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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也是由于无组织力量增长的结果呢？
研究灭绝型文明的难度相当大，有着语言、心理以及各方面的障碍。但有一些文明遗址，由于它们和延续不断的古老文明曾有着血肉联系，有大量史料可供查阅。这样，研究它们就容易得多了。汉代朔方垦区古代城市的衰落就是最好的例子。1963年，我国一支历史地理考察队来到荒无人烟的乌兰布和沙漠。他们发现了三座被流沙掩埋的古城。经考证，这就是西汉初年建立的临戎、三封、窳浑。汉代后，这三座城市消失了，一直是个谜团。在两千年后的今天，人们难以想象在如此恶劣的自然条件下可以建立城市。历史地理研究者们还发现，两千年前这里是一片沃野，属于著名的朔方垦区。据记载，公元前52年，汉宣帝派人送呼韩邪单于回国，仅从这里运走赠送单于的边谷米粣就达二百多万斤。汉武帝时有数十万中原居民移居到这里。汉帝国为了在这里兴修水利灌溉农田，在朔方以西的垦区设置的官吏就达五、六万人。历史地理学家们还找到了通天山南北的著名要塞——鸡鹿塞，这是当年王昭君出塞的地方、可是到了今天，那巨大的水利网以及农田和湖泊都消失了，到处是滚滚的黄沙。难道能把这巨大的历史变迁仅仅归结为气候原因吗？实际上，沙漠化是人类活动退却的结果。西汉末，匈奴南下，朔方郡开始衰落，大批百姓纷纷逃离。到了东汉，这个原有十多万居民的垦区骤减到一万人了。这里的水利灌溉系统无人维持，农田荒芜，人工垦植的植被萎缩，干旱的气候使得粘土层很快风化，粘土层下面的大片流沙翻了上来，渐渐淹没了大地。
表面上看去，农田荒芜是沙漠化的原因，匈奴南下又是农田荒芜的原因，那么我们是否能把汉代古城的衰亡归结为匈奴南下呢？我们在第七章中已分析过，少数民族的南下是由于汉帝国的自身衰落，汉帝国的衰落又是其内部无组织力量恶性增长的结果。表面上看去，沙漠狂风、干旱是人类不能在这里建立文明的原因，但实际上这一切倒是文明衰落的结果。
如果我们把汉代古城衰落的过程综合起来看，就可以发现文明之所以在这里灭绝有两个原因：第一，社会结构内部无组织力量增长，使得旧社会结构瓦解。第二，旧结构瓦解后，由于无组织力量不能被消灭，就导致某种不可逆的结果。例如，长期农田荒芜导致沙漠化，而沙漠化可以被看作环境中的无组织力量，它在这种条件下是不能被消除的。这又使得这一地区恢复旧结构几乎是不可能的。虽然中国封建王朝可以“死则又育”，但在某种地区不具备文明修复机制，就造成了这地区文明灭绝。汉代古城衰落对其他灭绝型文明的研究、会不会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呢？
固然，上例中无组织力量的不可逆增长表现为沙漠化，但并不是所有的灭绝型文明中环境因素都这样明显。有的社会结构因为它极其脆弱，虽创造出辉煌的成果，但新结构成长不易。当在无组织力量增长的条件下它这脆性结构解体，而又没有修复机制时，它的文明就不得不灭绝了。但这里的环境并非不利于人类的生存，于是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在古老的文明遗址上，生活着一些极其原始的氏族部落，他们对那些灭绝的文明一无所知，与旧结构没有任何继承关系。他们又回到大自然中去，开始走那漫长的文明发展之路。
是的，在灭绝型文明中，在这文明尚未灭绝之时，人们对自己的繁荣和成功十分迷信，不能容忍在自己的结构中有不同的潜结构存在。它们过于单纯而僵化，以至在必然的衰落来临时没有可以取代它的结构，从而造成了灭绝。
历史通过文明灭绝告诫我们，对已经取得的成功必须充分肯定，但又不能迷信。重要的是要善于保护那些代表前进方向的潜结构的成长。对只要是合乎规律的新生事物都要具有宽容和扶持精神，把它作为改善自己的结构，适应历史发展的一种力量，而不能不加分析地笼统地肯定或否定一切潜结构，也不能不加分析地把自己的一切都视为神圣的不可怀疑的与永远不可改变的东西。在新的成功面前，我们永远不要忘记那句古老的格言：“人们啊，你们要警惕！”
9。10崩溃—一修复型：超稳定系统
