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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美丽、完整与稳定性的生命共同体。正是因为大自然具有这样丰富的精神价值，我们才要走出人类中心主义，平等地对待大自然，和环境、和大自然建立起一种和谐的关系——这些，也正是生态伦理学思想的核心所在。
读这部作品，我能够明显地感觉到一条精神链条的存在。梭罗、利奥波德等生态运动、环境保护主义先驱的名字和思想一再被作者提及，不独是表达对这些前辈们的敬意，也不独是其著作与他们的著作有一种传承性，更是由于贯穿于他们的思想之间的是一种共同的精神关怀。他们都是怀着对于大自然的爱，努力呵护着大自然的完整和尊严。而这样做，也就是为人类的幸福而守夜。作者描述了人和大自然关系的理想状态：“这种拥有不是征服，而是保存；不是武断，而是容让；不是贪欲，而是爱。”
从这样的意义上，作者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职业信念：“我觉得，一个人如果对地球生命共同体——这个我们生活和行动于其中的、支持着我们生存的生命之源——没有一种关心的话，就不能算作一个真正爱智慧的哲学家。”这是一个富有强烈的责任心的知识者的心声，也是其哲学研究走向荒野的最根本的动力。
抗战时期宪政运动与第三种力量
——读闻黎明《第三种力量与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
？ 严 泉
闻黎明先生的《第三种力量与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是近年来国内不可多见的一本研究抗战时期第三种力量（中间势力）政治活动的专著。该书以史料见长，不少篇幅涉及到抗战时期两次宪政运动，过程叙述相当精彩。不过遗憾的是，该书在对史事平铺直叙之时，却很少深入挖掘政治现象背后的复杂原因。同样地，在近年来学界陆续出版的一些有关中间势力精英人物的传记文章中，出于历史的原因，人们也多是同情他们后来的政治遭遇。但是，回顾抗战时期的宪政运动，我们不难发现，这一时期恰好是中间势力领导人的黄金时代，他们的民主宪政理念在当时盛行一时。然而迟至今日，当人们在津津乐道那两次宪政运动时，却很少有人能够不为尊者讳，仔细发掘当年宪政改革口号背后的利益诉求，进而认真反思抗战时期宪政运动的得失经验。
在宪政制度设计方面，“期成宪草”一般被认为是抗战时期第一次宪政运动（1939～1940年）的唯一成果，是当时中间势力借鉴西方代议制度，对“五五宪草”进行了一次较大的修改，初步实现了从“五五宪草”的总统制到“期成宪草”的议会制的转变。不过，很少有人提到，“期成宪草”矫枉过正，最后形成的“议会制”却是一种有缺陷的宪政制度，主要是在权力制衡方面存在较多问题，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间分立有余，制衡不足。
例如，“期成宪草”在设计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时，作为民意机关的国民大会及议政会对总统及行政院的制约是单向的，没有形成双向的均衡关系。主要表现为：1．罢免权。国民大会选举、罢免正副总统，亦可罢免经总统任命的行政院、司法院、考试院院长。2．同意权。总统经议政会议决方能公布法律案？熏并得依法行使宣战、媾和、缔结条约及大赦、减刑等职权，依法宣布戒严和解禁。3．不信任权。议政会通过对行政院正副院长及各部委长官的不信任案时，上述行政官员即应去职。4．弹劾权。议政会通过监察院提出的对行政院正副院长的弹劾案时，被弹劾的院长即应去职。5．议政会受理监察院提出的对正副总统的弹劾案时，总统应即召集临时国民大会，以作出罢免与否之决定。以上五点表明，总统及行政官员在诸多方面受国民大会及议政会的有力制约。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总统牵制议政会的权力却是乏力的。虽然“期成宪草”规定对于议政会通过的行政院正副院长的不信任案，总统有不同意权，可由总统召集临时国民大会为最后之决定。如国民大会否决国民大会议政会之决议，则应另选国民大会议政会议政员，改组国民大会议政会。不过在实际政治中，很难想像与议政会同属立法机关的国民大会能够否决议政会的决议，所以总统的这种间接否决权，并没有多大的实际作用。
