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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一个王朝后期的社会问题增多，更需要各种有用人才参预国家事务管理。但官僚机构已为昏官、贪官和势利之徒所挤满，他们压抑异己力量，大量较有德才的儒生，便落拓朝野，抑郁不得志。《精书。文学传》中形容过这种局面：“或矜气负才，遗落世事，或学优命薄，调高位下，心郁抑而孤愤，志盘桓而不定”。隋末，一些名流文土，如大儒刘炫，名士王胄、虞绰，礼律专家潘征，诗人禇亮等等，不是被杀，就是被贬，还有更多的人与隋政府不合作。祖君彦等“自负其才”，而“郁郁思乱”。后来唐太宗能集会那么多有才干的名臣武将，就是吸收了隋末大量落拓民间的人才。实际上，这种人才危机在各个朝代末期都很普遍。
在这种情况下，腐败的官僚机构再也不会推行儒家学说指导下的“制民之产”的农桑政策和忠君保民的原则，儒家道德也失去了对他们的约束力。趋炎附势，胁肩谄笑，成为升官发财所必备的政治品质。明代有这么一件事：太监王振得势时，有一个名叫王佑的美男子，没有长胡子。有一天，王振问他：“王待郎何无须？”善于察颜观色的王佑马上答道：“老爷所无，儿安敢有？”太监无须，乃阉割所致，而王佑自贱称儿不算，还说连胡须也不敢生了，讨好谄媚到作践自己人格的无耻地步。王佑就因为有这种本事，由工部郎中超擢为工部右侍郎。每到一个王朝后期，官僚们拍马逢迎，甘作两面派或乡愿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下层士人尚且惶惶不可终日，那么广大劳动人民所受的残酷压榨就更可想而知了。在儒家国家学说里，皇帝受命于天，皇帝有君临天下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世间没有可以约束他的力量。但是“天”却要监视警戒皇帝。董仲舒在完善儒家国家学说时，就发展了这套理论。他说“天子受命于天”，“天”对国君的行为有约束力，并可以通过天象显示出来。各种灾异现象，就是对皇帝做坏事的一种谴告。“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到国君坏事做绝，“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所以每个王朝末期，民怨沸腾之时，便会出现针对王朝的民间舆论，其中有很多是宣扬现王朝天命丧失，气数已尽的。这一点，也是下层儒生的意识。在一个社会里，绝大多数人都感到无法生活下去时，那种本于天命的五德终始的改朝换代观念，便会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意识。它表明，这个王朝已完全被无组织力量吞没了。这时，全国性的农民战争使会掀起汹涌澎湃的革命巨浪。
本章中，我们分析了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结构三个子系统中无组织力量增长的原因及过程。概括起来，要点如下：
1。无组织力量是宗法一体化结构调节能力异化的结果，是这种结构本身无法克服的力量。
2。无组织力量增长的过程是不可逆的。在王朝前期，它们受到一体化结构的控制作用较强，因而增长速度较慢。但无组织力量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出现自繁殖机制，增长速度大大加快。
3。无组织力量的增长不是局限在每个子系统的内部，而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加剧的。三个子系统内部的无组织力量的汇流，破坏了封建社会内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三个子系统之间相互调节、相互适应的功能，从而造成原有社会的瓦解。
无组织力量增长过程所具有的这三个特点很重要。我们将在给十章中，根据这三个特点，引入数学工具来描述它们，并且进一步建立模型，讨论王朝寿命问题。
兴盛与危机
兴盛与危机
第四章
变法与动乱
如果一个人犯了破坏比例法则的罪，使一个太小的去负担一个太大的体积——船太小而机太大，身体太小而食太多，心灵太小而权力太大——其结果一定是全部破坏。
