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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匈奴附汉之后大量内迁，史载“匈奴五千余落入居朔方诸郡，与汉人杂处。”“落”的意思是户，每户以五口计，五千余落就有二、三万人之多。从此不断有少数民族被安置在甘、陕、山西一带。随着时间的推移，匈奴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也越来越深入内地，集中到并州中部汾河流域一带了。
在东汉尚未崩溃以前，尽管少数民族纷纷内迁，但由于中央集权力量相当强大，所以这种胡汉杂处的格局并没有引起混乱。当东汉灭亡、大动乱发生时，南迁的少数民族便参加军阀混战了。例如呼厨单于就在公元202年归附了曹操。
大动乱造成中原地区的极度衰弱空虚，为少数民族干扰和无组织力量结合提供了有利条件。第六章已谈过东汉末年的大动乱是历代大动乱中最残酷的一次，人口杀伤最厉害。公元156年，人口尚有五千零六万余人，到公元2明年（景元四年）时就仅余五百三十七万人了。西晋初年傅咸上书中也说：“户口比汉十分之一”。这种大破坏，可以说是毁灭性的。它象巨雷一样，不仅击垮了腐朽的旧王朝，而且几乎使整个社会毁灭。被破坏的大多是中原富庶地区；而偏远的少数民族居住地区，人口杀伤并没有这么厉害。这样，少数民族干扰源在整个系统中越来越重要了。
据历史文献记载，当时入居内地的少数民族共达八百七十万人。我们就拿这个数字来做一简单推算。东汉后期为五千零六万人，那少数民族就占百分之十七左右（实际上应低于这个比例）。而西晋人口最多时为一千六百万，那么少数民族比例则高达百分之五十四以上了。
不仅是北方少数民族占了总人口的很大比率，就连南朝汉人政权统治下的地区也是如此。最近有人研究了南朝当时的民族结构，指出：蛮、僚、俚三族人口的一部分（远非全部），共计三百万人左右。据《宋书。州郡志》，刘宋大明几年（公元464年）人口数为五百四十六万余，那么这三支少数民族的部分人口数，就占了南朝国家掌握的总人口的一半以上。
由此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内迁使得汉族在人口比例上失去优势。宗法一体化结构是以汉族为主体形成的。在汉民族人口比例急剧减少的情况下，宗法一体化结构也必将受到严重干扰。民族构成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要完成民族融合，克服干扰，不经过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几乎是不可能的。
民族结构的变化导致阶级关系更为复杂。中原的凋敝使封建统治者有必要招引边境少数民族入塞充当劳动力。西晋初年（公元265年——287年），就先后有几十万少数民族入塞。他们大量沦为世家豪门的佃客。晋初江统在《徙戎论》中说：“关中之八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这些少数民族中的劳动人民和汉族劳动人民一样，要“家使出谷，平其输调”成为封建国家剥削和压迫的对象。晋武帝甚至迫使羌族首领姚馥为其养马。魏晋末年太原诸郡“亦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羯族首领石勒曾被贩卖为奴，他在上党时当过佃客。民族问题和阶级斗争纠合在一起时，农民起义的重要调节作用就要失灵。
这一历史时期，农民起义大多具有民族混杂的色彩。公元301年李特起义，参加的有汉、氐、賨各族；公元3O7年汲桑起义有羯、胡、汉各族参加。少数民族的贵族首领，往往利用这一形势采取军事行动，如羯胡首领石勒就参加了汲桑领导的牧奴和农民起义。少数民族的军事行动与农民起义相结合，造成了对王朝修复机制的巨大破坏。农民起义在扫荡无组织力量之时，也为少数民族建立贵族政权铺平了道路。
