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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管理事务的增加不是官僚膨胀的主要原因。
官僚膨胀的主要原因是封建官僚机构自身的腐化。腐化造成行政效率越来越低。行政效率越低，又要达到强控制的目的，就不得不增加机构和人员，从而造成恶性循环。
明末的情况相当典型。当时官员已比初期增加十余倍了，但由于内部摩擦和腐朽，反而出现了官员匮乏的反常现象。万历末年，中央到地方各级机构，办事官员“十缺六七”。有的中央官的缺俸竟达五个月之久。内阁大学士应有五、六人，实到办公的只有叶向高一人。给事中应为三十三人，实际只有五人供事。而湖广、河南、福建告缺巡抚。另一方面，当时有上千名新录贡生长期滞留京城，向主事官员乞求任命。明末这种有官无人当，有事无人问的瘫痪局面，其根本原因是官僚机构已经完全腐败。大量官员挂官籍以支取官俸却不到职办事，官僚们因循苟且，结党以谋私利。官僚机构越腐败，所需的官员也就越多，膨胀也就越快。
可见，中国封建社会官僚机构的膨胀与腐败，是一体化调节机制日益老化、逐步丧失其调节功能的表现。这种现象是中国封建社会每一个王朝都具有的历史病。一体化调节能力越低，官僚机构的腐化膨胀就越厉害。东晋就是这样，其地盘根小，但官员数量在比例上超过其他王朝。
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这种历史病在每一个王朝都反复发作？它又是怎样导致宗法一体化结构逐步丧失调节功能，使封建帝国日益老化而趋于崩溃的？
3。2封建特权与低薪制
为什么封建官僚机构的腐化，就象铁在空气中生锈、刀在使团中变钝那样，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趋势呢？因为，中国封建社会官僚机构具有两个特征。第一，是为了实现对社会的全面控制，不得不把管理权授给一部分社会成员，这些成员又是来它于封建剥削阶级的。简言之，中国封建官僚机构是属于封建剥削阶级的统治工具，这种阶级属性决定了腐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权力本身在剥削阶级分子那里就成为腐蚀剂。第二，为了建立庞大的官僚网，又不致于造成国家过重的负担，封建政府对官员采取了两种看来是互相矛盾的政策，即按官僚等级划分的封建特权和普遍的低薪制。正是这两个特点，使得利用权力谋私利，贪赃枉法，假公济私，贿赂迎奉，拉关系，说假话，两重人格等等成为中国封建官僚的通病。
确实，除宋代官僚俸禄特别优厚以外，其他各个朝代的俸禄都不算太高。唐代官俸仅次于宋，以开元时为最高，大历时为最低。其中一品官与九品官的官俸差额，开元时约为十四点二倍，大历时约为六十二点五倍。唐代二品官实际所得，合米一百二十公石。开元时正九品小官实际所得合米十公石。东汉最高级的二千石大官，每月货币收入不过十八贯，折米二十八公石半，最低级的小官每月实际得米仅有一点九公石。
官员仅靠官僚生活，状况将怎样？我们可以拿开元时代一个九品官和一普通纸商的生活作一对照。当时，一个名叫陈泰的纸商，供养家人共二十口，一年约一百缗就够用了，每人每年的生活费大约为五千文。而一个九品官如仅凭官俸生活，年收入仅三万五千八百文左右，就是供养一个十口之家，每人平均还不到五千文。如果他家象陈泰那样有二十四，那生活就相当清苦了。即使象宠妃杨贵妃之兄杨国忠，权高势重，不可一世，如果他仅靠其司空俸收入生活，每月只能拿到几十贯钱，相当于一百六十石大米。明代著名清官海瑞在淳安任知县时，一天忽然买了两斤肉，同僚们甚为奇怪。原来，海瑞是为母亲过生日才买肉吃的。海瑞死于任所时，甚至贫穷到不能治棺槨，由同僚们相与捐金治具。