我们已经分析过中国封建社会演化的特点，它是动态停滞型的。这种超稳定系统结构，是不是六千年人类文明史中一个绝无仅有的特例呢？不。至少可以说埃及古代奴隶制王朝也是一个超稳定系统。
尽管中国封建大国和古埃及法老统治的奴隶制国家结构是完全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也不一样，但是它们的社会的强控制和脆性、用周期性动乱消灭无组织力量、旧结构复苏这些起稳定系统的特征是类似的。
大约在公元前二十七世纪，古埃及出现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奴隶制大国。仅从古埃及法老们的陵墓——金字塔来看，那时社会组织程度是令人惊叹的。第四期王朝第二代法老胡孚修建的著名的大金字塔，共用巨石二百三十万块，每块重约二点五啦，塔底占地52900m2 。金字塔设计所用的教学和夭文知识也令人惊奇不已。在哈佛拾金字塔旁，有一座巨大的狮身人面石像，高二十二米，长五十七米，由一块夭城巨石雕成，一只耳朵就有两米长。以今天的技术去雕刻这样的庞然大物也不是轻而易举的。至今为止，研究者们仍在争论着古埃及人怎样创造这些奇迹的问题。人们可以肯定，那时的经济一定相当繁荣，国家有极强的控制能力。
但这一繁荣并不持久，社会内部的无组织力量在增加，到公元前二十三世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大国崩溃了，到处爆发了奴隶和贫民的大起义。从“伊浦味箴言”和“聂非尔列胡箴言”中，我们可以零星地知道古埃及的大动乱持续了几十年。阿明尼赫特一世镇压了叛乱，建立了统一的第十一王朝，这就是埃及中王国。中王国和古王国的结构很类似。动乱消灭了无组织力量，中王国又走向繁荣。
历史记载表明，在中王国时期，虽然王室、农庄和神庙依然存在，但是前古王国时期显贵们散布在各地的农庄都随着古王朝的灭亡而消失了。中王国的法老们依然建立金字塔。又经过了几个世纪，由于无组织力量的增长，中王国崩溃了，埃及处于分裂之中。这时，来自亚洲的希克索斯人占领埃及达一百年之久。公元前十六世纪，底比斯的统治者雅赫摩斯一世成功地驱逐了希克索斯人，建立了十八王朝。十八王朝又是中王国社会结构的一次复苏。新王国仍然面临着几乎和历史上一样的无组织力量的威胁。新王国后期，帝国官吏营私舞弊、贪污横行，农村公社的农民不断破产，国家赋税和劳役越来越重。终于在公元前一千二百年前后，爆发了著名的伊苏奴隶大起义。奴隶们没收祭司和奴隶主的财产，横扫无组织力量，对待神“象对待人一样”。大动乱持续数年之后，谢特涅赫特镇压了起义，在一片废墟上建立了第二十王朝。它仍然是旧结构的重复。
我们无须细述从古王国在“白城”建都到埃及被波斯人和罗马帝国征服的三千年的历史。尽管其史料远不如中国封建社会的那么详备，但我们可以看到古埃及社会结构不是象木乃伊那样静态地保持三千年不变。周期性动乱和社会结构的停滞性，无疑是古埃及社会的两个不容置疑的特征。我们有理由相信，超稳定结构的分析可以运用到古埃及社会演化中去。
超稳定系统另一个特征是强控制和脆性。我们还没有充分的材料来全面分析古埃及社会结构，但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它显然是一个高度一体化的社会。法老和神是合一的，官僚机构由具有统一信仰的贵族和祭师组成，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网是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以至于任何一张网的破裂都会引起另一张网的破裂。最明显的例子是新王国十八王朝阿蒙霍捷普四世的宗教改革。
阿蒙霍捷普四世为了打击无组织力量，主要是打击以底比斯阿蒙神庙祭司为代表的奴隶主贵族集团，他实行宗教改革，宣布太阳神“阿吞”为宇宙间唯一的神，禁止对阿蒙以及其他地方神的崇拜，没收阿蒙神庙的土地。同时，他把世代相传的法老名号“阿蒙”更改为“阿吞”。由于社会结构是脆性的，意识形态的变化必然导致社会政治的动荡。确实，它引起了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