刘渊刘聪父子灭西晋的过程，很能说明少数民族干扰是怎样与无组织力量相结合，并利用农民起义的形势的。当时西晋内部无组织力量非常强大，爆发了八王之乱。争夺权力的八王，各自援引各少数民族上层贵族参加内战。成都王司马颖招引匈奴屠各部贵族刘渊为外援。东瀛公司马腾招引乌桓和羯族兵袭击司马颖。东海正司马越拥有鲜卑兵三万。刘渊乘晋堂内乱之机，打出“兴我邦族”的旗号起兵。当时王弥在徐、青一带起义，汲桑在赵、魏一带起义，造就了很有利的形势。从公元304年刘渊被成都王司马颖招为外援，同年冬举起反晋旗号建立“汉”政权，到灭西晋也不过只用了短短的八年时间。可见，中央政权的衰弱，贵族门阀的强大并与少数民族首领联合起来争夺权力，是使少数民族打入中原的契机。
匈奴贵族建立的政权，采用“汉胡分治”的政策，建立了两套行政管理系统，按“户”统治汉人，按“落”统治胡人。民族界线明显。五胡十六国时期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五花八门。当时大多数少数民族原来是落后的氏族部落制或奴隶制，由他们建立某种政权之后，就构成了对宗法一体化结构的巨大干扰。
7。3玄学、佛教的兴起
导致一体化长期失灵的另一个原因是，封建知识分子的普遍消极和汉代佛教的传播。
到东汉中后期，儒学成为知识分子沽名钓誉的手段，他们弄虚作假，两面派作风盛行。宋人司马光曾以“饰伪以邀誉，钓奇以惊俗”来形容那时知识分子的作风。东汉有一个叫许武的人被举孝廉后，为了让两个弟弟成名，就故意导演了一次分家丑剧，家产分三，自己取肥田广宅和强壮的奴婢，使两弟以“克让”之名被举孝廉。然后又“会宗亲”说明自己当初之举不过是为了使两弟成名，现在可以把自己当初分得和以后经营发展起来的产业分给两弟了。这样，讲武就进一步猎取了更大的名声。还有一个叫赵宣的儒生，葬亲后在墓道中“行服二十余年”，“乡邑称孝”，州郡官“数礼请之”，这个“大孝子”硬是不肯出来，直到郡太守陈善查出他在墓道中先后养了五个儿子，才戳穿骗局。“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正是当时极为败坏的推举制度的写照。
伦理道德是儒学的一个核心，儒家名教与儒生行为日益脱离，暴露了儒学的虚伪性。另一方面，东汉中后期政治生活漆黑一团，知识分子入仕无门。有的人六十多岁了还在当太学生，等不到一个官做。学术界以沉闷繁琐的经学考证为主导。那种“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的文风，实在使有健全头脑的人无法忍受。凡此种种，必然造成儒学信仰危机。于是，有不少封建知识分子企图摆脱困境，开始批判儒学，另找出路。如魏晋年轻的玄学家王弼一针见血地指出名教的虚伪，他说其“崇仁义，愈致斯伪”，“巧愈精思，伪愈多变，攻之弥甚，避之弥勤”。
在这种情况下，“当时不少知识分子从事先秦诸子的研究。也有人企图推翻汉代经学，重新在原始的儒家经典中作新的发掘，也有人想综合各家，别创新说”。这种以复古为手段试图摆脱僵局的努力，使得许多消沉泯灭的学派开始活跃起来。如曹操，诸葛亮等大政治家就崇尚法术。后人称之为“魏之初霸，术兼名法”。刘陶喜论纵横，王衍也好论纵横之术。甚至墨家也受到一些知识分子的喜爱，管宁就“韬韫儒墨”。学术思想开始摆脱独尊儒术以来的僵化局面。经学迅速衰落了。任继愈指出：“汉代是以经学的记诵来吸引读书人作官的。所以汉代的经师特别多。可是后来在军阀混战中全国的图书文物遭到惨重的破坏，通经的儒生也变得极少了。曹魏时，朝廷大小官吏和太学生在京师的有万余人，能通古礼的却找不出几个；中央官吏有四百余人，能提笔撰写文告的还不到十人。”
西晋以前，玄学清谈已占上风，充斥官场的也不再只是老成持重的儒者了。当时的才子神童，如马融、孔融、祢衡、何晏、阮籍、王弼、钟会等一代风流，都是少年成名的。这反映了社会风气的转变。后来，尽管也有傅玄、刘寔致力于儒学的中兴，而东晋以后儒学越发式微了。
经学的衰落、各派学说的活跃、知识分子思想的混乱，表明来临了一个小小的百家争鸣时期。思想真空是不能长久的，玄学和道家开始兴盛起来，并逐渐成为主流。为什么在普遍的信仰危机和思想混乱中，道家会渐渐占了上风，儒家和其他学派不能复兴呢？为什么会出现“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的潮流呢？这是有深刻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