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塾诠�1675年还谕令：“闻开矿之事，甚无益于地方，嗣后有请开采者，悉不准行”。对于不能封闭的冶铁厂，则抽十分之二的重税。到乾隆时，全国合法的铁矿厂只有九十三处了。
航海业更是如此。众所周知，西方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是建立在对本国人民的残酷压榨和对东方的血腥殖民掠夺的基础上的。西方对东方的殖民又和地理大发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地理大发现则以航海业的进步为前提。西方地理大发现以前，我国的航海业一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早在唐宋，我国的远洋航海就极为发达了。明代初年郑和七下西洋，更是中古世界史上航海事业的盛举。郑和的船队出海人数多达两万七千余人，组织严密，分工细致。宝船长四十四丈，阔十八丈，一次就有六十二艘船的大型船队远航。宝船曾达红海海口和东非海岸。当时无论造船还是航海技术，我国都是遥遥领先的。造船的吨位数，我国是七百吨位，印度才有三百吨，而半个多世纪者著名的哥伦布才不过几十人驾着一百吨位左右的海船开始了冒险事业。按说凭郑和的船队及航海技术，是有可能绕过好望角，进入大西洋的。但是，郑和七下西洋之后不久，航海业就因禁海运而衰落了。清代限定沿海渔船只许用单桅，梁头不得超过一丈，出洋贸易的海船仅许用双桅，梁头不得过一丈八尺，载重不得超过五百石。时间一晃，又是三百年过去了。在这三百年里，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从繁荣到崩溃，又到复苏繁荣的王朝大轮回。而西方却在这三百年间迅速发展起来，开始了对东方的殖民。不进步就要挨打，失去了时间就可能被列强侵略，历史就是这样无情。
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喻为近代文明发展前提的火药、印刷术、指南针这三项伟大的技术发源于我国。特别是火药传到西方后，对摧毁封建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些伟大发明在自己故乡的命运又如何呢？鲁迅先生曾辛辣地说过：西洋人用火药做武器，而我们却用来做鞭炮；西洋人用罗盘来航海，而我们则用它来看风水。
我国发明火药后，也曾用于制造武器，并不仅仅为了辟邪驱鬼和游乐。宋代开封就有兵工厂，称为“广备攻城作”。公元1040年，《武经总要》里记载了三种火药配方，为世界上最早的火药资料。火药武器用于战争最早的记载是宋太宗淳化五年（公元994年）。当时火器被用于镇压蜀民作乱。而外国用火器作战，最早为1247年的Leon之战。明代火器曾广泛用于军备。明末军营编制里，除一千人为骑射外，其余均为火器手。火器装备普及到一营兵的三分之一左右。嘉靖时，陕西总督曾铣说：“每一营（五千人大营）其用霹雳炮三千六百杆，合用药九千斤，重八钱铅于九十万个，……，大连珠炮二百杆，合用药六百七十五斤，……手把铳四百杆……盏口将军一百六十位。这是何等强的火力和先进的装备啊！当时明政府建立了规模相当大的军火工业及供给机构。宣宗时熹峰口外御清兵之战，就是用火器打胜的。史书载，清太祖被”铁铳击之，所伤甚重“，后来身亡。另一方面，明廷因为怕”外夷“掌握威力巨大的火器，往往是在士兵临上阵时才发给火器。士兵平时没有受过使用火器的训练，打仗时不会用。于谦在他的《建置五团营疏》里，曾建议平时就把”枪炮“发给士兵，使火器真正成为他们的长技。但是，后来封建政府却以此为借口杀了他的头。随着明朝灭亡，先进的火器技术也慢慢落后甚至被遗忘了。当外国的洋枪洋炮打入中国时，手持弓箭长矛的清军士兵已不识其为何物了。他们怎么能想到这些新式武器正是从我国的火器技术不断改进发展而来的呢？中国的悲剧在于：这些先进技术在生产、军事中的推广和应用，往往受到大动乱一次又一次的扫荡而中断了，但与宗法一体化结构联系在一起的那些奇特而又畸型的用途，却不会失传。于是用罗盘看风水，用鞭炮驱邪辟鬼，反倒一代又一代地继承下来。
