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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军势如破竹，三天即攻占汉城。到九月初，人民军推进到了釜山外围，占领了朝鲜半岛的大部分土地。九月十五日，美国将军麦克阿瑟指挥的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人民军陷入了困境。斯大林和金日成都要求中国出兵援助朝鲜。十月十九日中国“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开始了抗美援朝战争。
一九五○年十二月一日，中央军委和政务院发布关于招收青年学生青年工人参加各种军事干部学校的联合决定。十七岁的袁冬林和十五岁的袁士杰都报名参加了军干校。冬林回忆说：“抗美援朝初期，我和弟弟参了军，娘都很支持。我报名参军后回家告诉她，她还说我一顿，问我是否怕她不同意才不先告诉她。记得广播电台访问娘和我时，她在电台录音室里含着热泪表示：‘我女儿参加军干校，了却了我解放前未能投身革命的夙愿。’”
一九五一年三月，浦熙修参加了中国人民第一次赴朝慰问团，取道天津、沈阳、安东（今名丹东）进入朝鲜，到前线去慰问了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直到五月八日才回国。这是一次艰苦而且危险的活动。同去的徐铸成回忆说：“当时我空军力量微弱，制空权尽握之敌人，所以白天不能活动，每晚出发，几乎必经过平壤。平壤已成一片瓦砾堆。漆黑中经过，今晚看到的残垣和烧焦的零星房屋，第二天经过，也许就一点也找不着了。因为美机还天天向这废墟轰炸。”“我自入朝以后，难得吃一顿饱饭。当时朝鲜万分艰苦，白天不能举火；朝鲜同志招待甚热情，但每顿只能是冷饭、片鱼、干菜，为了优待，冷饭里还拌以牛油。我从小不吃鱼腥及牛羊肉，对此，只能勉强吞下半碗冷饭。”还有危险，“在慰问中，曾牺牲了几位代表及文工团员，天津闻名的相声演员常宝霆（艺名‘小蘑菇’）即其中之一。至于在慰问中爬山涉水而受伤流血者更难以数计”。
浦熙修这慰问团团员，同时还是个记者。她写了不少朝鲜通讯，当时登在报纸上，后来和徐铸成等人写的合编为《访朝归来》一书出版。五十年过去之后，这一场战争的起因和经过已经为国人所知晓，再来看当年发表的这些报道，不难发现失实之处。这里只举一个最无关紧要的例子。浦熙修在《英勇可爱的朝鲜人民》一文中，说了人民军近卫师团的战绩：他们“曾打到洛东江，后来美军在仁川登陆，他们继续在敌后展开游击战。他们在敌后也曾俘虏了五千美军。去年十二月间，他们终于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涟川会师”。这个数字就大有问题。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所著的《在志愿军总部》一书中说，朝鲜停战谈判中，朝中方面向美方提交的战俘数字，美军三千一百九十三人，其他国家军队一千二百一十六人。两项合计才四千四百零九人。这是整个战争期间中朝两军俘虏美军和其他国家军队的全部数目。人民军近卫师团一支部队在敌后打几个月游击俘虏美军的数目怎么会比这总数还多呢。这种文章，不能看作是对事实的准确报道，只不过是为了鼓舞人心士气的宣传材料罢了。
一九五一年七月十六日，浦熙修随着赴朝慰问团的一部分人员飞往迪化（今名乌鲁木齐）进行传达。这期间她也写了一些新疆通讯。在《迪化印象》一文中，写了“中苏合办的乌苏油矿及有色金属矿也都已开工了”，是把这当作一项成就、一件值得宣传的喜事来写的。这里说的，是执行中苏两国政府一九五○年三月二十七日在莫斯科签订的《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协定》和《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协定》的情形。这可并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喜事。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里是这样说这件事的：“斯大林曾同中国签定了一个在新疆联合开矿的决定。斯大林这样做是错误的。我甚至可以说这对中国人来说则是个耻辱。好多世纪以来，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都剥削过中国，现在苏联人也步其后尘了。