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新社会形态逐步成熟并和旧社会结构进行了全面较量的历史过程。
系统由一种结构向另一种结构演化必定要经过这三个阶段：旧结构的稳定性逐渐破坏；新结构在旧结构尚未解体前就已发展成为一种潜在的新稳态，即新结构的子系统之间已建立了相互调节的功能；最后取代旧结构。西欧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演化，是符合系统结构演化的一般规律的。
那么，中国封建社会的演化又如何呢？在社会生活丰富的海洋中，在不断发展积累着的生产力推进下，任何一个社会内部总会有这样那样的新因素产生，并且不断成长，正如在一片肥沃的土地上总有新芽萌发那样。但是，由于中国封建社会宗法一体化结构的脆性和强控制的特点，萌芽的成长，新因素之间互相促进以至结合，就要受到压抑和破坏。一方面强控制的郡县城市不能成为资本主义因素结合的摇篮，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因素也缺乏互相结合的中介。这就使得萌芽只能孤立地成长，不能形成一种新的社会结构，甚至只能扎根于无组织力量之中。这正如蒙鸠筑巢，各种单个新因素再发达，它们也是托在芦苇之上的，不可能独立于旧结构而存在。
这样，在社会演化第三阶段，中国封建社会就呈现出和西欧封建社会完全不同的结局。
由于宗法一体化结构的脆性和王朝周期性瓦解，使得周期性地折断芦苇的大风必定要刮起，其结果是蛋破雏死，萌芽和无组织力量一起被扫荡了。
荀子曾感叹道：“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系者然也”。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长期延续。资本主义的胎儿不能产生出来，正是由于宗法一体化结构所造成的这种特有的机制。
6，2 资本主义萌芽成长的障碍之一：强控制和郡县城市
明末夏允彝《幸存录》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晚上，五个人在一旅馆喝酒。一人趁着酒胆骂了魏忠贤几句，另四人劝他不要乱说。他想反正自己的话不会被特务听见，就说：“魏忠贤虽然凶横，剥不了我的皮，我怕什么？！”谁料到骂声未绝，东厂特务就冲进来抓起这五个人，魏阉也真把那个骂他的人活剥了皮。虽然明代特务机构的横行在历史上也属罕见，但封建国家对市镇和人民的控制一直是相当强的。如早在汉代，《汉律》就规定，三人以上，无故聚集饮酒，罚金四两。特别是城市，更是一体化结构强控制的中心，它们不可能成为资本主义因素发育结合的母体
中国封建社会强控制的一个重要政策是重本抑末。它对保护农业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尤其在封建社会早期更是如此。但从另一方面看，重本抑末又不允许新因素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历代的“士农工商”，商人排在最后一位。早在战国时代泰国就规定私自做小生意的要罚为奴隶，“事未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西汉初年，规定商人不能作官、骑马、乘车、穿丝绸衣服。就连商人的子孙也不得幸免。当时明令规定：“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除政治上的压制外，对商人在经济上的勒索也非常严厉，“重租税以困辱之”。禁止有市籍的商人及家园占有名田，违者役收其田地奴僮。又如人头税，“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钱，唯贾人与奴婢倍算”。唐代规定“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此外，国家对商业活动也管理很严。唐政府徵当铺典当税、粮食买卖税“四取其一”高达百分之二十五；商贾的财产税，每缗税二十。甚至死人和蔬菜瓜果过关也要纳税。明代政府在各府、州、县、市、集都设立了商税机关“税课司局”，并到处新设“抽分局”。以加紧对市民和商人的勒索。
对商业实行强控制最重要的手段，是中国特有的官商、官办手工业制度。这种制度既可以使统一大国内部必要的商品交换得到满足，又不致失去对商品经济的控制、垄断。周代就有泉府的设置，“以泉府同货而敛赊”。这是最早的专卖机构。
