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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政治部三厅谋得职位。西行途次，王映霞与浙江省政府秘书李立民的五个女儿同行，李家大女儿李家应毕业于南京中大艺术系，这次是打算到汉口找个工作。她告诉王映霞，她有个同学好友名叫孙多慈，她父亲孙传瑗就在浙江省教育厅当书记员，孙多慈为陪伴父亲，这次就暂没有与李家应同行。接着，李家应谈了她所知道的孙多慈与师长徐悲鸿的恋情，断言绝不可能结合为夫妇，因为徐是有妇之夫。蒋碧薇曾留法，亦是经历过大世面的知识女性，她断不会以牺牲自己作为代价成全孙多慈。李家应几次托王映霞为孙多慈找个对象。王映霞这才想起她住丽水时曾多次见到的风姿优雅、气质不俗的“相门闺秀”，首先就想到为她与许绍棣做媒，遂不顾丈夫郁达夫（他是鲁迅的战友，一向厌恶许绍棣）的反对，张罗起来。必须要说的是孙多慈对父亲的这位上司也有些好感，欲寻找到乱世飘零中的依靠，否则她完全可以婉拒王映霞的做媒。她同意与许绍棣先通通信，增进了解，也认可了许有三个女儿的事实。尽管在她心灵深处仍思念着徐悲鸿，但她显然是务实的，又很想摆脱社会上闹得沸沸扬扬的“师生恋”的无形压力。再说孙多慈已二十五岁了，当时应已算上待字闺中的老姑娘了。她不能不做现实的考虑。
三、战乱年代的爱恨情怨
1938年3月里，孙多慈与父母逃难到湖南长沙，住在市区黄兴路附近小巷深处的小旅馆里，虽说还略有积蓄，但战乱年头，物价腾飞，胜于武汉三镇。一家三人心生烦忧。孙传瑗并不怎么清楚比他夫妇俩先期抵达长沙的爱女已与那时尚在浙南流亡政府任教育厅长的许绍棣建立了通信关系，在处朋友。只是他在丽水时已隐隐感觉到勤于公务整天忙得团团转的许厅长似乎对他这个小小书记员特别客气，处处关照，还安排孙传瑗夫妇住到建有防空洞的丽水中学校舍，以防日军飞机的日益增多的空袭。孙传瑗思女儿心切提出欲辞去公职去长沙。许绍棣立即批准，除命财政处支付三个月薪水外，又大笔一挥特批一笔补助金，是大洋八十元，令省教育厅官吏们无不咂嘴称奇，因为许绍棣平日自奉廉俭，并不怎么搞特殊化。他对办公经费控制甚紧，挺抠门儿，能省则省，政声尚可。当然，人们若是知道其间隐藏的秘密，恐怕是会生出些腹诽的。许绍棣还安排总务处两名精干的干部护送孙传瑗夫妇乘长途汽车去赣州，再转道水路去南昌，送至湘南的株洲才分手，令孙传瑗感激万分……而孙多慈的心仍牵挂着分离已大半年的徐悲鸿，她几经思想斗争，背着父亲给已在重庆中央大学艺术系继续执教的徐悲鸿写了封长信，表达了问候之意，诉说了思念之情，信中她称何去何从，尚在举棋不定，很苦恼。而徐悲鸿那时与妻子蒋碧薇的感情已接近于破裂，虽同住磁器口一宅院却分床睡觉。夫妇俩由常争吵而进入冷战，同乡前辈吴敬恒的朋友张目寒（美术家，安徽人，时任中央立法委员）等人都已懒得介入调解了。蒋碧薇先在复旦大学代课教授法文，后又去国立编译馆工作。她喜交际，在陪都上层官太太中有些人缘。她们都同情蒋碧薇的处境，指责徐悲鸿移情别恋，对家庭缺乏责任心。其实蒋碧薇与旧日相好张道藩的关系已日益密切，常私下约会，一同喝咖啡、跳舞，而徐悲鸿却因自己被抓住“移情”把柄在先而一直忍受了妻子感情的出轨与背离。他私下曾对留法好友郭有守（四川教育厅长）表示他早受够了，想离婚却又有些不敢，因为蒋碧薇很会造舆论，太不好对付了。他接到孙多慈的信后，偷偷地读了一遍又一遍，真是百感交集，恨不能立即去长沙与心上人相聚。但学校新学期已开学，他是艺术系主任兼中大校务委员，总不能抬腿就走呀。
