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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 作者:金观涛、刘青峰-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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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会形态逐步成熟并和旧社会结构进行了全面较量的历史过程。

  系统由一种结构向另一种结构演化必定要经过这三个阶段:旧结构的稳定性逐渐破坏;新结构在旧结构尚未解体前就已发展成为一种潜在的新稳态,即新结构的子系统之间已建立了相互调节的功能;最后取代旧结构。西欧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演化,是符合系统结构演化的一般规律的。

  那么,中国封建社会的演化又如何呢?在社会生活丰富的海洋中,在不断发展积累着的生产力推进下,任何一个社会内部总会有这样那样的新因素产生,并且不断成长,正如在一片肥沃的土地上总有新芽萌发那样。但是,由于中国封建社会宗法一体化结构的脆性和强控制的特点,萌芽的成长,新因素之间互相促进以至结合,就要受到压抑和破坏。一方面强控制的郡县城市不能成为资本主义因素结合的摇篮,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因素也缺乏互相结合的中介。这就使得萌芽只能孤立地成长,不能形成一种新的社会结构,甚至只能扎根于无组织力量之中。这正如蒙鸠筑巢,各种单个新因素再发达,它们也是托在芦苇之上的,不可能独立于旧结构而存在。

  这样,在社会演化第三阶段,中国封建社会就呈现出和西欧封建社会完全不同的结局。

  由于宗法一体化结构的脆性和王朝周期性瓦解,使得周期性地折断芦苇的大风必定要刮起,其结果是蛋破雏死,萌芽和无组织力量一起被扫荡了。

  荀子曾感叹道:“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系者然也”。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长期延续。资本主义的胎儿不能产生出来,正是由于宗法一体化结构所造成的这种特有的机制。

  6,2 资本主义萌芽成长的障碍之一:强控制和郡县城市

  明末夏允彝《幸存录》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晚上,五个人在一旅馆喝酒。一人趁着酒胆骂了魏忠贤几句,另四人劝他不要乱说。他想反正自己的话不会被特务听见,就说:“魏忠贤虽然凶横,剥不了我的皮,我怕什么?!”谁料到骂声未绝,东厂特务就冲进来抓起这五个人,魏阉也真把那个骂他的人活剥了皮。虽然明代特务机构的横行在历史上也属罕见,但封建国家对市镇和人民的控制一直是相当强的。如早在汉代,《汉律》就规定,三人以上,无故聚集饮酒,罚金四两。特别是城市,更是一体化结构强控制的中心,它们不可能成为资本主义因素发育结合的母体

  中国封建社会强控制的一个重要政策是重本抑末。它对保护农业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尤其在封建社会早期更是如此。但从另一方面看,重本抑末又不允许新因素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历代的“士农工商”,商人排在最后一位。早在战国时代泰国就规定私自做小生意的要罚为奴隶,“事未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西汉初年,规定商人不能作官、骑马、乘车、穿丝绸衣服。就连商人的子孙也不得幸免。当时明令规定:“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除政治上的压制外,对商人在经济上的勒索也非常严厉,“重租税以困辱之”。禁止有市籍的商人及家园占有名田,违者役收其田地奴僮。又如人头税,“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钱,唯贾人与奴婢倍算”。唐代规定“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此外,国家对商业活动也管理很严。唐政府徵当铺典当税、粮食买卖税“四取其一”高达百分之二十五;商贾的财产税,每缗税二十。甚至死人和蔬菜瓜果过关也要纳税。明代政府在各府、州、县、市、集都设立了商税机关“税课司局”,并到处新设“抽分局”。以加紧对市民和商人的勒索。

  对商业实行强控制最重要的手段,是中国特有的官商、官办手工业制度。这种制度既可以使统一大国内部必要的商品交换得到满足,又不致失去对商品经济的控制、垄断。周代就有泉府的设置,“以泉府同货而敛赊”。这是最早的专卖机构。

