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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是够华丽的。但熙修和我隔桌相对，虽还不至于心如死灰，却再没有当年并肩采访时那种意气风发的劲头。又巧了，四十年代在国统区曾采访过的许多军政要人，横亘了五十年代的战犯阶段，六十年代又成了文史资料的组稿对象。其中有若干位一跃为文史资料的专员乃至全国政协委员，很需要我和熙修仰视呢！真搞不懂，党的政策为什么对那些曾是‘外人’的人那么宽，而对于曾经是‘自己人’的人却如此严呢？！
“熙修在那一段感情上十分复杂……她很想在业务上和学识上追赶所熟悉的几位高级知识分子，所以买了不少书，并经常认真读到深夜。但时时打断她认真读书的，是一种痛恨并诅咒自己的情绪波动。那几年，每逢重要会议场合，她总是设法避开周总理和邓大姐。有一次被徐冰同志叫住，让她去见。她时常怀念并信仰那种真诚炽热的感情。”
一九六○年一月，《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出版，刊出长长短短史料十一篇。虽然不知道浦熙修在其中做了哪些工作，想到初创时期人手不多，其中必有她的心力吧。第十一辑上刊出的《北京同仁堂的回顾与展望》一文，却是浦熙修作为旧闻记者第一项重要成绩。同仁堂是北京著名的老字号，创办于一六六九年，到那时已近三百年了，经营药材，炮制膏丹丸散，供应市场之外，更供奉御药房。它的历史情况是很值得整理总结的。据袁冬林说，这一篇是“在一九六○年，她花了半年多的时间，走访同仁堂，亲自深入到制药厂、柜台，了解制药、配药的全过程，搬回家大量同仁堂的药目和帐本等史料阅读，花了很多心血而写成的。她认为当时不宜署自己的名，和乐松先生数次相商，文章还是按第一人称写而署乐松先生名，但这并不是乐松先生的本意”。她还有意写北京大学的校史，为此她阅读了大量的《北大日刊》等第一手材料。
《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一辑，一连几篇都是文教界右派分子的文章：宋云彬的《开明旧事——我所知道的开明书店》，费孝通的《留英记》，潘光旦的《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林砺儒的《北京师范大学校史拾穗》，刘王立明的《沪江大学始末简记》，写的都是亲身的经历和见闻，是极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这些文章想必都经过浦熙修这一位文教组副组长之手吧。这些作者原来都熟识，大约也都愿意接她约稿的。
她对这工作很投入，努力把它做得更好些。她还有更大的抱负。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她在日记中说：“今后计划于五年十年内一边搞史料，一边读古书，两者都积有相当基础后，能够搞出一部文化史来。”在这天的日记上，她还写下了她政治上的追求：“沈大姐（按：沈兹九）鼓励我申请入党，今天长江同志的话使我觉得必须要照此做去。我最近必须要找个机会提出来。”这反映出她对党的一片痴情。她不知道，在她写这段话的一个月以前的九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就甄别右派问题作了一个十分严厉的批示，说是主张甄别的“其性质可谓猖狂之至”。浦熙修作为一名钦定右派，她这申请入党的愿望又如何能够实现呢。
在约稿工作中也有不顺利的时候。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三日的日记说：“夏衍不见，算了，不要勉强，自力更生搞些成绩，自然会有朋友。”字里行间，含蓄地流露出了一种委屈之情和对夏衍的不满。其实，这并不是（或者说主要地并不是）夏衍拿架子，拒绝接见。更重要的原因是他自己的日子也不好过。不久以前（9月24日至27日）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提出了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把阶级斗争的弦拉得紧而又紧。会上批判了小说《刘志丹》，指为以小说反党。又进一步扩大战果，追查革命回忆录。夏衍根据革命回忆录《我的一家》改编的电影《革命家庭》被指为歌颂王明路线。浦熙修要求会见他，为的是约稿，约他写回忆录一类的稿子，这时他当然也就无法应命了。在那阶级斗争日渐紧张的大背景之下，组稿是越来越难了。
不过她不灰心、不气馁。在刚刚出席全国政协三届四次会议以后几天，她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的日记中说：“社会关系还是要多方打开，才能有利于工作。这次会中稍稍拜访了一些人，觉得组稿还是有希望的，过去的圈子自己限住了，这也是一九五七年后反右的环境与心情使然，以后随着工作的开展，可以恢复些关系，但主要的是要充实自己，自力更生的方针也适用于一个人的工作，所谓自助人助，千万不可存依赖思想。”隐约地流露出了反右之后受到压抑的心情。
女儿冬林谈到这段时间里的一件事情：“六十年代初，爸爸从上海给我来信，谈到他工作单位借故他眼睛深度近视要他提前退休，他一家四口生活困难。娘知此情况后，致函上海多位老友（曹仲英、赵超构等）为爸爸想办法，终于为他在上海民革找了一个职位，每月可拿一二十元贴补家用，她这才了却一桩心事。”这是她最后一次帮助过去的丈夫。这时她自己也在困顿之中，是靠了一些老朋友的力量才做到这一步。
八 最后的几年
一九六五年十月间，浦熙修病倒了。起初是肠上长了息肉，大便潜血。因忙工作没有及时治疗。到十二月，出现脓血，到医院化验，才知道是直肠癌。她很后悔，没有及早把息肉取掉。十二月二十三日她住进了北京医院，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二日动了手术，即到香山疗养院休养，到六月七日才出院。
正在这时候，我们民族的一场大病——文化大革命发作了。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号召“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了“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于是掀起了以大、中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运动，向这“四旧”进行猛烈冲击，逐渐发展到抄家、打人。八月一日，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写信，说“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在他的推动之下，红卫兵破“四旧”的运动更如火如荼地展开。八月十四日的报纸上，刊出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红卫兵运动更进入了新的高潮。全国政协的机关也受到了冲击，无法进行工作了。八月三十日，政协主席周恩来决定，从即日零点起，政协全国委员会机关暂停办公。浦熙修也就无班可上了。
这一场大风暴袭来，浦熙修年迈的父亲因抄家受惊吓去世了。姐夫杜春宴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关进了牛棚，不堪折磨，去世了。妹夫彭德怀更是当然的黑帮被轮番批斗。袁子英也被关进了上海提篮桥监狱中。
八月的一天，红卫兵来抄了浦熙修的家。房东吕太太，和她并排分住在另一个小院的，就在这一次抄家中被活活打死了。她的房子就成了堆放抄家物资的地方。浦熙修被吓得目瞪口呆。可是她病中没有力气，只好把继母接来帮着清理和收拾那许多书籍。为了怕留下来惹祸，把那些一直看做珍宝的书，烧的烧，卖的卖，处理掉了。对于这样的现实，她越来越无法理解。十月二十一日她的日记中说：“当时自己是一个新闻记者，东跑西跑，混在政治漩涡中，却不懂得政治。”这时，她终于认识到自己不懂政治了。一个纯真的人，把自己的理想、愿望，当作现实去追求，哪里能够懂得实际的政治是多么复杂啊！这不是浦熙修一人犯的错误，许多知识分子犯的也是这个错误。甚至比她更老练更自负的罗隆基，他不会承认自己不懂政治的，但其实，他懂得了多少呢？
在这样恶劣的恐怖的环境中，到十一月，她的直肠癌手术后复发。十二月，她还拖着病躯去参加民盟中央机关的学习。到一九六七年三月，她已经完全无力行走才停下来。
医院也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子冈回忆说：“做为全国政协委员的熙修，本该照惯例住进北京医院，但此时想住进政协近旁的一家市级医院都颇有阻力了。当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