周期性大动乱割断了生产力的积累发展，这就造成了中国古代生产技术、科学发明失传的特点。失传使得后代不得不用相当大的精力去研究前辈的发现，为发掘被湮没的科学技术文明而耗去宝贵精力。最著名的例子是指南车一次一次地发明又一再失传。有人把历代制作指南车的人列了一个表（表9）。指南车为世界上最早的自动机械。它在中国历史上吸引了如此多的科学发明家和能工巧匠，使他们在这种反反复复的再发明中耗尽了精力。
近年出土的秦青铜宝剑，历时两千余年仍熠熠闪光。经分析鉴定，其表面有一层防腐的含铬化合物的氧化层。而用铬酸盐处理金属表面的技术，德国人是1937年、美国人是1950年才做到的。这种技术随着秦王剑埋藏了两千年。另一个惊人的例子是《几何原本》的翻译。明末利玛窦曾口译《几何原本》，由著名大学士、科学家徐光启笔录。但十五卷本的《几何原本》只译了前六卷，利玛窦就不干了。利玛窦说：“请先传此。使同志者习之，果以为用也，而后徐计其余。”利玛窦似乎不相信译著会对中国封建知识分子发生什么大影响。当时有远见的徐光启急欲传播科学知识，也深知这一中断就不知会拖到何时，他感慨地说：“续成大业，未知何日，未知何人”。的确如徐光启感慨的那样，明朝一灭亡，翻译中断了整整两百年，清末数学家李善兰才译出了后九卷。但就在这两百年间、徐光启译的《几何原本》传到日本，影响甚深。而且，日本人研究《几何原本》的著作也已问世。一本西方自然科学名著传入中国，仅翻译时间就前后中断两百年，这不能不令人感慨万端。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资本主义萌芽始于何时的讨论，我们就会理解何以史学界意见分歧这么大、时间跨度这么长了。问题在于，无论是说萌芽起于宋，还是起于明清，它们都在周期性大动乱中遭受浩劫，萌芽也一次又一次顽强地萌发起来。可悲的是，它们只不过是萌芽。
中国封建社会的大动乱是没有“立”的“破”，是没有新果实的耕耘。尽管从历史发展总体过程来看，历代王朝的生产水平处于缓慢的上升发展中，即后期封建王朝的生产水平和生产关系，都比前期王朝有所发展，有所前进，但这种前进是在一次又一次毁灭后的复苏，遗忘失传后的再创造中缓慢实现的。前进的道路是如此迂回曲折，不得不由一代又一代人反反复复地去走。伟大的有创造性的中华民族，就是这样一边创造了无比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一边迈着沉重的步子行走在弯弯曲曲的道路上。以至于两千余年，一直到清代鸦片战争，中国社会仍没有摆脱封建主义的桎梏。
6。9 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性结构
现在，我们可以用超稳定系统的理论来总结一下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和长期延续的原因了。
从结构上来说，中国封建社会是宗法一体化结构，它具有发达的地主经济，大一统的官僚政治，意识形态结构是儒家正统学说。
从行为方式上来说，第一，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一体化结构及其维系的内部子系统，在两千余年中保持了巨大的稳定性；第二，这种结构的巨大稳定性直接和周期性改朝换代的振荡机制相关。
控制论、系统论中超稳定系统的行为曲线一般如图16。
其中，波峰状态为系统稳定时期，波谷为不稳定时期。超稳定系统一般都具有两重调节机制。一重调节机制在其稳定时期调节内部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另一重调节机制在第一重调节机制失灵时发挥作用，即用振荡方式消除不稳定因素，使系统回到原有状态。凡是具有这两种调节机制的，不论是生物个体、生态系统还是社会，都具有极大的稳定性。
如果我们把中国封建王朝盛衰变迁过程依照时间顺序画出来，就可以得到一条曲线（图17）。显然，它和上图所示的超稳定系统一般形式很类似。
中国封建社会第一重调节机制在王朝稳定时期起作用，它主要是宗法一体化结构运用国家机器强控制，使三个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尽可能保持适应态，同时这种强控制也抑制着可能引起结构变异的新因素萌芽的成长。当第一重调节机制被其自身异化的无组织力量腐蚀而丧失功能时，第二套调节功能就发挥作用了，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