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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我国资本主义因素有了很大的发展，意识形态结构中也出现了一些新思想。其中，李贽就是一个具有启蒙意识的进步思想家。他鼓吹思想解放，提倡“童心”，把追逐财富和权势的心样看作是人的本性，并对儒家经典评头品足。李贽的思想在市井中获得很大的反响，一时哄动大江南北。但因其是“惊世骇俗之论”而被禁，甚至“毁其书刻”。大多数正统儒生都不能接受李贽的思想。著名的东林党人虽反对腐败的朝政，深得民心，但是他们对李贽也嗤之以鼻，大骂他是“小人”，说什么“李卓吾大抵是人之非，非人之是，又以成败为是非而已，学术到此真成涂炭！”。李贽的思想在中国儒生中遭到如此抵制，却可以飘洋过海传到日本，对日本明治维新前的知识界产生了积极影响。
可以这样说：中国历来不缺乏伟大的思想，也不缺乏卓越的思想家，但是缺乏新思想结合、扎根的土壤。宗法一体化结构象盘根错节的古老大树，把自己的枝叶布满空间，使得新因素的萌芽得不到充足的阳光，也不可能在布满了大树根毛的土壤中真正扎根。
6。4 原始积累的中断
为什么新因素之间的互相结合对于新社会结构的诞生那么重要呢？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新社会的框架，才能脱离封建社会而独立生存，并在一定时机取代旧结构。
欧洲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是三种要素结合——经济结构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政治结构中资产阶级国家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上人文主义思想占主导地位。如果三者之间没有相互联系相互加强的过程，那它们就不可能正常地壮大起来。意大利就是这样。
十四世纪前后，意大利经济结构中资本主义因素很活跃，城市和贸易十分发达，出口在欧洲占第一位。文艺复兴运动就是在这里兴起的，达。芬奇、米开昂基罗、康帕内拉、马基雅弗里等文化巨匠是意大利的光荣。意大利的文化火炬点燃了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烈火。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意大利始终没有出现一个强大而统一的王权，也没有市民与王权的联合，所以，经济中的资本主义因素未能和政治结构中的力量联系在一起。十六世纪以后，意大利的经济反而衰落了，工业革命不是在这里发生。
为了证明新因素结合对新社会结构形态壮大、发育以至成熟的重要性，我们分析两个十分典型的系统：一个是十五世纪的英国资本主义因素互相结合的系统；一个是十五世纪的中国明代，资本主义萌芽虽然产生，但根本不可能结合的系统。众所周知，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发育壮大，必须要经历资本原始积累这个重要阶段。马克思深入研究了这一过程，指出资本的原始积累的历史活动，是“把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劳动转化为雇佣劳动的历史的分离过程”，是“在资本本身基础上、因而也是在资本和雇佣劳动关系基础上的资本积累”。“这种所谓原始积累不过是使劳动者与其劳动资料间原先存在过的统一归于破坏的一连串历史过程”。也就是说，资本原始积累是由两个环节组成的：一是封建经济不断瓦解，大量自耕农从封建生产关系中游离出来，陷为流民；再就是封建社会内部已经出现的新的经济结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不断地吸收这些从旧经济结构中瓦解分离出来的力量，一天天壮大，成为主导形态。资本原始积累能否顺利进行，取决于如下条件：
（1）旧结构能否迅速瓦解。
〔2）新经济结构能否有足够的吸收能力，把旧结构中分离出来的经济力量组织到自身中来。
（3）政治、意识形态结构对这一新经济结构的成长是促进还是抑制。
对于资本主义因素充分结合系统，新经济结构有着巨大的吸收能力，并且政治、意识形态结构中资本主义因素结合体对原始积累有促进作用。相反，如果资本主义因素不可能结合，即使封建社会旧经济结构在瓦解，原始积累也不可能进行。历史证明了这一点，英国“圈地运动”，与中国明代的流民问题都出现于十五世纪。但前者是工业革命的前导，而后者却是原始积累的中断。
十五世纪末期，英国由于毛纺业的发展对羊毛的需求量急剧增加，地主、贵族、富裕农民便利用各种手段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圈地改为牧场。大批农民沦为乞丐和流浪汉，成为廉价的雇佣劳动力的来源。它迅速瓦解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失地农民为资本主义企业提供了大量雇佣劳力，促进了毛纺业的发展。而毛纺业的发展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圈地运动。随着这一循环的反复进行，资本主义结构一天比一天壮大。
中国封建社会也出现了农民和土地相分离的现象，其规模和英国圈地运动相类似。明代中叶，公元144O年，北直隶及山西两省一百一十六个州县失地农户就达三万六千六百四十户。1468年，仅荆襄地区聚集的流民就达二、三十万，1471年达到四十多万，最高达一百五十多万。李洵指出，当时全国六千万在籍人口中，至少有十分之一，即六百万人成为流民。这些流民必然充斥雇佣劳动力市场。他们曾大批涌向矿山，以至掀起全国范围的采银狂潮，冲破了政府的盗矿禁令。福建省一次被明经“招抚”的“窃矿小民”就有一千一百五十余户。还有相当多的流民流入城市，充实小手工业、小商贩队伍。早在宣德年间，在富庶的江浙地区，苏松巡抚周忱曾向户部报告失地流民的七种去向：大户包荫，豪匠冒合，船居浮荡，军囚索引，屯营隐占，邻境蔽匿，僧道招诱。其中所谓豪匠大约就是大手工业主，有点“资本家”的味道。明代南京、苏州一带纺织业十分发达，与流民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很有关系。明正德时，制造兵器的南京兵仗局手工工场，官家工匠六百五十五名不够用了，所以又花二千八百五十两银外雇工人。这反映出大量失地农民确实造就了劳动力市场。也就是说，随着商品经济发展，中国封建社会内这种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迹象也是出现过的。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因素在中国封建社会内没有形成结合体，企业和手工工场不可能吸收更多的劳动力。不少的农民虽然从旧经济结构中分离出来，但不能成为新经济结构的建设力量。流民主要去向，则如周忱当时所表明的那样，为“大户包荫”即转化为佃农，或“屯营隐占，邻境蔽匿”即逃入边远和控制不严的地区，开荒种地。还有一些为生计所迫，铤而走险，刚遭到残酷的屠杀镇压。更重要的，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结构中不存在经济结构新因素的代表，因此，封建国家就会用种种办法来中断这一原始积累。对比一下英国封建政府和中国封建政府的态度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十五世纪末至十六世纪初，都铎王朝也曾颁布过一系列限制圈地的法令，但很多封建贵族自己就加入了圈地，这些法令大多是一纸空文，压不住圈地的势头。十六世纪三十年代以后，英国政府改变措施，把限制对象改为流民，除持有乞食特许证的人外，其余流浪汉一律迫令立志愿劳动誓言。公元1547年爱德华六世即位后，颁布“血腥立法”，用肉刑和打“S”字母烙印的办法来对付流浪汉。1597年英国议会还颁布了惩治流浪者和长期乞丐的法令，法令中有对放逐的流浪者返回本国的处以死刑的条例。这些措施加速了失地农民向无产者的转化。亨利八世时期，约有五分之三的寺院土地被国家没收，这些土地以惊人的低价卖给各种投机者、租地农场主和新兴市民。这一措施加强了王权与市民的联盟，促进了资本原始积累。1700—176O年间，资产阶级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