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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就相当完备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户籍、地籍调查制度推行之长久和有效，是世界其他封建国家所没有的。这一制度保证了封建统一大国必须掌握的重要的信息，能定期地完整地汇集到中央机构，中央能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制定相应的政策，调节不利于统治的因素。户籍制度同时又是稳定社会和对农民实行强控制与封建剥削的手段。这样，从中央到地方（州、县），从基层行政管理机构（如乡、亭、里），到家庭，甚至每个劳动力，都置于官僚机构的严密控制之下。国家掌握每个人的情况细致到如此程度，如隋代的“貌阅”和唐代的“团貌”，规定了地方官吏不仅要每年掌握人口、土地的数量，而且必须检阅人丁的形貌，防止低报年龄及伪报老病的情况发生。唐律中规定了农村基层管理者“里正”每年从十月一日起，就要调查本地土地农户情况，校勘造簿。失职者要依法处置。农民使土地荒芜也算犯法。甚至对农民在众业田上的种植物也规定得非常具体，“依田令，户内永业田，课植桑五十棵以上，榆枣各十棵以上”民农民不能自由迁居，法律不允许课户逃亡。宋朝初年，每年春正月下劝农诏，对新垦土地实行暂不加税的政策。扩大垦地、增殖户口，成为考核地方官吏的重要内容。国家还派农业技师在农忙时去指导农民的农业生产。
理解了强控制特点，即用国家政权力量对偏离适应态作出有力的调节，对史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些问题也就可以得到较为真切的理解。比如土地究竟可不可以买卖？实际上是可以买卖、也不可以买卖，关键是看土地买卖会不会使系统偏离平衡。土地买卖可以造成田产的流动，防止人身依附关系的加强，是地主经济的重要特点。我国自商秧变法开始，从原则上来讲，土地是可以自由买卖的。但是，另一方面，土地的自由买卖又是地主兼并土地与国家争夺农户的重要途径。如果过份偏离平衡，国家不控制土地的买卖，便会危及自身时，它就要颁布法令禁止之。因此，封建大国往往要根据具体情况，一会儿放松对土地买卖的限制，一会儿又颁布禁止土地买卖的政策法令。
对待商业也是这样。跨地域的庞大官僚机构的存在，必须依靠一定的货物流通。但商业过份发展对封建经济是有害的。因此出现了这种情况：一方面允许商人活动，称国家不与民争利；另一方面在商业过于发展时又要抑商。汉初实行无为而治政策时，出现了很多大商人，如卓氏、程郑、孔氏、曹邴氏、刁闲、师史、任氏、无盐氏、诸田、杜氏等，都富比王侯，“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的商人“不可胜数”，出现了“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的局面。让这种情况放任自流，使之发展下去，是危险的。汉武帝时，就开始实行盐铁专卖、收回造币权和没收大商人的财产等政策。
对意识形态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强控制，也是维持脆性平衡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封建社会中大多数封建王朝是由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参政执行行政管理职能的，思想控制也很严。不读诗书，就意味着排除于仕途之外。同时儒家思想是不容动摇和怀疑的。从汉代起国家就开始的编书修史，以及明清的烧禁书、兴文字狱，这些都是对意识形态强控制的手段。秦代四百六十个文人因文字而丧祸被坑杀。汉代司马迁的外甥杨恽，因为给友人信中发了点牢骚，表示自己没当官可不受朝廷约束，就被汉空帝处以腰斩之刑。明初朱元璋兴文字狱。清代在公元1778～1782年的五年间文字狱就有近四十起。乾隆在大兴文字狱的同时，还着手编《四库全书》，历时十年收书三千四百五十七种，但根据《查办违碍书籍条规》销毁禁绝的书就达二千四百种。编书是为了加强思想控制，维护一体化，而烧书也是为了消除有可能危及封建统治的思想倾向。一手编书，一手烧书，充分表现了强控制保持适应态的控制手法。