更重要是在立法与行政两权关系中，与议会不信任权形成制衡关系的总统解散权却没有明确规定。在议会制度中，为确保立法与行政两权之间的平衡，针对立法机关的不信任权，行政机关同时保有解散议会的权力。“解散议会成为内阁责任的对应物。这样就建立起行政与议会之间的制衡，因为如果议会解散政府，政府也可以解散议会作为回敬。这就使内阁能够避免完全屈从于议会。而使两个相互反对的力量多少旗鼓相当，这才会造成两者之间可能和必要的合作。”〔1〕
立法权与司法权的关系也是如此。在“期成宪草”中，议政会只要通过监察院提出的对司法院正副院长的弹劾案，则正副院长即应去职。而且国民大会及议政会创制、复决的法律一旦生效，司法院就必须执行，除非它被宪法解释委员会宣布为违宪。但是司法对立法权的制约同样没有实际意义。“期成宪草”规定的宪法解释权并不是司法院单独享有，而是掌握在宪法解释委员会手中，司法院只是宪法解释委员会的三名成员之一，同样地国民大会议政会也是其中的成员（第三位成员是监察院）。这种规定，与一般宪政民主国家都是将宪法解释权作为一种司法权力，让最高法院或宪法法院等司法机关单独行使的做法截然不同。由于司法院在宪法解释委员会中并不占有多数地位，这就使得司法机关在审查法律是否违宪的处分权上大打折扣。
“期成宪草”在立法权制度设计方面，依然延续了民国初年《天坛宪法草案》的某些做法，主要是为了防制行政权过大，过分突出立法权的地位与作用，从而违背了分权与制衡的基本宪政原理，不切实际地形成了立法（国会）至上，权力之间缺少互相制约的关系，行政权对立法权不能发挥平衡作用，司法权对立法权也不存在制约作用，立法权却可以过度侵占行政权与司法权，凌驾在两权之上，形成立法对行政、司法权力单向的制约关系。在这种体制下，不仅国民党的党治将难以持续，而且国民党的权力亦将受到严重束缚并被置于强有力的监督之下而难以再为所欲为。
因此，国民党对此的反应可想而知。1940年4月，在第一届五次国民参政会上，许多国民党参政员反应强烈，蒋介石本人也“对于宪草中牵制政府势力之规定表示不满”。据梁漱溟回忆说，当时蒋介石的态度之强硬“为向来所少见”，蒋在即席演说中不但批评该案“袭取欧西之议会政治”，与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完全不合”，进而指责“期成宪草”“对执政之束缚太甚”，实“不能施行之制度”，“今后国人如以国事倚畀于人，亦就不要束缚人才行”。
在翌年10月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后公布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中，一些政治主张也相当积极。如第二条要求当局实践民主精神，结束党治，在宪政实施以前，设置各党派国事协议机关；第六条主张军队属于国家，军人忠于国家，反对军队中之党团组织，并反对以武力从事党争；第七条强调在党治结束下，应严行避免任何党派利用政权在学校中及其他文化机关推行党务；政府一切机关实行选贤与能之原则，严行避免为一党垄断及利用政权吸收党员；不得以国家收入或地方收入支付党费；取消县参议会及乡镇代表考试条例。这其实是对国民党统治合法性的全面否定，无异于宣判国民党训政体制的死刑。张群曾对梁漱溟说：“老实对你讲，国民党的生命就在它的军队，蒋先生的生命就在他的黄埔系……你向谁要军队就是要谁的命！”
但是中间势力并没有停步不前，相反在1941年11月开幕的二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上，民盟按照成立宣言与政纲目标要求，提出了《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建立建国基础案》，直接向国民党方面提出了政治民主化的要求。其中在改革目标方面，要求“政府明令于最短时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在立法权方面，要求成立战时正式中央民意机关，其职权必具备现代民主国家民意机关最基本的本质；在政党体制方面，要求“任何党派不得以国库供给党费”。