  从秦汉一体化结构实现以来,封建官僚政治就把触角伸进了商业、手工业,控制了盐、铁、生产工具、铸币的专营专卖,并通过官营手工业垄断了主要的商业和贸易市场。汉文帝时尚“弛山泽之禁”,“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但到汉武帝时便任用桑弘羊在全国设立了盐官三十二处,铁官四十四处,还沿袭战国以来的少府机构,专掌山海池泽收入和皇室消费的手工业,以后成为定制。

  官办手工业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工匠和丰富的原料,吸干了民间的精华。但它本身常常又是为最高封建统治者消费服务的,从生产到经营都不受经济规律的约束,不计效率,实报实销。从采购到生产,由国家政府包管。就以元代为例,其官营手工业种类很多,分工很细,机构非常庞大,据记载:“籍人匠四十二万,立局院七十余所”。但由于管理系统腐败,又不按经济规律办事,以致生产力很低。忽必列时綦阳四处铁冶,有九千五百五十户工匠,但所冶的铁价还不如只抽冶户包银所得的多。这种违反经济规律的现象只可能在官营企业中出现。我们知道,价值规律对手工业生产中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是有利的,但在官商、官营手工业中却很难发挥这种作用。管理官管手工业的是封建衙门,官员腐化、机构膨胀在这里也非常明显。明穆宗隆庆元年,在司礼监担任生产的军民工匠为一千三百八十三名,脱离生产的官员四百三十三人,占三分之一。从公元1596年起,又用宦官来管理少府,更是腐败不堪。这些部门中的官员营私舞弊,贪污浪费。因此,在官营手工业系统中,生产水平和技艺再高,它也是被埋在无组织力量的污泥中,常常随着无组织力量被扫荡而失传。

  另一方面,官商和官办手工业的发达,使得民间私人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受到限制,有时甚至萎缩。汉武帝时,私自煮盐、铸铁者,左脚要枷上六斤重的铁钳,并处以酷刑。国家利用行政手段推销商品,出现了“县官作盐铁,器苦恶,贾贵,或强令民买之”的违反经济规律的现象。

  最近,有的研究者指出,直到清代,资本主义萌芽和一些新生产关系因素,大多出现在那些私营的非法的厂矿中,而在官办、官督商办的厂矿中,生产关系都相当陈旧。官办手工业和厂矿,资金雄厚,技术先进,但这种生产力被束缚在无组织力量的桎梏之中。私营手工业利厂矿,虽有新生产关系的萌芽,但它是非法的,时时要受到官僚机构的种种限制和打击,这不能不说是十分可悲的事。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欧洲中世纪的城市是封建势力控制鞭长莫及的地方。《共产党宣言》曾指出:“从中世纪的农奴中间产生初期城市的自由居民”。英王亨利二世颁发给林肯城的特许状中说,任何人只要在城市住满一百零一天,就可以获得自由。所以当时欧洲有“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的说法。

  欧洲的城市是农村封建经济的对立物,是封建政治势力控制薄弱地区,它成为资本主义新因素聚集结合的母体。早在十一世纪,法国朗城就以赎买为手段获得自治权。法王菲利浦二世为了争取城市的支持,曾先后对四十一个旧城和四十三个新城颁发了特许状,承认它们自治。这些自治城市,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是一种尚未发育起来的新结构的雏型。市民经济、市民思想文化以及市民政治,都是在城市里孕育、结合并进一步发展的。欧洲的城市是封建社会汪洋大海中资本主义结构的岛屿。何以说,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历史,就是城市不断壮大、战胜农村的历史。

  一般说来,城市的发展是和商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城市能否成为新因素的结合作,就和社会结构直接相关。旧结构控制力越弱,城市越容易成为新因素成长的摇篮。

  教皇所在的意大利最为典型。教皇和霍享斯陶棻家族争夺对意大利的统治权,各自又不具备统一全境的力量,形成了三、四百年之久的均势。这种均势造成了意大利的四分五裂局面和旧制度控制的真空。于是,发达的商业贸易和文艺复兴运动,在这里兴起了。威尼斯、佛罗伦萨、热诺阿等等城市,象种子一样在封建社会结构的裂缝中扎根生长,逐渐长成大树。

  中国封建社会实现了宗法一体化结构,就不可能出现上述真空状态。在一体化形成之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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