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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问题，人与人所创造出来的某种内环境又怎样表示呢？我们知道，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一层物质文明外壳，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这层物质文明外壳也在加厚，它们是工厂建筑、耕地、工具、机械仪器、书刊报纸等等区别于自然物的文明创造物，反映着人类认识、改造和控制自然的能力以及社会生活发展水平。这个文明外壳又可以叫作人类生活的内环境，具有历史继承性。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那样：“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因此，我们可以把物质文明外壳也看作一个子系统，人类通过这一子系统和自然界发生关系。
这样，我们分析社会结构时，在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结构外面还有一层文明外壳（内环境），如图29所示。这个模型框图，是根据我们对马克思的一个基本观点——“从物质生产的一定形式产生：第一，一定的社会结构；第二，人对自然的一定关系”的理解，用宏观分析方法画出来的。
人类历史发展过程表明，物质文明外壳在一天一天地增厚的。它标志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加。它促使社会结构的三个子系统改变自己的存在方式，以适应它的发展。在古代，人类社会的某些阶段（如封建社会），生产力进步相对缓慢，物质文明结构变化并不十分显著。这样，我们往往可以把物质文明要素分类归入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结构，使分析得以简化。我们对中国封建社会结构的研究，正是采用简化了的方法，并把重点放到社会结构内部的三个子系统中。但最，在近代社会生活中，或者研究人类文明大尺度转化，就不能不特别考虑物质文明结构的巨大影响。
如何在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指导下应用控制论方法研究物质文明外壳与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结构的关系以及它们演变的历史，是一个重要的、有待于进一步探索的问题。但由于本书论题的范围所限，不能进一步展开讨论。
9。3稳态结构及其适应性
我们把社会结构分为几个相互作用的子系统以后，怎样进 一步分析它呢？一种情形是力图用单向因果的方法来研究它，如认为其他子系统完全是由经济结构决定的。这虽然也承认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但是由于缺乏精确的方法；所以在强调反作用时又常常引起混乱。控制论认为，对于一个互为因果的系统是不能用这种方法来研究的。这一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十分明显。恩格斯明确提出过系统问题。他说：“我们所了解的整个自然界构成一个系统，物体的一种总的联系”。
为了说明控制论方法的这个重要特点，我们分析由森林鹿和少见的鹿的捕食兽共存的生态系统作为例子（图30）。显然，这三个子系统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对于这种互为因果的系统，可不可以用单向的寻找终极原因的方法来研究呢？我们认为是不能的。1907年，美国开巴高原大约七十万亩的森林中，有大约四千只鹿和一定数量的狼、山狮等捕食兽。如果用单向因果关系来分析，那么显然，捕禽兽的存在是鹿的数量不能增加的原因。人们为了增加鹿的数量，以为只要消灭了捕食兽就行了。1924年，捕食兽几乎被杀绝。果然，在很短的时期 内鹿的数量猛增到十万只。然而，结果是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十万只鹿几乎把森林吃光，大批鹿饿死了。整个系统迅速趋于另一种结构；森林毁灭，鹿和捕食兽都近于灭绝。
可见，对于一个互为因果的系统，是不能将它们割裂开来寻找单向终极原因的。事实上，鹿、捕食兽、森林三者是互相依存的。它们各自的数量（或面积）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相互适应才能共存。在整体上说，不存在一个子系统的数量最终决定另一个子系统的数量的情形。相对稳定的适应态可以简单地描述如下：森林的生长速度要跟得上鹿群等消耗植物的速度；鹿被吃掉的数量和鹿的繁殖速度大致相同；捕食兽维持在鹿群刚好养活它们的水平上。这种相对平衡的状态，称为系统的稳态结构。离开这种稳态，整个系统就解体了。
当外来干扰不大时，系统内部存在的调节作用会自动趋向适应态。如鹿的数量超过了适应态所允许的范围，就会使得捕食兽因食物丰富而相应增殖。但捕食兽增多又反过来使鹿的数量减少。鹿的数量减少又使捕食兽自动减少。这样，通过复杂的互为因果关系，鹿和捕食兽的数量又都拉回到适应态。三者是通过相互制约保持各自稳定的。只要外来干扰没有大到这个系统内在的调节机制不可克服的程度，系统的稳态结构就不会打破。但是，如果人们大量枪杀捕食兽，就会造成原来稳态结构的破坏。但这一系统仍要趋向一个新的适应态，即森林面积很小，鹿很少，捕食兽很少的状态。这一状态三者的关系也是相互适应的。自然界大量存在的生态系统一般都有自己的稳态结构。
关于社会结构。情况要复杂得多。但在研究方法上却有共同之点。我们知道，社会结构的三个子系统之间也存在着相互制约、互为因果、互相适应的关系。控制论指出，不管这些系统的内容怎样千差万别，但它们都有如下四个特点：
（1）各子系统相互适应时，整个系统达到某种稳态，各子系统以通过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各自保持自身的稳定。我们不能把系统的稳态结构归结为某一子系统的稳定不变。
（2）稳态结构是一种动态模型。各个子系统完全适应只是理想状态。实际上子系统常常因内部变化、外部干扰等原因偏离适应态。但是，因为系统具有调节功能，一旦偏离发生，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调节的关系就会使它们重新趋向适应态。因此，系统的动态模型一方面包含丰富和多变的内容，但同时又承认某种稳态结构是一定时间内系统存在的主要状态，不稳定只是暂态。对于社会结构来说，这就意味着在一定历史时期、一定生产水平下，社会都必须有某种稳态结构存在。社会长期处于不稳态就意味着瓦解。
（3）系统稳态结构的多样性。在上面举的那个生态系统的例子中，至少有两种适应态：一种是森林面积大、鹿多并有相当的捕食兽共存；另一种是森林大量破坏，鹿很少，捕食兽更少。控制论、系统论指出，对于复杂系统（一般称为非线性系统），适应态是多于一个的。在不同的适应态中各子系统相互作用方式不同，子系统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4） 系统由一种稳态结构向另一种稳态结构演化的条件是：旧稳态结构瓦解，新稳态结构在旧稳态结构内已形成，并有力量取而代之。
读者如果回顾一下我们前八章的内容，就会发现我们的探讨中贯穿着这些原则。下面，我们就利用这些原则来分析社会结构及其演化的一般模式。
9。4 社会结构的调节原理
把本书9。3部分（1）、（2）两条运用到对社会结构的分析中，就会得到一个重要结论：一个社会能否以某种稳态结构存在，取决于它内部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结构之间的相互调节功能，即：任何一种经济结构，只有形成与它相适应的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结构时，它才可能是稳定的。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结构也如此。如果这种调节能力丧失，那么社会的稳态结构就会瓦解，三个子系统都将不稳定。我们称此为社会结构的调节原理。
据我们理解，很明显，上述原理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上层建筑必须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原理。但是，有不少人片面理解这一基本原理，导致了经济决定论。恩格斯曾批评说：“青年们有时过份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预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在这方面，我是可以责备许多最新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的确也引起过惊人的混乱……”。就拿中国封建社会来说，经济决定论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形态归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