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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 作者:金观涛、刘青峰-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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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一个王朝后期的社会问题增多,更需要各种有用人才参预国家事务管理。但官僚机构已为昏官、贪官和势利之徒所挤满,他们压抑异己力量,大量较有德才的儒生,便落拓朝野,抑郁不得志。《精书。文学传》中形容过这种局面:“或矜气负才,遗落世事,或学优命薄,调高位下,心郁抑而孤愤,志盘桓而不定”。隋末,一些名流文土,如大儒刘炫,名士王胄、虞绰,礼律专家潘征,诗人禇亮等等,不是被杀,就是被贬,还有更多的人与隋政府不合作。祖君彦等“自负其才”,而“郁郁思乱”。后来唐太宗能集会那么多有才干的名臣武将,就是吸收了隋末大量落拓民间的人才。实际上,这种人才危机在各个朝代末期都很普遍。

  在这种情况下,腐败的官僚机构再也不会推行儒家学说指导下的“制民之产”的农桑政策和忠君保民的原则,儒家道德也失去了对他们的约束力。趋炎附势,胁肩谄笑,成为升官发财所必备的政治品质。明代有这么一件事:太监王振得势时,有一个名叫王佑的美男子,没有长胡子。有一天,王振问他:“王待郎何无须?”善于察颜观色的王佑马上答道:“老爷所无,儿安敢有?”太监无须,乃阉割所致,而王佑自贱称儿不算,还说连胡须也不敢生了,讨好谄媚到作践自己人格的无耻地步。王佑就因为有这种本事,由工部郎中超擢为工部右侍郎。每到一个王朝后期,官僚们拍马逢迎,甘作两面派或乡愿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下层士人尚且惶惶不可终日,那么广大劳动人民所受的残酷压榨就更可想而知了。在儒家国家学说里,皇帝受命于天,皇帝有君临天下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世间没有可以约束他的力量。但是“天”却要监视警戒皇帝。董仲舒在完善儒家国家学说时,就发展了这套理论。他说“天子受命于天”,“天”对国君的行为有约束力,并可以通过天象显示出来。各种灾异现象,就是对皇帝做坏事的一种谴告。“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到国君坏事做绝,“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所以每个王朝末期,民怨沸腾之时,便会出现针对王朝的民间舆论,其中有很多是宣扬现王朝天命丧失,气数已尽的。这一点,也是下层儒生的意识。在一个社会里,绝大多数人都感到无法生活下去时,那种本于天命的五德终始的改朝换代观念,便会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意识。它表明,这个王朝已完全被无组织力量吞没了。这时,全国性的农民战争使会掀起汹涌澎湃的革命巨浪。

  本章中,我们分析了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结构三个子系统中无组织力量增长的原因及过程。概括起来,要点如下:

  1。无组织力量是宗法一体化结构调节能力异化的结果,是这种结构本身无法克服的力量。

  2。无组织力量增长的过程是不可逆的。在王朝前期,它们受到一体化结构的控制作用较强,因而增长速度较慢。但无组织力量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出现自繁殖机制,增长速度大大加快。

  3。无组织力量的增长不是局限在每个子系统的内部,而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加剧的。三个子系统内部的无组织力量的汇流,破坏了封建社会内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三个子系统之间相互调节、相互适应的功能,从而造成原有社会的瓦解。

  无组织力量增长过程所具有的这三个特点很重要。我们将在给十章中,根据这三个特点,引入数学工具来描述它们,并且进一步建立模型,讨论王朝寿命问题。

  兴盛与危机

  兴盛与危机

  第四章

  变法与动乱

  如果一个人犯了破坏比例法则的罪,使一个太小的去负担一个太大的体积——船太小而机太大,身体太小而食太多,心灵太小而权力太大——其结果一定是全部破坏。

  ——柏拉图

  4。1变法效果递减律

  封建统治者也意识到无组织力量对自身的危害。他们曾一次一次地振作起来和无组织力量作斗争,这就是历代的变法。变法是封建大国改变控制办法,实行某些改革,以期对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结构内无组织力量进行遏制。在政治上主要是抑制特权,精简机构,整肃吏治,反对腐化;在经济上是抑兼并,稳定小农经济;在意识形态结构中则是整顿纲纪,恢复王朝威信。

  但是,和无组织力量增长作斗争的效果又如何呢?