与低薪制并行不悖的是封建特权。特权又与品级高低直接相关。唐代，只要是最低品官就可以成为不课户，免纳赋税。高级官员特权更为明显。根据《唐律疏义》，六品官以下者原则上免本人课役，五品官以上的连同居者也能沾光免课役。他们有机会朝见皇帝，向皇帝推荐用人，住房可以“得制乌头门”。各级官员子弟能上何类学校也有规定。另外，三品官可以荫曾孙，五品荫孙。宋代特权更为严重，只要当官，除优厚的俸禄之外，还有职钱、禄粟、仆人衣粮（宰相可领七十个仆人的衣粮）、茶酒厨料、炭薪、盐、马匹的刍粟、添给钱、职田等等名目，此外还有相当高的办公费。当时，节度使月俸四百贯，公用钱竟达三千至一万贯。而一亩地仅一、二贯至二、三贯钱。这简直是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清代八旗中的宗室，均为世职，世代享用，并在法律上享有宽刑、免刑等特权。中国老百姓有两句俗话，一为“一人当官，鸡犬升天”，二为“朝中有人好办事”，就是指的封建官僚的特权和权势。
吏员虽不算国家官僚机器的正式编制，有的连薪金也拿不到。按规定来说，他们不享有任何特权。但他们是封建政府的办事人员。催租催赋，摊派摇役，捕人缉拿，及处理各种民事，管理市场、关卡，都是吏员的事务。于是他们也有了相应的权力。而且吏员不受官僚那种回避乡里，几年一调转的限制，形成“为吏者传袭及子孙”，进而造成“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的现象。北宋初年、全国吏员例不给禄食，但允许他们接受贿赂。熙宁三年（1O71年）开始走吏禄，当时京师诸司，每年要支吏禄钱三千八百三十四贯。五年后，熙宁八年，这个数字几乎翻了十倍，达三十七万一千五百三十三贯。但吏员们受贿贪污依然如故。宋代有“吏强官弱”、“公人世界”的说法。吏员往往是地方基层的土皇帝、地头蛇。杜甫在著名的《石壕吏》一诗中，刻划了一个黄昏闯入农家、吓得老翁窬墙而逃的唐代恶吏的形象。这些人打着为国家办事的招牌，欺压百姓，揩足了油水。
这样，一方面是封建特权，有权就有一切，另一方面是表面的低薪制，就造成一个使官僚机构趋于腐化的巨大势垒。封建特权的存在，使官僚地位成为儒生刻意追逐的目标。所谓“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是儒生一生中最得意的两件大事。低薪制使得官僚机构有可能吸收更多的人当官。他们一旦当官，便攀就高门，扶植亲信，联络裙带，结成广泛而又牢固的有权有势的社会关系网。然后，它便开始放胆地侵吞社会财富。汉哀帝幸臣董贤，唐代名将郭子仪，北宋末年的六贼，都是家财成万上亿，奴婢成千的大富豪。清代的和坤，占地八千顷，有当铺、银号、古玩铺一百三十座，私自藏金三万余两、银三百余万两，据估计财产总值折银二万二千三百万两，相当于乾隆56年（1791年）国家财政总收入四千三百五十九万两的五倍！而他的一个家奴刘全的家产也达二十万之多。能做到况钟在《示子诗》中所说的“虽无经济才，尚守清白节”的官僚，不过是儒臣的理想主义者。象海瑞、况钟这样的清廉有为的官僚，是极为罕见的，而贪官酷吏则比比皆是。
尤其是官僚的荫补特权，它涉及官僚后代的利益，更是加速腐朽的催化剂。一个高官，凭借这种特权可以荫补多人，“多至一二十人，少不下五七人，不限才愚，尽居禄位，未立襁褓，已列簪绅”。苗补特权使得那些只知声色犬马的纨绔子弟身居高位。这种人当官后，不会也不去过问政事，因此造成很多人支俸而不理事的腐败局面。清代鸦片战争时，依靠满族贵族身份当上官僚的奕山、奕经，被派到南方当靖逆将军。奕山到广东后只知收刮宝货，被称作“翡翠将军”。奕经到浙江，只以酒色为事，妓不离营，被称为“琵琶将军”（抱“肉琵琶”）。由这样的将军指挥作战，有何战斗力可言！
中国封建社会要实现一体化结构，国家必须依靠大大小小的各级官吏，同时也就把管理土地及其他事务的权力赋予他们。而这些官员们本身又是封建剥削阶级分子，是土地的兼并者，私利的谋取者。他们获得权力，如虎添翼，可以更加便利和放肆地掠夺土地与财富。封建国家不能再造一架控制官僚机构的机器，这样，官僚机构这架调节器本身就成为造成危机的根源之一。事实上，每当出现社会问题时，封建国家总是用增加机构和人员的办法加强控制。其后果往往适得其反，机构与人员的膨胀又加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