斯大林的这个做法是不好的，但也不是没有先例：他在波兰、德国、保加利亚、捷克和罗马尼亚就建立过类似的‘联合’公司，后来，我们把这些公司全都取消了。”他说的“把这些公司全都取消了”，是说他一九五四年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身份来参加中国国庆活动时候的事。他同周恩来会谈，签署了一些文件，其中就有一个《关于现有的中苏合办股份公司问题的联合公报》，决定自一九五五年一月一日起将上述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全部移交中国。移交后，将上述公司分别改为新疆石油公司和新疆有色金属公司。
回想一九四八年浦熙修为香港《文汇报》写的那些“南京通讯”，真可说是目光如炬，观察分析真可说是入木三分，多年之后读来都可以感到它的生气和史料价值，充分显出了一个政治记者的才能。现在遇到了朝鲜战争、中苏关系这些题目，却只能写出这种人云亦云的经不起时间考验的文章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些文章虽说不能表现出她过人的观察力和笔力，却充分表现出了她一心向党的忠爱之心，每篇文章，每句话，都完全符合中央宣传部当时的宣传报道要求，她自觉自愿地把写这种鼓舞人心士气的宣传品当作自己的职责。
浦熙修没有想到的是，尽管她这样努力按照领导的意图从事写作，从事报道，可是领导方面对这张《文汇报》却并不满意。当年国民党不满意这张报纸，办法是查封。可是现在，对于这张过去帮过忙，而且在读者中很有声望很有影响的报纸，却不宜用查封这种激烈的手段，而打算用一种比较温和的办法将它消灭。想出的第一个方案是将文汇报改为青年团的机关报。新闻总署胡乔木署长还介绍徐铸成到团中央同廖承志、荣高棠商谈过，在报名上徐铸成舍不得放弃“文汇”这两个字，没有谈出结果来。《文汇报》还是继续出下去。
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办事处的日子也就很不好过。谢蔚明回忆说：”一九五三年公私合营之前，文汇报是私营性质的报纸，发行和广告费左支右绌，善于理财和经营的总经理严宝礼也陷入困境。这给主持‘北办’的浦熙修带来了困难。她曾经给严宝礼写过这样一封信告急：“九月份共收到汇款百万元，而支出为一百七十万元，我除了把薪水全部垫出外，还拉了不少债。”
消灭文汇报的第一个方案没有被徐铸成接受，于是又设计好了第二个方案。一九五三年，报纸奉命转向以中小学教师及高中学生为主要对象。上海市教育局长以及团市委的领导都参加编委会，外勤科调整为教育（高等学校）、中小教育、一般新闻等几个小组。从一张对开报纸改为四开两张，大部分篇幅刊登中小学教师业务指导材料，只留一个版登载时事综合介绍。报名不改，性质可是改了。这是向后来改名为《教师报》、迁往北京出版跨出的第一步。
一九五四年九月，徐铸成作为广东省选出的代表到北京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这期间，他和教育部的负责人多次商谈改为教师报迁京出版的具体步骤，大致作出了决定。有关领导还考虑到文汇报的一些人的去向问题，党员副总编辑钦本立，徐铸成的得力帮手，被调到了人民日报。并想把浦熙修调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去编《旅行家》杂志。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社长李庚还到办事处当面敦请。为了这事，黎澍还给徐铸成写信，请他促成这一调动。这一方面自然是看重了浦熙修的才能，一方面也是觉得改为教师报以后缩小了规模，摆不下这样一员大将了吧。
一九五六年四月，文汇报停刊，五月一日，《教师报》在北京创刊。一张日报变成了一张每周出版二次的专业报纸了。徐铸成变成了教师报的总编辑。他在回忆录中说：“我每周只须到报馆看稿、审稿四天，其余时间，尽可在家自学，并抽空游览京郊风景。此为我毕生最悠闲自得的时期。”文字怨而不怒，颇为含蓄，却也流露了髀肉复生的感慨。有人是看出了他的这种情绪的。他的回忆录中记下了这样一件事：“大约在（1956年）六月初，当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姚溱兄曾来《教师报》访问。他对我说：‘你对目前的工作，情绪怎么样？’我说：‘情绪很好，我已安心把办好《教师报》作为我下半辈子的工作。’他笑着说：‘这话，我不完全相信。一向搞惯日报的人，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