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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多慈在桂林病了一场。思前瞻后，她不得不选择遗忘（当然这是违心的，也不可能的）。她狠下心来，中止与徐悲鸿的书信联系，却又带着无奈的心情与许绍棣恢复交往。两年后，孙多慈与许绍棣结了婚，生了两个男孩，大的叫尔羊，小的叫珏方，长大后都到美国留学，攻读数理学科，卓有成就。
四、孙多慈与蒋碧薇在南京的邂逅
1945年抗战胜利后，南京光复。蒋碧薇一年前已在重庆与徐悲鸿协议离婚，她分得丈夫的几百件价值连城的画作，心满意足。俩人在婚姻上的是非曲直，世人众说纷纭。
但这无损于画坛一代巨匠的形象，因为中统文化大头目张道藩介入其中，成了又一个“第三者”后社会舆论就更倾向于同情徐悲鸿，而徐在离异后已寻得解脱，不久，就与湘籍女学生廖静文结合，伉俪情深。1946年春，南京春雨绵绵，新绿渐浓，当孙多慈旧地重游，独自徘徊于鼓楼傅厚岗的坡路上和四牌楼中大校园内外时，心情惆怅而痛楚。据她遗留下的日记披露，她心中挚爱的人从来只有徐悲鸿一个。她从杭州来到南京这伤心动情之地，总渴望能与心上人再见上一面，但她明白这已不可能，据报载：徐悲鸿来南京小住月余后即去北平接办国立美专，再说他已获得了幸福……孙多慈打着雨伞，缓步而行，抚今思昔，百感交集。当她行至湖南路中央党部附近时却无意中看见了蒋碧薇，不由后退几步隐身街树后。这位讲究虚荣个性好强的妇人衣着华贵，神态闲适，她是从一辆小汽车上下来的，车主显然正是张道藩，他未下车，驱车开进中央党部大院。他与蒋碧薇早就半公开同居，倒也情投意合。蒋碧薇并没看见自己的旧日情敌，但孙多慈的心仍一阵颤抖，有些畏怯。十余年前在南京，蒋碧薇曾几次当众羞辱她，令她穷于招架，如今，一切都成为往事了，她感到自己与蒋碧薇都很不幸……孙多慈于1949年随丈夫许绍棣去台湾，她成了知名画家。徐悲鸿于1953年９月辞世于北京中央美院院长任上。此时远在海外的孙多慈惊闻噩耗痛不欲生，为挚爱之人守孝两年，此事至今广为流传。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后，孙多慈常客居美国，住长子许尔羊家。她在心灵上与同床共枕多年的许绍棣更加疏离，但仍维持夫妇关系，这也许注定了是一位不凡女性的人生悲剧。而许绍棣也无奈地默认了妻子心灵的叛离，但仍真心地爱着她。1975年孙多慈去世后，许将亡妻的作品一直珍藏着，有的如《玄武湖春晓》等一直挂在四壁上。许绍棣晚年信奉天主教，尤专心吟咏，从他的集唐诗中可看出对故乡的深情切念，如：“几多人物在他乡，枕绕泉声客梦凉，白首思归归不得，海天东望夕茫茫”，很悲凉。1980年许绍棣去世后与孙多慈的骨灰合葬于台湾阳明山。
梁思成的“档案情结”
？ 陆其国
上世纪二十年代，梁思成在国外求学期间，有一天惊喜地收到父亲梁启超从国内寄给他的一本《营造法式》。该书作者李诫，字仲明，宋代命官，司职监管公共建筑的建造和修复。此书手稿最初是梁启超的同时代人朱启钤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南京江苏省立图书馆找到的，朱于1915年曾任内政部长，负责修缮北京故宫，其间积累了丰富的建筑知识，且研究兴趣不减，《营造法式》手稿就是他退休后找到的，并将它重印。梁启超寄给梁思成的便是初印本。朱还由此创建了中国营造学社，旨在“破译”中国建筑学的“秘密”。1930年，梁思成从国外学建筑归来，也加盟中国营造学社，并任“法式部”主任，同样钟情于建筑文化的他的妻子林徽因则任“校理”，这对伉俪就此开始了他们的学术生涯。
搞古代建筑研究，少不得要进行野外考察，寻找古代遗迹。每次出发前，梁思成总要设法寻阅相关的地方志、档案史料，然后制作要前往找寻的目的地建筑目录，再拟定行程，最后做实地丈量和拍照，予以存档。正是这样的过程培养了梁思成的“档案情结”。
1933年秋天，梁思成赴山西进行田野考察，在大同以南约八十公里的一座小城听到在一个边远地方曾有一座“应州塔”，但现已改制，为确证此事，梁思成很希望能看到照片，他灵机一动，遂写信给“山西应县最高等照相馆”，希望能得到一张应县木塔的照片。结果如愿以偿。受此启发，以后他每从报上或通过其他途径获知有古代遗存，便写信给当地邮局局长，请他帮助搞到相关建筑照片，并同时附寄一小笔钱，以支付摄影师人工和材料费，他的建筑档案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建立并丰富起来的。不仅如此，梁思成甚至还能通过民间歌谣，从中敏感地发现相关线索，如前述“应州塔”，就是发端于“沧州狮子应州塔，正定菩萨赵州桥”这句民谣。
