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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地农场主和新兴市民。这一措施加强了王权与市民的联盟，促进了资本原始积累。1700—176O年间，资产阶级政府颁布了二百零八件“圈地法令”，用国家立法手段迫使小农经济解体。
中国封建王朝则是用一体化结构抑制兼并，用招抚的办法尽可能使流民重新回到土地上去。十五世纪三十年代，明英宗发布一系列安置流民法令，一方面令流民复业，一方面重申严禁隐占土地和人口。国家甚至对流民作出让步。公元1441年英宗的《大赦天下诏》中，除赦免拖欠政府的钱粮外，并允许“离乡年久，产业已成”不愿返乡的流民在所居住地区报官附籍，享受贷款并“免杂泛差役三年”。这种国家调节是颇有成效的，宪宗成化年间，聚集在荆襄地区达一百五十万之多的流民，先后被诱迫复业的达九十三万人。
对待圈地和流民的不同办法，说明了英国王权（一个资本主义因素结合了的系统）和中国封建政府（资本主义因素不能结合的系统）具有不同性质，因而结果也是不同的。
我们可以把这两种不同的过程用图表示出来（图15）。其中粗箭头表示流民、自耕农、佃农的流动情况。英国流民主要转化到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中去了，而中国流民则仍在封建地主经济结构中流动：
6。5 中国封建王朝崩溃前的“假资本主义”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里资本原始积累必然中断，但随着无组织力量的增长又不能阻止地主经济的瓦解，于是在封建社会后期王朝的末期便会出现一些很奇特的现象。大量破产自耕农流入城市，商业、服务性行业十分繁荣发达，城市畸型发展，与剥削者消费有关的奢侈品生产也高度发达。从事社会主要生产部门——农业的人数占总人。的比例相当小。这种现象很类似资本主义的表面特征。但它只是假象。它不是预示着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而是大动乱来临的前兆。崩溃一旦发生，这种浮华局面立刻象海市蜃楼一样消失了。我们称这种现象为“假资本主义”。 揭示王朝末期这种“假资本主义”现象，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封建社会是很必要的。因为“假资本主义”现象从反面表明，新因素不互相结合，会出现怎样的社会悲剧。
“假资本主义”第一个重要特点是，王朝末期商业的高度发达和非农业人口的急骤增加。但它是扎根于完全不同的社会结构中的。
众非周知，西欧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是与城市及城市人口的增长的历史密切相关的。
英国的城市在十世纪左右兴起，十一世纪时共有八十个市镇，十三世纪达一百六十个，十四世纪增至二百七十六个。到十六世纪时，已有二十六个较大的城市，一千七百个小市镇了。城市居民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由十一世纪时的百分之五，增至十三世纪的百分之十。到十七世纪九十年代，每十个人中间便有二点五个市民。公元1534年，英国首都伦敦人口为六万，一百五十年后，上升为五十三万。全国总市镇人口为八十七万。法国十八世纪时，人口约为二千六百三十万人，乡村人口达二千四百万，城市人口占十二分之一。因此，人们常把非农业人口的增长，看作资本主义发展的标志之一。
我们先以明代为例，看看城镇的发展。明宣德年间（1426－1435），全国就有三十三个大商业城市。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也有数个。如南京城、临清城，“周围逾三十里，而一城之中，无论南北财货，即绅士商民近百万口”。北京城的城市贫民“不减百万”。中小市镇，更是不计其数。瓷都景德镇到十六世纪末叶，已有十万人口。当时“镇上雇工、皆聚四方无籍游徒，每日不下数万人”。江浙一带的盛泽镇、震泽镇、黄溪市、王江镇、双林镇，都是丝织名镇。明初盛泽镇仅为一个有五、六十户人家的村庄，随着丝织业的发展，到成化年间（1465… 1487）改村为市，一百年后，成为有五万人口的市镇。十六世纪末期，江南五府中，五万人口以上的大镇有四个，三万五千人口的一个，一万至二万人口的有七个。一般说来，王朝中期，非农业人口就占百分之二十左右了。这超过英国十六世纪的水平。