于是徐悲鸿提笔以自制的水墨插画信笺给孙多慈写了封信，好言安慰，表示过些日子，他一定设法去长沙见面，当时国民政府各部委、中央军委会各厅处尚在武汉领导全国军民从事救亡图存的抗战事业，而一些与作战无关的机关已陆续西迁重庆了。徐悲鸿说是应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及负责人田汉之邀要到三厅从事宣传工作，于是他名正言顺地于1938年4月初，沿江东下到达充满同仇敌忾气氛的武汉，见了熟人、故交郭沫若等人。三厅负责抗战宣传，已集中了成百上千进步文艺界人士，王莹、金山、洪深、刘开渠等都在那儿，可谓才俊济济，抗日热情似火。徐悲鸿却只在武汉待了几天，作了十几幅国画留给三厅美术组的友人，用于义卖并以所得款项支援前方抗日将士（他觉得这样做才稍能心安），而后便转往长沙了。战乱中与温柔多情又贤淑的孙多慈在异地相逢，自然是倍感亲切。徐悲鸿心中的落寞与忧郁也就一扫而空了。一日，这对师生恋人在火宫殿小馆子里吃了顿油炸臭豆腐，外加苏南风味的肉馅馄饨，而后乘上一辆黄包车冒着淅沥春雨同游湘江北岸的岳麓山。在岳麓书院外古山亭上，孙多慈说了王映霞为她与许绍棣做媒一事，并说她已与许在通信，也接受了他从浙南托人带来的一笔钱，还帮许代购了一批长沙出版的抗战刊物寄过去，她坦承自己并非喜欢这个男人，下一步怎么办，连她自己也不知道，徐悲鸿心境黯然，一时也不知说些什么才好。他还是提醒孙多慈：“这个人我当年在上海见过，人并不很讨嫌、有些文人风度，在北伐战争中还立过功。不过，他因在民国十七年行文通缉过鲁迅而为世人所诟病。你没读过鲁迅、曹聚仁、郭沫若等人批判他的杂文与时评吗？”孙多慈苦笑着摇摇头说：“你是知道的，我对政治斗争一向很不感兴趣，我醉心的是美术是色彩，是形象与意境。吴敬恒那个党国元老，你的无锡老乡，搞反共可比许绍棣厉害得多啦，他是‘四一二’事变的主要策划者，敝同乡陈延年（中共早期领导人陈独秀的长子）正是被他告密而在沪上被捕送了命的，而你们夫妻俩一直与他过从甚密。在南京时，你们常邀他来家吃饭。你在鼓楼傅厚岗购地建别墅手头太紧，吴敬恒不也捐助二百银洋？我在丽水时倒是发现许绍棣热心于抗战事业，为办战时流亡中小学而不遗余力地奔走，从不讲究个人物质享受，浙省主席黄绍闳就几次公开表彰他。他对客居丽水的进步文化人士也给了不少关照，可见人是复杂的，不可因一事而论之，以偏概全。”
孙多慈话中含有为许绍棣辩护的意思，徐悲鸿一时也无话可说……过了几天，徐悲鸿一路把孙多慈和她的父母护送到广西桂林，拜托他的友人、时任省府总务处长的孙仁霖为他们在城内中山路上找了一家干净的旅馆安顿下来。孙仁霖早年毕业于广西大学，喜爱书画，一向崇拜大画家徐悲鸿。他置办了丰盛的宴席为徐悲鸿和孙多慈一家人接风洗尘。这令孙多慈感到很有面子。接下来她带上画夹天天跟着情人外出游玩写生。俩人相依相偎，泛舟清碧的漓江上。“桂林山水甲天下”果为不虚，江流曲折，波平浪静倒映出两岸的奇峰峭岩。
江光山色，移步换形，充满诗情画意，这对情侣重又寻回了几年前在南京秋天月夜同游古台城上、泛舟玄武湖上的感觉，沉浸在幸福意境中，早将各自的烦恼抛在一边。孙多慈表示她愿意再等一年，待徐悲鸿与蒋碧薇协议离婚后，即与他同结连理。至于浙江的许绍棣那边她可以随时写信回绝的。徐悲鸿顿时又被苦恼所支配，离婚就那么容易吗？在桂林期间，孙传瑗终于不想再对女儿和徐悲鸿的“师生恋”保持沉默。他是恪守旧礼教传统观念的人，一日他支开妻子和女儿，单独邀徐悲鸿谈心，明确指出：“古人云：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小女是你的学生，这层师生关系无论如何不能够改变。浪漫情事总应有所限制。你即使以后与太太离异，我也不能同意小女嫁给你，我不愿被别人在背后指点。你的关照与相助，我日后自当设法相报。只是从今日起，请你能体谅我们的处境，你还是速回重庆教书吧，你的学生们需要你”……徐悲鸿很有些尴尬，也实在找不出辩驳的理由，表示自己会三思而行。次日，孙传瑗夫妇便严格限制女儿的行动，不让她再出去。徐悲鸿在五月初只得怏怏离开桂林，经贵阳返回重庆沙坪坝……孙多慈在桂林病了一场。思前瞻后，她不得不选择遗忘（当然这是违心的，也不可能的）。她狠下心来，中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