档案建立不易，梁思成当然也倍加珍惜。日寇入侵我华北，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被迫转移时，他们最为关心的就是完整保存好营造学社的宝藏，里面就包括建筑图稿、照相底片、笔记、书籍及其他相关档案资料。尽管这样，梁思成还是把照片和基本数据随身带着，以备不时之需。
对这些档案资料的珍惜，是梁思成对建筑文化的钟爱使然。建筑文化在梁思成眼里早已超越了国界，成为全人类的精神文化财富。众所周知，梁思成痛恨日本侵华，林徽因的胞弟林恒——一名中国空军即直接牺牲于对日空战中。但有着如此国耻家恨的梁思成，在得知二战中的美军炮火开始猛烈轰炸日本本土时，却立马赶到美军设在重庆的指挥部，向美军上校布朗森递交上一份日本文化名城奈良的古建筑图纸，并陈述保护奈良城的重要性。梁思成说：“要是从我个人感情出发，想到国人的苦难，我是恨不得炸日本人，然而，一种职业与历史责任感，让我冷静下来，建筑是社会的缩影、民族的象征，但绝不是某一民族的，而是全人类的结晶。像奈良唐招提寺，是全世界最早的木结构建筑，一旦炸毁，是无法补救的。”作家李辉在谈他从一篇描写梁思成保护日本奈良的报告文学中看到这段记载时说：“我不清楚报告文学的作者是如何了解到这番对话的内容，也许是一种文学虚构。但是，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虚构，是符合梁思成思想逻辑的合理想像。我相信它是真实的。”
梁思成对日本古文化建筑尚且如此，对保护自己国家的古文化建筑自然更是不遗余力。我们都知道，北京（当时称北平）解放前夕，曾经有两名解放军干部来到梁家，向梁思成出示了一张北平地图。他们对梁思成说，一旦傅作义不接受和平解放北平的方案，解放军就要采取强攻，所以想请梁先生把应该保护的文物古迹在军用地图上标出来，届时解放军将避免破坏这些文物古迹，即使用生命的代价，也要保全它们。这番话和这一举措使梁思成大为感动。他因此也对共产党的军队大为信奉，觉得重视文化的军队是大有希望的军队。据说后来他拒绝去台湾，和这样的认识极有关系。
建国后，梁思成被任命为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他对城市规划提出不少方案和建议，其中有限制城区工业的发展，以免污染环境和人口剧增，保存北京故宫、古城墙城楼等等，结果他的保留紫禁城建议被政府采纳。至于限制城区工业，当时一位北京市领导告诉他，一次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南望时说，将来从这里望过去，要到处都是烟囱。事后回想，毛主席表达这层意思，也许反映了他希望积弱积贫的中国能出现一个现代化的大城市的迫切心情。但梁思成听了却困惑了，处处都是烟囱的城市将是什么样子？好多年以后，梁思成袒露心迹：“我想既然我们要建设城市、发展城市，为什么不可以借鉴工业发达国家在城市建设中的成功经验呢？有人说他们是资本主义国家，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我认为正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更有效地汲取他们的经验，因为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有可能更有效地集中领导，集中土地，才能更好地实现统一的计划。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城市建设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业发展必然会带来严重的污染问题；复杂的交通问题；城市人口高度集中带来的居住问题；贫民窟问题等等。为什么我们不能事先防止呢？建国之初，北京市市长曾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我说：毛主席说，将来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处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