——柏拉图
4。1变法效果递减律
封建统治者也意识到无组织力量对自身的危害。他们曾一次一次地振作起来和无组织力量作斗争，这就是历代的变法。变法是封建大国改变控制办法，实行某些改革，以期对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结构内无组织力量进行遏制。在政治上主要是抑制特权，精简机构，整肃吏治，反对腐化；在经济上是抑兼并，稳定小农经济；在意识形态结构中则是整顿纲纪，恢复王朝威信。
但是，和无组织力量增长作斗争的效果又如何呢？
如果我们把一个王朝中历次改革变法，按时间顺序排列起来，就会发现一个有意义的结果：其效果随着社会内部无组织力量的增大而递减。一般说来，王朝初期的一些变法改良往往有较明显的社会效益，中期变法尚能够取得一定的成果，而末期则是越变越糟。唐代这一历史现象相当典型。
唐初，唐太宗周围集合着一批有为的文臣武将，官僚机器的运转也比较有效率，一系列政策能付诸实践。土地法令制定后，凡丁男以及残疾寡妻都可依有关规定获得土地。赋役都写明数额，“书于县门、村坊，与众知之”。政府规定凡地方官能做到增殖户口，“劝课农桑，禾谷丰登，施政清平”者就加以升奖。官吏有贪赃者，则“随其所犯，置以重法”。史载贞观一代地方官很重视农田水利，招纳流亡，劝课农桑。当时“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这说明官僚机构尚未腐化时，尽管社会上也存在着王公妃主、大姓豪猾这些无组织力量，但他们都受到了制驭抑制。这样，出现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唐太宗也成为最有作为的皇帝，为后世所赞扬。
唐朝中期，社会情况就较前不一样了。土地兼并严重，官僚机构臃肿失灵。唐玄宗即位后，立即在自己周围形成了一个改革核心，先后任命姚崇、宋璟、张嘉贞、张九龄、韩休、杜暹等人为宰相。改革以整肃吏治、清除武则天以来外戚集团干政所造成的种种弊病为发端。公元714年（开元H年），将武周时代的著名酷束十三人“放归草泽，终身勿齿”。开元十年，又将洛阳县一个刻削百姓无度、民愤极大的主簿在朝堂集众决杀。并严格考试制度，裁减大批冗官。开元四年，唐玄宗亲自出试题考核县令，其中四十五个不合格者，当即淘汰，“放归学问”。唐玄宗还实行京官与外官的互调制度，恢复了贞观时的史官出席中央最高级会议的旧制，做到“有失则匡正，美恶必记之”。对经济结构中的无组织力量，也进行了打击。开元九年，开展了全国性的检田括户运动，公布法令，禁止买卖永业田。国家增户八十余万。同时放免镇兵二十万，缩减军事开支。当时佛教势力很大，对一体化是严重的干扰。唐玄宗下令僧尼还俗，一次还俗者就达一万二千余人。中外闻名的盛唐繁荣局面，就是指的开元、天宝年间的情况。
但是，开元之治已不同于贞观之治。改革在推行中遭到无组织力量这样那样的抵抗，有不少达官贵人，贪官奸商，无视中央政府的土地法令，继续兼并土地。如奸相李林甫的“京城邸第，田园水磑，利尽上腴”。唐玄宗的改革不过是对无组织力量作了某些限制而已。而这种限制，往往又被立法者带头破坏。如当时规定皇妹封户为千户，皇女减半。但玄宗在咸宜公主出嫁时却赐封一千户。特别是玄宗本人后期已成了腐化的魁首。勇于进谏的张九龄也被罢相。全国军费由初唐时的二百万贯增至一千二百万贯。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结构中的无组织力量在稍受限制之后，又很快地反攻倒算，恶性发展。开元之治只保持了二十年左右的繁荣局面，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很快就陷于衰落境地了。
我们再来看看唐代后期的一次变法改革——永贞改革。当时，一批有抱负的臣僚王叔文、柳宗元、刘禹锡、王伾等，团结在唐顺宗周围，把改革的矛头指向猖獗的无组织力量，打击腐朽的宦官和藩镇势力，停发内侍郭志政等十九人的薪俸，为受廹害排挤的官员陆贽、阳城等人平反。经济上推行德宗时制定的两税法，抑兼并，止苟征，免除百姓历年积欠的课税。这些政策深得人心，“市里欢呼”。但是永贞改革之际毕竟不是贞观、开元的时候了，无组织力量已合流成一股不可控制的势力。当时，朝中大官僚、大士族高郢、郑珣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