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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他们“爱人间”的一种证明。这样的创作取向，用李先生的“乐感文化”加以诠释，我想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然而，真要说这种对普通的日常琐细的兴趣唯中国所独有，那也不免武断。在日本文化中，向来就有“故意往清茶淡饭中寻其固有之味”的审美倾向，这一直为知堂所倾慕。我们当然可以说这是日本的古代文化汲取了中国的“乐生”的内核。但有趣的是，在古希腊，也有这样的智慧和情怀。在英国学者基托的《希腊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中，通过对荷马史诗的分析，论述了希腊民族那种高度悲剧性的性格，但又说，这并不等于他们“将生活视为乏味之物”。他写道：“荷马在描写战斗场面时饶有兴味，对其他任何东西的描述也同样充满了热情。他看任何一件事物，都带着强烈的兴趣，无论是奥德修斯建造他的小艇，还是英雄们在营地生火做饭，享用丰盛的晚餐，晚宴后常常还有唱歌……他们对各种活动（自然的、心智的、情感的）均有永不餍足的胃口，在从事各种活动，以及观察他们如何行事方面有着永无止境的喜爱。几乎每一页荷马的著作都可以为此作证。悲剧的潜流绝不是感觉生活不值得过……”古希腊民族性中那种崇尚荣耀、敢于英勇赴死的悲剧性格，与热爱普通日常生活，对世间一草一木充满兴趣的情怀，正好形成强烈的对照和完整的补充。（这是不是可以看作对“不知死焉知生”哲学与“不知生焉知死”哲学的一种古已有之的奇妙整合呢？）这种希腊精神令知堂十分向往，他自己所一直标榜的“流氓气”和“绅士气”，恐怕就和这种两极的性格追求大有关系。可惜他终究不是希腊人，越到后期，他身上的“流氓气”就越显不足了。
其实知堂一生写过很多关于古希腊的文章，他对希腊精神的体会是极为深刻的。在1926年的讲演稿《希腊闲话》中，他把这一精神（也就是希腊人人生观的特点）概括为二：一是现世主义，一是爱美的精神。这与我们上文从基托书中引出的两点正好对应。有趣的是，在分析现世主义时，他从神话中的两种说法入手，介绍了关于“死后生活如何”的希腊式思考，结果，他们“完全把现世的快乐搬到死后去了”，“因为觉得现世的可爱，所以要更进一步把现世的状态延长”。这与我们这里的“鸡犬飞升”实在有异曲同工之妙。但知堂的结论，却是对于我们的“国民性”的批判：“中国的现世主义是可佩服的……不过中国文明没有希腊文明爱美的特长，所以虽是相似，却未免有流于俗恶的地方。”在写于1936年的《希腊人的好学》（收入《瓜豆集》）中，他又尖锐指出：“好学亦不甚难，难在那样的超越利害，纯粹求知而非为实用——其实，实用也何尝不是即在其中。中国人专讲实用，结果却是无知亦无得，不能如欧几里得的弟子赚得两角钱而又学了几何。中国向来无动植物学……有关于草木虫鱼的记述，但终于没有成为独立的部门，这原因便在对于这些东西缺乏兴趣，不真想知道。本来草木虫鱼是天地万物中最好玩的东西，尚且如此，更不必说抽象的了。”在写于1921年的《新希腊与中国》（收入《谈虎集》）中，说得更是一针见血：“中国人近来常常以平和耐苦自豪，这其实并不是好现象。我并非以平和为不好，只因中国的平和耐苦不是积极的德性，乃是消极的衰耗的证候……”这些话，现在读来，仍能给人一种强烈的震撼。
看来，对于中国的“乐感文化”，我们还不能满足于点到为止，而应作更深一层的剖析。周作人与张爱玲遭逢乱世，有些行为让人不可理喻，特别是周作人“附逆”，更成为洗刷不掉的罪过。但至少在写作上，他们还一直保持着求知向上的欲望，仍在积极进行探求和创造，包括对于“草木虫鱼”和“野草野菜”的研究，这又具有一定的建设性。他们那时的作品后来也一直有着较强的生命力。他们的身心经历和文化实践，不也应该成为我们重要的研究对象么？