  如果我们把一个王朝中历次改革变法,按时间顺序排列起来,就会发现一个有意义的结果:其效果随着社会内部无组织力量的增大而递减。一般说来,王朝初期的一些变法改良往往有较明显的社会效益,中期变法尚能够取得一定的成果,而末期则是越变越糟。唐代这一历史现象相当典型。

  唐初,唐太宗周围集合着一批有为的文臣武将,官僚机器的运转也比较有效率,一系列政策能付诸实践。土地法令制定后,凡丁男以及残疾寡妻都可依有关规定获得土地。赋役都写明数额,“书于县门、村坊,与众知之”。政府规定凡地方官能做到增殖户口,“劝课农桑,禾谷丰登,施政清平”者就加以升奖。官吏有贪赃者,则“随其所犯,置以重法”。史载贞观一代地方官很重视农田水利,招纳流亡,劝课农桑。当时“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这说明官僚机构尚未腐化时,尽管社会上也存在着王公妃主、大姓豪猾这些无组织力量,但他们都受到了制驭抑制。这样,出现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唐太宗也成为最有作为的皇帝,为后世所赞扬。

  唐朝中期,社会情况就较前不一样了。土地兼并严重,官僚机构臃肿失灵。唐玄宗即位后,立即在自己周围形成了一个改革核心,先后任命姚崇、宋璟、张嘉贞、张九龄、韩休、杜暹等人为宰相。改革以整肃吏治、清除武则天以来外戚集团干政所造成的种种弊病为发端。公元714年(开元H年),将武周时代的著名酷束十三人“放归草泽,终身勿齿”。开元十年,又将洛阳县一个刻削百姓无度、民愤极大的主簿在朝堂集众决杀。并严格考试制度,裁减大批冗官。开元四年,唐玄宗亲自出试题考核县令,其中四十五个不合格者,当即淘汰,“放归学问”。唐玄宗还实行京官与外官的互调制度,恢复了贞观时的史官出席中央最高级会议的旧制,做到“有失则匡正,美恶必记之”。对经济结构中的无组织力量,也进行了打击。开元九年,开展了全国性的检田括户运动,公布法令,禁止买卖永业田。国家增户八十余万。同时放免镇兵二十万,缩减军事开支。当时佛教势力很大,对一体化是严重的干扰。唐玄宗下令僧尼还俗,一次还俗者就达一万二千余人。中外闻名的盛唐繁荣局面,就是指的开元、天宝年间的情况。

  但是,开元之治已不同于贞观之治。改革在推行中遭到无组织力量这样那样的抵抗,有不少达官贵人,贪官奸商,无视中央政府的土地法令,继续兼并土地。如奸相李林甫的“京城邸第,田园水磑,利尽上腴”。唐玄宗的改革不过是对无组织力量作了某些限制而已。而这种限制,往往又被立法者带头破坏。如当时规定皇妹封户为千户,皇女减半。但玄宗在咸宜公主出嫁时却赐封一千户。特别是玄宗本人后期已成了腐化的魁首。勇于进谏的张九龄也被罢相。全国军费由初唐时的二百万贯增至一千二百万贯。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结构中的无组织力量在稍受限制之后,又很快地反攻倒算,恶性发展。开元之治只保持了二十年左右的繁荣局面,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很快就陷于衰落境地了。

  我们再来看看唐代后期的一次变法改革——永贞改革。当时,一批有抱负的臣僚王叔文、柳宗元、刘禹锡、王伾等,团结在唐顺宗周围,把改革的矛头指向猖獗的无组织力量,打击腐朽的宦官和藩镇势力,停发内侍郭志政等十九人的薪俸,为受廹害排挤的官员陆贽、阳城等人平反。经济上推行德宗时制定的两税法,抑兼并,止苟征,免除百姓历年积欠的课税。这些政策深得人心,“市里欢呼”。但是永贞改革之际毕竟不是贞观、开元的时候了,无组织力量已合流成一股不可控制的势力。当时,朝中大官僚、大士族高郢、郑珣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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