从秦汉一体化结构实现以来，封建官僚政治就把触角伸进了商业、手工业，控制了盐、铁、生产工具、铸币的专营专卖，并通过官营手工业垄断了主要的商业和贸易市场。汉文帝时尚“弛山泽之禁”，“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但到汉武帝时便任用桑弘羊在全国设立了盐官三十二处，铁官四十四处，还沿袭战国以来的少府机构，专掌山海池泽收入和皇室消费的手工业，以后成为定制。
官办手工业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工匠和丰富的原料，吸干了民间的精华。但它本身常常又是为最高封建统治者消费服务的，从生产到经营都不受经济规律的约束，不计效率，实报实销。从采购到生产，由国家政府包管。就以元代为例，其官营手工业种类很多，分工很细，机构非常庞大，据记载：“籍人匠四十二万，立局院七十余所”。但由于管理系统腐败，又不按经济规律办事，以致生产力很低。忽必列时綦阳四处铁冶，有九千五百五十户工匠，但所冶的铁价还不如只抽冶户包银所得的多。这种违反经济规律的现象只可能在官营企业中出现。我们知道，价值规律对手工业生产中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是有利的，但在官商、官营手工业中却很难发挥这种作用。管理官管手工业的是封建衙门，官员腐化、机构膨胀在这里也非常明显。明穆宗隆庆元年，在司礼监担任生产的军民工匠为一千三百八十三名，脱离生产的官员四百三十三人，占三分之一。从公元1596年起，又用宦官来管理少府，更是腐败不堪。这些部门中的官员营私舞弊，贪污浪费。因此，在官营手工业系统中，生产水平和技艺再高，它也是被埋在无组织力量的污泥中，常常随着无组织力量被扫荡而失传。
另一方面，官商和官办手工业的发达，使得民间私人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受到限制，有时甚至萎缩。汉武帝时，私自煮盐、铸铁者，左脚要枷上六斤重的铁钳，并处以酷刑。国家利用行政手段推销商品，出现了“县官作盐铁，器苦恶，贾贵，或强令民买之”的违反经济规律的现象。
最近，有的研究者指出，直到清代，资本主义萌芽和一些新生产关系因素，大多出现在那些私营的非法的厂矿中，而在官办、官督商办的厂矿中，生产关系都相当陈旧。官办手工业和厂矿，资金雄厚，技术先进，但这种生产力被束缚在无组织力量的桎梏之中。私营手工业利厂矿，虽有新生产关系的萌芽，但它是非法的，时时要受到官僚机构的种种限制和打击，这不能不说是十分可悲的事。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欧洲中世纪的城市是封建势力控制鞭长莫及的地方。《共产党宣言》曾指出：“从中世纪的农奴中间产生初期城市的自由居民”。英王亨利二世颁发给林肯城的特许状中说，任何人只要在城市住满一百零一天，就可以获得自由。所以当时欧洲有“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的说法。
欧洲的城市是农村封建经济的对立物，是封建政治势力控制薄弱地区，它成为资本主义新因素聚集结合的母体。早在十一世纪，法国朗城就以赎买为手段获得自治权。法王菲利浦二世为了争取城市的支持，曾先后对四十一个旧城和四十三个新城颁发了特许状，承认它们自治。这些自治城市，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是一种尚未发育起来的新结构的雏型。市民经济、市民思想文化以及市民政治，都是在城市里孕育、结合并进一步发展的。欧洲的城市是封建社会汪洋大海中资本主义结构的岛屿。何以说，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历史，就是城市不断壮大、战胜农村的历史。
一般说来，城市的发展是和商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城市能否成为新因素的结合作，就和社会结构直接相关。旧结构控制力越弱，城市越容易成为新因素成长的摇篮。
教皇所在的意大利最为典型。教皇和霍享斯陶棻家族争夺对意大利的统治权，各自又不具备统一全境的力量，形成了三、四百年之久的均势。这种均势造成了意大利的四分五裂局面和旧制度控制的真空。于是，发达的商业贸易和文艺复兴运动，在这里兴起了。威尼斯、佛罗伦萨、热诺阿等等城市，象种子一样在封建社会结构的裂缝中扎根生长，逐渐长成大树。
中国封建社会实现了宗法一体化结构，就不可能出现上述真空状态。在一体化形成之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