非农业人口增加更是十分惊人。
在明王朝初建时，国家配给土地、推行农桑政策，务农的一人口占绝大多数。但随着时间流逝，非农业人口逐渐增加。非农业人口在王朝中期即可达百分之二十，到末期则大大超过此数。明代何良俊曾分析过这一趋势。他说，正德以前，百姓十分之九“安于农亩‘；过了四、五十年，因不堪日益繁重的田赋徭役，便纷纷弃农。他分析了弃农百姓的去向：到乡官人家作佣人的比以前增加了十倍；到官府干杂活”蚕食于官府者“增加了五倍：”改为工商者“增加了三倍；流浪汉也达”十之二三“。这样算下来，”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这是一篇很好的社会学调查报告。可见十六世纪末，明代非农人口已达百分之六十左右了。这些人口成为官宦人家仆役，或为官府当差跑腿，或弃农经商，或游手趁食。邱浚在《大学衍义补》中也说：”天下之人自力者什三四，而资余以食者什七八“。
北宋非农业人口比例也很高。毕钟游的《耀州理会赈济奏状》中说，耀州七个县，主客户共十一万三千零五十户，二十八万四千八百五十四，而非农业户口计四万六千三百三十八户，十七万九千五百三十四口，非农业人口达百分之六十左右。 一方面是城市和商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是非农业人口的急剧增加，这就造成了一个王朝末年伊然是一个商品经济畸型发展的“假资本主义”社会。
这方面，宋代很典型，北宋神宗时国内贸易总额约达三亿两千万贯，合六亿四千万石米的价值，如按当时人口平均每人每年购买商品折合米九至十一石以上，在封建社会中有这么发达的商品经济，真是十分罕见的。手工业与商业的发达还表现在分工细致上，所谓“三百六十行”的说法，就起源于宋代。当然，宋代是否有资本主义萌芽，学术界还有争议，但是宋代商业的发达。非农业人口比例之高是公认的。
胡如雷形象地把王朝末年商品经济的病态繁荣，称之为城市肥胖症。因为流入城市的非农业人口，只有小部分转化到手工业生产部门中去，大量的则沦为贫民，充当茶楼酒肆的佣保，斗鸡、走狗、击筑、歌舞的游手，或充当杂役，以至于：“上富之家，待而举火者五六十人。最下者亦不减二三十人”。城市肥胖症的病根并不在于城市该不该发展，而在于整个社会没有产生一种新框架来容纳这种发达的城市经济。应该指出。这种“假资本主义”过渡现象，在中、后期封建王朝的末代都很明显，不能把这种现象只看作是明代或清代所特有的，而应该把它和中国封建王朝的发展周期联系在一起来看。
另外，从商业贸易方面来看，早在汉末就有商业的病态繁荣现象。如西汉末年，长安、洛阳、郑州、南阳、邯郸、成都、临淄都是繁华的大都市。在王莽当政时期，南阳是大商人聚集的地区。三符在《潜夫论》中说：“今举世舍农桑，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历，充盈都邑，治本者少，浮食者众。商邑翼翼，四方是极”。可见，弃农趋末，商业市镇发达，非农业人口增加，是历代王朝后期都具有的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汉代就一定有资本主义萌芽。我们应该把经济史与王朝的发展周期联系起来看。王朝之间被大动乱隔断，新建王朝初期的商品经济比旧王朝末期显得是倒退了。如果拿西欧的模式套中国封建社会现象，问题是无法扯清楚的。
“假资本主义”的第二个重要特点，是萌芽和无组织力量相结合。“假资本主义”虽然表面强大，但只不过是墙头芦苇。因为它们是植根于无组织力量之中的，与无组织力量一起畸型发展，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当王朝末期无组织力量最大时，“假资本主义”也最明显。而一旦农民大起义扫荡无组织力量时，这些萌芽就象长在牛粪土的嫩芽一样，随着垃圾一块被清除了。
资本主义萌芽与无组织力量结合的突出表现是，官、商、大地主三位一体。大贾富商们与官府勾结垄断市场，贪官污吏们插手商业贸易，他们从商业资本中捞取的资金不断投入土地兼并，变为大地主。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