年中，我和他都经历了太多的事故，但对他的这一点知己之感却始终存在我的心中。
三十年后，我从劳改队平反出来，第一件事是要找回流落到内蒙古达尔罕茂名联合旗去了的女儿，她在那边已结婚生子，一家人弄回湖南有很大的难度。作过许多努力，包括找到省委负责人陈情，但光在湖南仍无法彻底解决。之后，已经调北京的柳思为我去找李锐。柳思告诉我：“谈起你，李锐同志还有印象。他说，这完全是反右派、文化大革命造成的问题，应该落实政策嘛。周惠现在在内蒙，我给他打电话。钟叔河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也是他应该还的一笔帐。你叫钟叔河写份材料来，反正他又会写。能来北京的话，也可以到我这里来一趟。”
于是，一九八○年初，我因往北京访书之便，由柳思带领，到木樨地“部长楼”重见了阔别三十年的李锐，此时他已调中组部，正管着落实干部政策等方面的工作。原来在经武路，十八岁的我看三十二岁的他，是后生仰望高明，企慕却无从亲近；如今五十岁的我看六十四岁的他，层次虽仍悬隔，却因同历沧桑俱生白发，可谈的话反而多了。我正在策划《走向世界丛书》，郭嵩焘、黄遵宪、曾纪泽等人的出国载记都在编述之列，这些人又都是湖南以至全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重要脚色，对此李锐和我都有说不完的话。还是柳思先提起我女儿的事，给周惠的电话便是当着我和柳思的面打的，总之问题便由此解决，我和妻对此当然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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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谈到了李锐为我做的两件事。批发通讯稿，在他不过日常工作百忙中之一小事（我看过他批过的大样，四个版上密密麻麻好多条），也许他事后很快便忘记了，却给了我做文字工作的一点自信，本来没打算在报社呆好久的，这时却打定主意呆下来了（至于在李朱走后我连年挨整，那是别人手下的事）。找回流落到内蒙的小孩，在他也觉得是落实政策应该做的，对妻和我却医治了心头最深痛的创伤，使彻夜为之不能成眠、泪水为之湿透枕巾的悲哀得以稍息，实在难忘。
我不大能够旅行，近二十年中仅到过北京四五次，但只要李锐在京，必定要去看望。他到长沙，也总要着人通知我，设法相见，互相讨论，并请我吃过几回饭（我则对不起，没请过他一回），既畅且欢。这时的我，总不免忆及魏武《短歌行》“契阔谈宴，心念旧恩”的句子，诗中表现的这种情感总洋溢在心头，不过嘴上没有说出来罢了。
若要评说李锐其人，一下子反而好像无从说起。想来想去，只有借用李锐八十岁时那副见者无不称颂的寿联：
庐山雾瘴巫山雨
吏部文章水部诗
这样的联语打死我也做不出，但它既工且切，确实佩服，深表同意。
吏部和水部都是李锐做过的官，中委、中顾委按理说不是官，地位却更高；寿联的作者却不是因为这个官才念之敬之，而是因为此吏部有文章，水部有诗。不然的话，历届委员、吏部、水部，名字多得记都记不清，数也数不全（至于在省里时所当的社长、局长、部长，则群“道”如毛，更无足数，虽然二十年来我们一直称他“老社长”）。说句不大恭敬的话，这文章和诗其实也未必写得如何特别好，可贵的是从庐山雾瘴中来，看破并揭穿了这重雾瘴；而巫山的雨汇成大水，泛滥成灾，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却能挽狂澜于既倒，即使力有未逮，凭这份心志也就算得上中流砥柱，可敬可钦了。对于我这个不贤只能识其小的人来说，特别欣赏的还是诗文中有时捎带的一句半句“只抓到一把鸡婆毛”和“功劳盖世，罪恶滔天”之类教人哭笑不得的警句，正所谓“善戏谑兮，不为虐兮”，于是我心目中的李锐何止可钦，简直可爱矣。
清人管同云：“古之所谓三不朽者，首立德，次立功，又其次乃立言。”李锐以研究毛泽东尤其是研究毛泽东的晚年而树立了学术上的地位，世界上都承认他，历史上也会站得住，这是为中国和中国人做的大好事，也就是立了德；我却是个不研究政治，尤不喜谈政治的人，于此没资格评论。在事功上，李锐的大贡献是论三峡工程；我又不是学工程的，虽然从五八年到七九年整整画了二十一年工程图（若不如此折腾，真不知会多读好多书，多写好多字），但不过借以活命，故亦无评论的资格。所能够感知的，就只剩“又其次”了。
即使在立言方面，我也没有本事像作序跋写书评的人们那样讲出许多大道理。最为拜倒的文章，却是他最近发表在《同舟共进》上的一次“上书”（“上书”为昭明太子所定文体之一，《文选》编为第三十九卷，当然可以算是“言”），尤其是“上书”中那首“改唐诗”，刻画拼命争宠卖娇、力主大干快上的人，真是淋漓尽致，够得上《长恨歌》原作的大师级水平，读后不禁莞尔而笑，原来“老社长”尽管风云际会成了大政治人物——大政治学者，骨子里却依然同我们一样，还是个喜欢耍笔杆的书生，有那么单纯，有那么不怕祸隙，有时也还有那么一点子顽皮。
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峡工程有问题
作得出这样一首无情对，真是够损的了，此其所以为李锐欤，未可知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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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中那位母亲和写母亲的女儿，我的所知却几乎等于零。四九年至五○年在经武路二六一号，李锐住在楼上一套夹正房里。我从五○年三月起，即在楼上饭厅吃饭，在楼下一间后房中做事，吃饭前后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