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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7日 走向“文化诗学” 童庆炳
主讲人简介童庆炳，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1936年生于福建，195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后留校任教至今。中国文艺理论学会顾问，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协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北京社科联常委，暨南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18所大学兼职教授。长期从事文学理论、中国古代诗学、美学、文艺心理学等方面的研究。
主要著作有：《文学概论》、《文学活动的美学阐释》、《艺术创作与审美心理》、《中国古代诗学与美学》、《文体与文体创作》、《文学审美特征论》、《童庆炳文学五说》、《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创作美学》等。
内容简介在中国进入21世纪的时候，提出“文化诗学”这个命题并不是哪个理论家的突发奇想。“文化诗学”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恰当的回应。
“文化诗学”的基本诉求是通过对文学文本和文学现象的解析，提倡深度的精神文化，提倡人文关怀，提倡诗意的追求，批判社会文化中一切浅薄的、俗气的、丑恶的和反文化的东西。
“文化诗学”的基本追求是：关心现实的文化存在状况；对于现实中存在的负面文化及其表现进行诗意的批评；重视文化发展中的人文维度；将文学艺术问题、诗学问题纳入文化范围。
全文大家好，今天我讲的题目，是走向《文化诗学》。这个“文化诗学”，是文学理论的题目。提出这个“文化诗学”这样一个命题，并不是理论家突发奇想，这是一个现实文化存在状况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当前现实文化存在的状况，既让我们感到十分的欣慰，同时，又让我们感到不安，为什么这么说，欣慰的是，中国人们在20多年以前开始的改革开放，让我们摆脱了贫困的日子，解决了吃住穿这些问题，人们生活，的确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不安的是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也给我们带来了许许多多令人困惑的问题，比如说道德失范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很严重的，那么现实中的这样一些负面问题，是怎么产生的呢，或者说它产生的根源在哪里呢。
我的看法是，文化它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有物质文化、有制度文化，有精神文化，当这种三种文化形态它发展不平衡，出现一种畸形的时候呢，那么社会文化道德失范的问题有就产生了。我认为，经济的发展，是要有人文精神的引导，先进的精神文化绝对不是那种可有可无的东西，它必然就要在很大的程度上作用于社会的经济发展，没有社会的经济发展，是万万不可的，但是没有社会的健康的精神文化的发展，也是万万不可的，在物质文化发展的同时，人文理想先进的精神文化，我们需要这样的关怀，这就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更加重要的是，现代工业经济的发展，需要深度的精神文化的引导，经济的发展要体现一种以人为本，如果经济的发展不利于人的建设，不利于人性的完善，这个让人们感到机器的压迫，环境的污染，文物的破坏，信仰的失落，欲望无穷地膨胀的话，那么这种经济发展对人们生活的意义就有了很大的局限，所以我们应该清楚的认识到，现代经济的发展，和精神文化的发展，并不是总是统一的，它相反这两者的发展，它往往是一种矛盾的，就是说在人类的历史上，工业文明所代表的这种经济发展，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常常出现一种二元对立的现象，那么在这样一个现实的面前呢，作为人文、社会工作者，作为一个作家，文艺理论家，他们能做什么呢，难道，他们就一味地加入到推销那种消费主义呀，享乐主义呀，拜金主义呀，拜物主义这种行列中去吗？当然不是，我们，要用我们的作品去影响经济发展，要制约经济发展给我们带来的某些负面的影响，所以基于以上的原因，在中国当前的学术界，就流行一种叫做文化研究，这种文化研究它是西方引进来的一个词，但是，这个词被引进以后，它成为了我们中国当前的一种思潮，这种文化研究，是对现实的一种回应，它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是目前的这种文化研究的对象已经从解读大众文化等等现象，进一步地蔓延，比如说去解读环境污染，解读广告，解读模特表演，解读小区热，解读轿车热，去解读网络热等等，结果，解读的对象就离开了文学、艺术作品本身了，那么这样子，这种文化研究这种文化批评，就越来越成为了一种无诗意的，和反诗意的社会学的批评，那么这种批评我觉得它是一种社会学的批评，是一种政治学的批评，像这样发展下去，这个文化研究它就要跟文学、艺术脱钩，要跟文学艺术理论脱钩，那么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那么我们提出了“文化诗学”的一种构想。
“文化诗学”当然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积极的回应了，但是“文化诗学”提出的理由是什么，首先，它是诗学的，也就是说它是诗意的，它是主张诗情画意的，不是那种反诗意的，非诗意的，它不能够脱离开文学艺术作品，其次呢，它的研究和批评的视野呢是文化的，那么有人可能要问，你说的这种“文化诗学”不就是我们以前曾经很熟悉的文艺社会学吗，那么传统社会学不就是从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中来审视和考察文学艺术的吗，那么这里呢，我们应该看到，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发展出现了两次转折，第一次就是80年代初期的所谓的审美的转折，那个时候邓小平提出来，以后我们不再提文学为政治服务了，文学是什么，文学是一种审美的东西，当时讨论得很热烈，那么这是一次转向，那么到了90年代呢，又说文学艺术这是一种语言，出现了一种语言的转向，那么自审美的转向与语言的转向以后呢，那么这个文艺社会学已经沉寂了相当的一段时间了。现在，由于新的文化研究的勃兴，我们似乎看到似乎又回到了原点，我们又关注一些文学以外的似乎这种外部的问题，实际上，不是，现在新兴的这种“文化诗学”，跟原来的那个旧的文艺社会学，已经有很大不同，首先就是文化诗学它所面对的对象比过去要宽广得多，过去的文艺社会学它就解读传统的现实主义的，浪漫主义的那些作品，而现代的文学诗学它要解读的对象大大的扩大，包括文学艺术，各种题材，各种类型的作品，包括现在发展起来的、流行的大众文化，影视这些都是我们要解读的对象，所以它对象大大地拓展了，另外观念也更新了，比如说现在有什么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这都是一些观念的一些变化，这些问题一下子讲起来是很复杂的，不是我们一下子能够很简单就能够给大家说清楚的，也就是说自从审美的和语言的这种洗礼以后，这个“文化诗学”它找到了一种新的批评方法，那就是紧紧的从作品的语言出发，来揭示作品的思想意义，而不是像那些过去那些批评家那样，脱离开作品的形式和语言，空谈一些意义，已经不是那样了。
那么“文化诗学”的基本诉求是什么呢，那么就是通过对文学文本，和文学现象的文化解析，提倡深度的精神文化，提倡人文关怀，提倡诗意的追求，批判社会文化中一切浅薄的、庸俗的、丑恶的、不顾廉耻的和反文化的东西。深度的精神文化，应该是本民族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与世界的优秀文化的一种交融的产物，它追求意义和价值，那么这种深度的精神文化的主要特征，就是它的人文的品格，以人为本，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保证人的心里的健康，关怀人的情感的世界，促进人的感性，知性和理性的全面的发展。
“文化诗学”是具有当代性的一种文艺理论，它的基本要求呢，我可以分为三点来讲，第一点“文化诗学”关怀文学的现实的存在状态，具有一种现实性的品格，它紧紧地扣住中国的市场化，产业化，以及全球化，折射到文学艺术中出现的问题，并且呢，要加以深刻地揭示，当前的一些文学艺术作品，随着市场经济漂流，为了赚钱，不惜鲜廉寡耻，一味热衷我刚才说过的所谓“原生态”的性描写，迎合人的那种低级的趣味，把人的感觉给动物化了，或者是宣扬暴力，把抢劫，绑架，斗殴这些东西当成英雄的事业，影响我们的青少年，使我们的青少年不知不觉当中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