强控制还特别表现在充分利用宗法制度同构体上。家庭家族同构体对人的行为是无形的但又是最直接的约束。历代封建统治者对旌表孝子烈女节妇是不遗余力的。人们对封建家长的作逆，往往意味着杀身之祸。中国历来有利用家庭和舆论来控制人们言行的传统。中国近现代史上，不少知识分子反封建的第一个举动就是从封建家庭中逃出来，从反抗封建伦理道德发展到反对封建制度。
2。13繁荣与阴影
能够在分散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造就封建王朝鼎盛时期的高度繁荣。在人类历史上，继罗马奴隶制超级大国造就的奴隶制时代最高文明之后，中国创造了封建时代的最高文明成就。
农民是封建社会的生产者，财富的创造者。但小农经济又使得农民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分散在广大的缺乏联系的地区里，并很快被普遍贫困的社会经济所吸干。在世界其他封建国家里，国家无力组织巨大的公共工程。古埃及的金字塔、罗马的官道和水渠，都是奴隶制文明的产物。但中国封建大国却通过宗法一体化结构对整个社会的强控制，把农民组织起来完成巨大的公共工程，把财富集中起来造就了都市的繁华。
从秦始皇筑万里长城开始，直至清代中叶，二千年间各种规模宏伟的水利交通事业、城市、帝王宫殿和寝陵，以及寺观，从未停止过建造。月球发回的传真照片表明，万里长城是月球上可以看到的人造工程。这些工程集中了巨大的人力物力，通过几十年、甚至数百年的时间，由一代又一代的劳动者完成。成都平原的人工灌溉系统的形成就是一例。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巴蜀人民就开凿江沱，并得灌溉之利。秦代李冰父子又开凿郫江、检江、羊摩江三条人工河流，修筑了造福后代的都江堰工程。西汉孝文帝时，蜀守文翁又“穿湔江灌溉繁田千七百顷。”史书称这些人工河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至东汉时，又穿望川原。就这样一代接一代地修起了便利的灌溉系统，为精耕细作提供了基础，造福于子孙后代千百年。
我国农业生产水平之高，在古代世界是惊人的，不仅农业生产技术非常发达，劳动生产率也是罕见的。远在汉代，我国每年粮食总产量就为三百二十亿斤，劳动生产率是平均每人二千斤。唐代，粮食年总产量达五百九十五亿斤，宋代竟达一千二百八十四亿斤。唐代按人口峰值六千万计，人均占有粮食近一千斤。宋代人口总数争议颇大，就按范文澜的最高估计有一亿人计算，人均占有粮食也达一千三百斤。欧洲封建社会农业生产水平就低得多。
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决定了城市的政治和消费的特点。从中央到地方直至乡里。官僚机构象巨大的神经网络一样延伸开来。它要求有相应的交通联络系统、消费服务系统。从都城到郡县的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城市，大多是实行政治统治的堡垒——各级衙门所在地，又是封建统治者的享乐场所。中国封建社会非农业人口所占比例和现在差不多，约占百分之二十。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出现了几十万人口的大城市——山东淄博。唐代都城长安，宋代都城开封，南宋都城临安，人口都达到百万以上。据苏联大百科全书《城市》一书统计，十三至十四世纪中国拥有十万以上人口的城市不下五十个。书中称“在中世纪东方所有城市中，中国的城市人口最多，最繁华，最富庶，最美丽”。另外，欧洲“中世纪城市人数一般不超过五千到一万”，只有科伦、伦敦等很少的城市居民达四至五万。居民人数达十万的，只有威尼斯、佛罗伦萨、米兰。这也就难怪当西方中世纪游客到达伊斯兰阿拔斯王朝首都大马士革，见到该城有五十万人口，就惊讶得瞠目结舌了。宋代东京城内，有一百三十余座寺观祠庙，七十二家富丽堂皇的大酒楼，而号称“瓦子”的民众乐园，一次就可接纳数千人游乐。当时，仅汴河一路，每年从江南运往京城的粮食就有五百至七百万石之多。商业的发达表现在行业分工的细致上，南宋京都临安商业达四百多行，有米市、肉市、川广生药市、象牙玳瑁市、金银市、花朵市、卦市……不一而足。据《武林旧事》列举临安城贩卖的市食有四十一种，果子类四十二种，粥类九种，糕类十九种，甚至冷饮也有十七种，名酒五十四种。据记载，当时各酒楼点检酒息，日课以数十万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