（《实用理性和乐感文化》，李泽厚著，三联书店2005年1月版）
和易中天先生讨论些问题
？ 解正中
最近读了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先生的《品人录》一书，我感到他虽然对项羽、刘邦、韩信等人的定性褒贬，大体上合乎情理，但对曹操、武则天等人的定性评价则不太合乎实际。该书把他们的人性、人格、道德、品质的恶劣表现看得无足轻重，不屑多谈，乃至把他（她）们归结为“最优秀最杰出”的英雄豪杰。当然值得肯定的是易中天先生行文优美，语言活泼，加上联想丰富，人物形象写得生动有趣，活灵活现。
武则天、曹操除了给后人留下一些沉重的故事（还给学者教授留下一些研究资料），似乎并没有留下太多有价值的东西。即使拿他们的某些“有趣”、“可爱”乃至有本事有手段的亮点，同他们的残忍暴戾、奸险狡诈、冷酷无情、作恶多端、滥杀无辜、草菅人命比起来，也变得黯淡无光微不足道了，哪里配称得上是“最优秀最杰出最有魅力的人物”呢？！果说有本事有手段，甚至不择手段卑鄙无耻地达到目的，弄到权力，便是优秀杰出的人物，那么希特勒算不算一个呢？？（他肯定有点本事，并且手段高明，几乎占领整个欧洲大陆）。曾经侵略大半个中国制造南京大屠杀血案的东条英机算不算一个呢？中国历史上（外国也不例外）出现过一些坏人，我们虽然无法选择，但我们有权对这些人作出评判，并希望以他们的品行作为教训引起后人警惕，让后人多想己错己过，多行仁善，少留恶迹。如果武则天一类的人都变成了最优秀最杰出的人物，人类还有什么希望呢？如果人们都向这类人物顶礼膜拜，学习本领，大地岂不要变得腥风血雨黑夜沉沉了吗？
易中天教授说：“如果曹操为人忠厚老实，武则天也心慈手软，他们确实不会留下骂名，但他们的前途却渺茫，他们的事业不会成功。他们自己的身家性命也未必会有什么保障。曹操也许会在那乱世死于非命。武则天则只能在感业寺里了此一生。这难道就不是悲剧吗？……在此以前，我们总是习惯于把王朝的兴衰、事业的成败、历史的更替和事情的对错都归结为个人的原因，归结为某个领袖人物或主导人物个人品质的优劣好坏。与此同时，历史人物也都被按照一种简单的善恶二元论，被分成好人和坏人、君子和小人，分成仁君和暴君、明君和昏君，或者忠臣和奸臣、清官和贪官，以及好汉和坏蛋、英雄和流氓等等，于是历史人物无一例外地都被脸谱化了，中国历史变成了一个大戏台。”
这段话，经不起推敲。易先生的这段话，完全是从自私和功利出发的。如果曹操不起事称雄，逐鹿中原，是不是个人前途就渺茫，甚至连身家性命都难保呢？我看未必。东汉末年，“苟全性命于乱世”的人很多（诸葛亮就是最早安于此道的人）。假若曹操当年加入这个行列，至少是“曾被屠城徐州造成十万生灵死亡的那些无辜者”的大幸，是崔琰、孔融、边让、赵彦、杨修、袁忠、许悠、荀彧……免遭屠戮的大幸，是祭酒师勖、医生华佗以及一些被他所谓在梦中杀死的一些下人的大幸。玩政治也不能不讲道德，道德法庭是永远存在的。这样一个“没有他不敢杀和杀不了的”杀人狂，这样一个拿别人生命当儿戏的军阀武夫（曹操能写诗，朱元璋也会写诗呢），这样一个盗墓劫财、逼宫杀后，“平生奸伪，死见真性”的小人，如果不是时势造化选择了他，华夏的历史难道还会真有什么缺失和遗憾吗？
易中天教授轻视把历史人物脸谱化。然而，他不知道，中国民间戏曲艺术千百年来脸谱化某些历史人物，却有着深刻的逻辑和准确的评价。前些年，报纸上有一篇文章谈到曹操的大白脸，分析深刻。文章说：“像曹操这样的人，用什么颜色勾画他的脸谱，才足以相称呢？实在太难了。无论什么色彩什么图案加在他的脸上，都觉得太浅近，太单薄，不能显其灵魂于万一，只有一张白脸，才显得奥妙无穷。这白不是淑女的凝脂白，不是秀士的儒雅白，不是厉鬼的凄怨白，按照民间传说，这是‘鱼肚白’，鱼肚白！他是冷血动物，没有人的血性。由他的冷血面孔，让人时时想到死亡。只有这样，才是彻底的曹操。”
武则天所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