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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封建社会的交通也相当发达。秦以前就沟通了黄河、长江、淮河三大水系，并有了邮传系统。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又修筑了东起山东半岛、西至甘肃临说、北抵辽东、南达湖北的宽五十步的驰道，并完善了驿站和邮传制度。据云梦竹简出土的《秦律》，公文传递的准确性和及时性都受到法律的保护，发伪书和耽搁命书急件，都要以律论处。准确和迅速正是信息传递过程中最重要的两条。秦始皇实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这对于建立统一政府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隋代又疏通了南北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达涿郡，南至杭州，运河全长二千五百公里。统一的文字、统一的度量衡、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网、驿站邮传制度，这是组建统一大国必不可少的交通通讯工具和制度，为统一国家内部跨地域的经济政治、文化联系，提供了畅达的通道。而执行这种联系功能，组成国家官僚机器的主要成分，则是儒生阶层。
2。4 郡县制、儒家国家学说及一体化结构
为了描述中国封建社会利用儒生阶层来组织官僚机构、实现统一的独特历史现象，我们在本节中引入一个重要概念，这就是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的一体化，简称“一体化。”一体化概念是从社会组织方式角度提出的。一体化意味着把意识形态结构的组织能力和政治结构中的组织力量耦合起来，互相沟通，从而形成～种超级组织力量。我们知道，统一的信仰和穷家学说是意识形态结构中的组织力量，而官僚机构是政治结构中的组织力量。由于中国封建社会主要是通过儒生来组成官僚机构的，这便使政治和文化两种组织能力结合起来，实现了一体化结构。
为什么一体化结构具有把小农经济的封建社会组成稳定大国的组织能力呢？
首先，国家可以利用具有统一信仰的知识分子建立官僚机构，来执行管理国家的功能。并且。它源源不断地把经过一定方式批选的儒生输送到官僚机器中，使国家官员无论是在职位上还是在地区上都处于流动之中。其目的是防止官僚演化为贵族，保持国家机器的运转和国家的统一，使国家掌握着和分裂割据倾向作斗争的强大武器。
第二，一体化组织方式很符合特大系统的分层次调节的组织原则，即一方面大系统内的各部分一定要有独立的调节能力，另方面这些具有独立调节能力的各部分能够相互协调。在一个复杂的巨大的官僚机构中，有两种使整个机构瘫痪的可能。一是各级官员只对顶头上司负责，只服从顶头上司的指挥。这就会使机构失却效率，还会出现类似欧洲那种“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情况。另一种情况是，各级官员没有统一的指导思想，我行我素。这也会使国家陷于混乱。而一体化正好是保持特大系统协调，克服上述弊病的有效组织手段。
在儒家国家学说的指导下，各级官员都要受到“忠君保民”信条的约束。他们分处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机构上，执行统一的中央政府的号令，但在贯彻过程中又不需要事事请示，而往往是按统一的儒家国家学说处类大量的日常事务，从而自动地对各地区实行控制调节。统一的国家学说起到保证各地区的协调的作用。
实际上，历代中国政治家对这种特大系统组织方式亦有较为明确的意识。儒家国家学说的“强干弱枝，大本小末”的原则，很符合控制论关于分层控制和组织的原理。而所谓“明主治吏不治民”的策略，则符合控制的放大原理。韩非子曾形象地说过，如果一个吏提着壶去救火，不过是发挥了一个人的作用，如果他持鞭指挥，则能驱使万人去救火。
显然，实现了一体化结构是中国封建大国和其他封建国家在结构上的重大差别。我们前面提到，一体化意味着把意识形态结构中和政治结构中的两种组织力量仍合起来，形成一种超级的组织力量。那么，一个社会要利用一体化来组织一个稳定的封建大国，在其意识形态结构和政治结构中就必需具备如下一些条件：
①社会上存在着一个强大的可以执行联系功能的阶层；
②这一阶层必须具有统一信仰，并具有积极的统一的国家学说；
⑤必须在全国范围实行官僚管理的郡县制。
④利用具有统一信仰的阶层组织官僚机构，对全国实现统一的行政管理。
众所周知，士阶层、儒家学说、郡县制这几点在春秋战国时代就逐步形成了。但是，儒家的国家学说那时还没有最后成熟，郡县制也没有普遍实行。后两条是在秦汉间才被确立起来的。
秦汉两代建国时曾先后举行过两次特别重要的最高级会议。
一次是公元前221年（始皇帝26年），秦灭六国一统天下后召开的一次朝廷会议。会议由丞相王绾主持，廷尉李斯、御史大夫冯劫参加。会议确定了郡县制为秦王朝的基本政治制度，并议定了王为泰皇（秦始皇改为“皇帝”），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的制度。自秦开始，中国封建社会确立了以郡县为全国行政区划、地方直接受控于中央政府的官僚政治体制，并且实行君权至上的中央集权。我国西汉时有一千五百七十七个县，清代有一千三百o五个县，县的数量变化不大。这反映了郡县制行政区划的稳定性。
另一次是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召集贤良方正和直言极谏之士，亲自策问古今治道。董仲舒就是通过这次贤良对策列于上第当了江都相的。据史书记载：“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董仲舒强调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而要实现大一统，就必须弃绝“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的“邪辟之说”，“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几年后，儒家借助封建国家的政治权力获取了“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显赫地位，成为正统思想。自汉代起，从中央到地方直至基层的官僚机构，主要由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组成（个别历史时期除外）。两汉名儒，如叔孙通、贾谊、董仲舒、张衡、鲍宣、朱邑、任光、郑弘、郑玄、爰迫等都在中央或地方当过官。封建大国依靠儒家国家学说，制定一整套政策法令，用儒生官僚实现对国家的管理，以维持统一的局面。到这时为止，中国封建大国真正比较稳定地建立起来了。
利用一体化的巨大组织能力来建立统一的政府机构，在世界史上大多是近现代才出现的。例如日本明治维新时建立了中央集权政府，就是依靠了从原有武士、贵族、商人中分化出来的知识分子。这一知识分子阶层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渴望改造日本社会，由他们参政才推行了维新政策。古希腊哲人柏拉图曾幻想过由哲学家、学者来管理国家。中国在两千年前就实现了这类组织原则。唐代，就有历史学家出席丞相会议的制度。这确实是令人惊叹的。
2。5封建大国的自发分裂倾向
我们提出一体化结构具有保持中国封建国家的大一统局面的作用，这种看法有没有根据呢？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先来看一下那些世界文中曾经不可一世的封建大国是怎样瓦解的。 历史学家早就认识到，那些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封建国家，由于各地区之间缺乏密切的经济、政治联系，所以不能长久维持统一的局面。即使凭借军事力量一时建立了统一的大国，这种统一也是不稳定的。小农经济的分散性始终是一种对统一的瓦解力量。
如果我们分析一下世界史中那些封建大国分裂的过程，就可以看到它们大致都经历了三个阶段：（1）从军事占领到分封管理领土；（2）人身依附关系日益加强；（3）军事割据的出现。 查理曼进行了长达三十年之久的征战，建立了查理曼大帝国后，他即把战争中兼并的大部分土地分封给亲兵臣属，实行来邑分片制，规定以服骑兵军役为条件。受封者死后由国家收回封地，不得世袭。亚洲也是这样。十三世纪印度建立了统一的德里苏丹的封建国家。它同样也是在武力征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