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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对本镇经济、政治、军事大权的地方武装割据势力。唐末农民大起义爆发时，唐廷也是利用地方武装割据势力来围剿农民起义军的。唐中央政府任命平庐节度使宋威为诸道行管招讨使。在征讨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各藩镇纷纷扩充自己的实力。其中宣武节度使朱温和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最强，朱、李之间恶斗十余年。朱温杀唐昭宗后不久，便自称皇帝，建后梁，开始了五代十国。
东汉末年及唐代末年分裂，从反面说明：如果由于某种障碍使得农民起义不能有效地扫荡无组织力量，那么新王朝建立的修复机制就会暂时失灵。应该指出，只有在一体化结构尚不完善时，才会出现无组织力量与军事势力结合的问题。宋以后，一体化结构完善了，就再也没有发生过农民战争调节失灵和地方武装割据的情况了。
本书第十章，我们将通过数学模型，讨论新王朝残存无组织力量的大小与王朝的寿命的关系，以及在什么条件下无组织力量不能被杀伤，而造成割据等等。
5。4 第一块修复模板：宗法同构体
农民大起义杀伤无组织力量所起的调节作用，只是王朝得以修复的第一个必要条件。它只是割除了寄生的恶性肿瘤，为统一的新王朝的重建廓清了道路。它本身并不是建设性的。封建大国的迅速重建，第二个必要条件是它内部存在着一套非常有效的修复机制。
我们曾分析了中国封建社会在组织层次上的特点，指出了封建国家和宗法家庭（家族）是两个同构体。由子孝、妇从、父慈所建立起来的家庭关系，不过是民顺、臣忠、君仁的社会关系的缩影。在王朝统治时期，宗法家族制度发挥了与国家结构的同构效应，大大加强了封建国家对个人的控制、管理作用。可以说。宗法家庭结构象细胞那样，保存了国家组织的信息。
这一点非常重要、它使得旧王朝崩溃之时，保存了国家组织结构信息的家庭，能够成为新王朝重建的第一块模板。这里，“模板”是借用遗传学的名词。生物个体总是要死亡的，但保存着生物个体全部信息的生殖细胞，能够成为新个体发育成长的模板。现代控制理论指出，只要同构体使得组织结构的信息能够保存下来。那么这种组织也就具有巨大的自我修复能力。当原系统稳定时，它把自己的结构信息转录到同构系统中，而一旦系统被破坏，它的同构系统就将根据所录制的信息来修复这一系统（图12）。
中国封建社会国家与家庭的同构效应正好起到这种修复作用。在封建国家稳定时，它把国家组织原则灌输到家庭、家族中；而封建大国瓦解时，家庭、家族组织又成为国家修复的模板。
历史上大动乱所摧毁的是旧王朝的国家组织，而家庭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被消灭的。新王朝的重建者大多出自宗法世家贵族之门，与旧结构有血肉相关的联系。东汉的开国者刘秀，本是南阳的豪强地主。他的外祖父是有三百余顷田地的大豪强樊重。刘秀、刘縯兄弟发动族人宾客七、八千人在春陵起兵，反对王莽，而成为东汉开国皇帝。唐高祖李渊是所谓陇西旧族之后。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位至公爵的大官僚。李渊本人是隋文帝妻子独孤皇后的姨侄，七岁时就袭封为唐国公，后来又在隋炀帝手下任太原留守。李渊之子，即有名的唐太宗李世民掌握精兵九万，李渊的女儿李氏也有精兵万余人。李渊周围的文臣武将，大多是一些世胄名家子弟。北宋开国之君赵匡胤虽是行伍出身，但他在后周政权中身任大将，统率殿前诸班禁军，有相当的实力。周世宗柴荣尚未完成统一大业就抱病而亡。握有重兵实权的赵匡胤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北宋王朝。
我们还可以发现，每当旧王朝在农民大起义打击下土崩瓦解的时候，一些封建世家也格外活跃。他们往往聚族而处，并村而居，积极发展家族武装。如东汉末年群雄并起，曹操手了著名的大将李典拥有“部曲宗族万三千余口”，另一大将许禇“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当时的地主家族武装，“大者连郡国，中者婴城邑，小者聚阡陌”。明末李自成起义时，长葛知县李某聚大家族和义军对抗。元末红巾军起义，处州大地主吕文燧募族中子弟为兵反对义军。清代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时期，各地的团练也主要是封建家族武装、这些历史现象表明，农民大起义摧垮旧王朝之时，正是封建家族组织活跃起来竞争之日。人们常说，地主阶级窃取农民大起义的成果重建封建王朝。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说，封建宗法世家所代表的封建关系最强，更能发挥宗法家庭的模板作用。
