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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断精确，近来谈清代掌故诸著作中，实称上品，未可以人废言也。”——明明白白地交代了此诗的本意。而此跋随诗都已被收录入《陈寅恪诗存》，倘若稍有留意，当不会看朱成碧。其实此诗直抒胸臆，并无晦涩难解之处。首联先是提及黄秋岳“骤被独柳之祸”后遭处决，之后则说读完《花随人圣庵摭忆》又深赏其才华。颔联惋惜黄氏大好才华奈何做贼，所幸残帙遗文还能流传于后。颈联则感叹黄秋岳写杏花诗时的“前游”不在，空留下一联断句牵动后人哀思。至于尾联，发的则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的喟叹。全诗起承转合间法度井然，大致上并无多少可以合理“误读”的空间。本来诗无达诂，硬要说陈先生是借他人杯酒感慨时事，是表达“陈寅恪在大变动的那种六神无主和悲哀”也并无不可，但引用此诗时不提原作者亲手所写的短跋未免太过粗疏了。
此外，《花随人圣庵摭忆》也不算僻书。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3年曾加以整理影印，台湾联经出版社也曾出版过此书。世纪出版集团在2000年曾出版过一套《民国史料笔记丛刊》，其中也收录了这本《花随人圣庵摭忆》，大概算是最新的一个版本了吧。
从与李泽厚的聚谈说开去
？ 刘绪源
去年盛夏，移居美国的李泽厚先生曾回国小住，中间也曾到上海讲学。乘讲学间隙，我们陪他看望了因眼疾住院的王元化先生，后又同他进行了一场小范围的聚谈。李先生快人快语，风度不减当年，针砭时弊，月旦人物，真称得上口无遮拦。我们同他谈到周作人与张爱玲。和过去一样，这两个人，李先生都“不喜欢”。尤其对周作人，他说，他的一些重要文章，有的还是艺术上属上乘的至文，都写于敌伪时期，这让我觉得不可理解，甚至不可谅解。对张爱玲的不喜欢，很大程度上恐怕也是出于同一原因。我不很同意他的观点，便举知堂那篇广受诟病的《野草的俗名》为例。此文按文末标注，完稿时是“廿六年八月七日在北平”。文章虽只三千余字，但写得十分结实，引文极多极杂，文字的行进相当缓慢，看来并非一二日所能完成的。而“廿六年八月七日”，即1937年8月7日，也就是“七七事变”后整一个月，当时北平城中之紧张混乱可想而知。周作人在这样的时候埋头写这样的文章，当然容易为人所不能理解。但真的想一想，他是否就是心安理得，甚至心境愉快地在写这样的文字？只要把他早年所写的、题材与之相类似的《故乡的野菜》拿来一比，前者的轻盈平和与后者的沉滞苦涩，是一眼就能看得出来的。《野草的俗名》最后写道：“中国方言亟待调查，声韵转变的研究固然是重要，名物训诂方面也不可闲却，这样才与民俗学有关系，只怕少有人感兴趣。不单是在这时候没有工夫来理会这些事也。”这也曲折地透露了写作时不寻常的外界气氛。我觉得，那些日子，他与普通北平市民一样，也是处于惶惑与焦虑中的，只是他以自己多年形成的方式，强使自己沉入到学问与研究中去，让心灵逃遁喧嚣的尘世，获得一种暂时的宁静。他这种内心苦涩，藏得很深，一般人难以读解出来，而冲锋陷阵的将士更是不屑于顾及其间的微意。这正如鲁迅在谈到《知堂五十自寿诗》时所言：“至于周作人之诗，其实还是藏些对于现状的不平的，但太隐晦，已为一般者所不憭……”（《致杨霁云信》）李泽厚先生听后，沉吟片刻，说：“我不喜欢还是不喜欢，没办法。我也曾找了一些他的书来看，但看后还是不喜欢。艺术上的喜好与否，有时就是一种偏爱，说不出多少道理。要承认这种偏爱。”作为一位资深的美学家，我想他说得是有道理的。
在上海期间，李先生讲得比较多的，还是他近十几年来所集中思考的“历史本体论”和“乐感文化”等。在他离去后，我重新捧读他的《实用理性和乐感文化》，却有了一点异样的发现。此书中多次写到，海德格尔的“未知死，焉知生”与孔老夫子的“未知生，焉知死”，正可形成一个对照——