但这并不是说豪门世家成员夺取帝位后，是用宗法家族组织代替国家组织。所谓以家庭组织为模板，决不是将家庭家族关系简单放大。模板的作用是设计，也即提供组织原则。宗法家庭结构，其封建家长制、等级制以及封建道德观念，体现着国家组织的原则。豪门世家本是社会上层，他们既富有统治经验，又具有强烈的封建宗法思想，这使他们能够在动乱中既能有效地发挥社会地位优势，又能驾轻就熟地运用封建宗法观念进行新王朝的组建。这就是豪门世家能够成为开国皇帝的有利条件。
封建宗法家庭的模板作用是十分强大的。因为它的组织原则深入到各个家庭中，尤其是保存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之中。生活在封建社会里的农民大众，也摆脱不了宗法家庭关系及其思想意识。这种宗法家庭的模板作用，反映到农民起义队伍中，就是皇权主义。
5。5 皇权主义：农民对第一块模板的意识
皇权主义，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农民起义具有的另一个特点。但是，人们往往把这一特点看作是小农意识。
事实上，欧洲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领袖，很少有想当皇帝的。西欧早期农民起义的目的与口号是：恢复公社自由，恢复氏族神；反对封建化农奴化。公元841…842年，查理帝国内萨克森农民起义，他们的口号是“照往昔一样地生活”，希望恢复村社制度。西欧封建社会中后期的农民起义、主要是反对农奴制度，要求归还土地。 1381年，英国农民起义规模相当大，英国四十个郡中有二十五个郡参加了起义，起义军在泥瓦匠窝特。泰勒和下级教士约翰。保尔的领导下，甚至一度攻占了首都伦敦，英王查理成了阶下囚。但是义军中并没有人想当皇帝，只是杀了一批贪官污吏，要求废除农奴制，把教会土地分给农民。1476年德国汉斯。贝海姆起义，战斗四号是“从今后不应再有皇帝，亦无诸侯，亦无教皇，亦无其他教会官厅或世俗官厅”。当然，欧洲农民起义也不是没有皇权主义，如沙俄普加乔夫领导农民起义时，诈称是叶卡特琳娜二世的丈夫彼得第三，因受其妻暗算而逃亡。但农民起义首领自称为皇帝的现象是极为罕见的
而中国从陈胜吴广“诈自称公子扶苏”起。历次农民大起义中皇权主义极为明显。起义首领往往都称孤登基。隋末窦建德自称“长乐王”。其部下刘黑闼自称“汉东王”，改元“天造”。唐末黄巢攻入长安后，建国号“大齐”，称为“承天广运自圣睿文宣武皇帝”。北宋初李顺起义攻占成都以后，建立“大蜀”，改元“应运”，自称为“大蜀主”。元末徐寿辉起义，在蕲水称帝，国号“天完”。明末李自成建立了“大顺”农民政权。张献忠入川攻占成都后，国号“大西”。
为什么在皇权主义问题上，中国和欧洲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有如此大的差异呢？如果仅把这种差异归之为小农意识，是缺乏说服力的。小农意识是欧洲农奴和中国农民都具有的。一般说来，在封建社会里，小农不是社会的组织者，而是被组织者。那么中国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改元建朝，称孤道寡，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知道中国宗法一体化结构里，国家和个人中间多了一层宗法家庭。这种社会结构与欧洲中世纪不同，所以造成了欧洲农奴和中国农民不同的精神方式。生活在宗法一体化结构中压迫者被剥削者，但他们在家庭中往往又是封建家长，享有父权、夫权。而家庭又是国家组织的同构体，子孝和忠君同构，父权与皇权相对应。因此，中国农民从封建家庭生活中可以获得国家组织原则的精神要素，从而对以皇权为中心的国家政权形式很容易理解和接受。在农民大起义时，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