依据Heidegger，只有排除“活在世上”“与他人共在”而专注于“前行到那无可避免的死亡”而敞开的多种可能性中的自觉选择和自我决断，才有真正的在……面向死亡的个体情感是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这种“未知死焉知生”的死亡哲学，给予人的并不是怯懦、消极或悲观，而是勇敢、悲情、奋发、冲力……Heidegger的“未知死焉知生”的反理性哲学，正是以极度抽象的理性凝聚鄙弃日常生活和生存以制造激情的崇高，从而也使这种感情可以引向某种深沉的狂热。
……恰好相反，“未知生焉知死”强调的是，以普通日常生活为本根实在，以细致、丰富、多样的人世冷暖为“本真本己”，以“活在世上”的个体与他人的你、我、他（她）的“共在”关系，来代替个体与Being（刘注：在，存在）或上帝的单向却孤独的“圣洁”关系。“未知生焉知死”将“神圣”建立在这个平凡、世俗、具体的现实生活之中。这就是“道在伦常日用之中”，就是“布帛菽粟之中，自有许多滋味，咀嚼不尽”（明张岱书信），就在此平凡世俗中去窥探生存的本体、存在的奥秘……我曾一再征引纳兰性德“当时只道是寻常”：你的日常世俗生活中的种种滋味，其实并不寻常。一部《红楼梦》之所以为中国人百读不厌，也就因为它让你在那些极端琐细的衣食住行和人情世故中，在种种交往活动、人际关系、人情冷暖中，去感受那人生的哀痛、悲伤和爱恋，去领略、享受和理解人生，它可以是一点也不寻常。
我之所以抄引这么多，一是因为这些话确实说得好，将孔子与海德格尔的哲学作这种旗帜鲜明的对比，至少在我真是茅塞顿开；第二则是因为由此想到了周作人。周作人曾经说过，他不喜欢一切激动的形态，并认为人在激动时，那表情也是丑陋的。“我的理想只是那么平常而真实的人生，凡是热狂的与虚华的，无论善或是恶，皆为我所不喜欢……”（《书房一角》原序）他所信奉的人生哲学，与海德格尔的相去甚远，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他，还有张爱玲，与“不知生焉知死”的哲学，却又离得那样近，仿佛日常的一举一动，都早已融合在这哲学里了。而李泽厚先生所说的“乐感文化”，正是以这样一种“乐生”的哲学为内核的。于是我想到，如要进一步论述中国人的“乐感文化”，尤其是这一文化在精英层的体现，那么，为李先生所不喜的周作人和张爱玲，也许恰恰可以成为最好的例证。
在说“乐感文化”时，李先生很喜欢举的一个例子，是“一人得道，鸡犬飞升”。得道的人在上天之际，所能想到的未来的神仙生活，还是离不开自家的鸡和犬，可见俗世的日常岁月，在他心目中几乎占据了永不可动摇的位置。张爱玲和周作人也是这样的，不管他们的文章如何雅，却总也离不开一种与生俱来的俗世情怀。明乎此，我们才有可能把握这两位颇具天才的作家的艺术风格和趣味特征，也才能真正读懂他们的一些看似清浅平实，其实内涵丰饶的文章。
先来说张爱玲。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张爱玲曾悄悄来到台湾，住了一段时间。当时接待她的年轻作家王祯和在二十五年后追忆过这段往事。他们在台北国际戏院对面的餐厅用饭时，张爱玲对隔开几桌的七八个妇女很感兴趣，轻轻地对王祯和说：她们大概是小学老师。王顿觉她的推断有理，因她们穿着朴素却又相当活泼。他带她游花莲市，她对街上陋巷酒家里的各色人物都充满兴趣。在风化区后面花莲最古老的城隍庙，她望着四根庙柱上的对联看了半天，然后很欢喜地说：“我知道，我知道意思了。”在花冈山看阿美族丰年祭，她看得顶认真。有舞蹈家上来递名片、谈天，说这些舞不好，如果给他编的话，可以更好。张爱玲私底下对王祯和说：“山地舞，要他来编干什么？”去花莲旅行时，王祯和奉白先勇之命带了一套完整的《现代文学》杂志送她，张爱玲说自己行李多，她沿途看完了就还他。于是，在他那开杂货店的家里，张爱玲捧着木瓜，一边用小汤匙挖着吃，一边看《现代文学》，那悠闲自在的样子，二十多年来，一直为王祯和所清晰记得……
我觉得这些回忆真切极了。只要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